凤凰网CEO刘爽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在春光明媚的春天来到纽约，来到哥大。27年前我申请来美国的法学院读书时，哥大也是我优先的选择，但杜克给了我全额奖学金。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奖学金，中国学生很难获得美国签证，所以很遗憾，今天我不能以校友的身份站在这个讲堂，也因此我怀着更加谦卑之心，来这里分享今天的主题。
随着30年来中美关系的巨大变化，经济和社会的消长，今天赴美的中国留学生有奖学金而来求学的比例反而是少数了。中国的媒体也在过去30年经历了巨变，在今天这个轻松的周末，我不想引用那些枯燥的数据和理论，仅仅举几个事例。上周曾经的中国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先生逝世，在一篇悼念他的文章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1983年第一届春晚，为邀请一位港台明星张明敏，专门请示了主管部门，让有关方向如临大敌。那是港台明星第一次以直播形式参加大陆的春节联欢晚会。在今天，别说春晚，任何一个大型综艺晚会，如果没有几个港台明星助阵，那还能是晚会吗？
还记得80年代我们上大学那会，晚上宿舍熄灯后，大家人手一台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媒的报道，获取稀缺的资讯。今天短波收音机早已消失，根本不用翻墙，即便在微信、微博里，各种各样的信息、话题无所不有，当然也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记得在本世纪初2002年时流行过一种说法，就是渠道为王。当时如果能盘下一张报纸一个杂志一个电视台的时段，承包栏目，制播分离，那是非常牛的事情。但现在渠道早已泛滥，人人都能开号，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一个大V号的粉丝数、阅读数，可能超过一个省级机构媒体，甚至全国级机构媒体。这是一个人人可以出版，人人可以当记者当总编辑的时代。
01
社交媒体对新闻传播的颠覆
跟全球的变化规律一样，中国媒体也出现了两个阵营的此消彼长。一个是传统媒体，报业很不景气，很多报纸已经停刊。除了中央电视台和个别的省级卫视，整体电视台的收入和收视，也遭遇了极大挑战。门户网站也一样，已经是夕阳产业。而另一边，新兴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正在蓬勃发展。微博颠覆了言论的空间，微信改变了熟人间的社交，今日头条代表的信息流彻底推动了去中心化的信息发布方式，抖音代表的娱乐APP，真正把娱乐至死，消遣至上推向了极致，颠覆了内容的消费。在飞纽约的飞机上，我看到FB上的一篇报道，说前天印度政府因为涉及情色等违规内容，决定把抖音从Google和苹果商店下架。这真是历史的轮回，百年前清政府为了拒绝鸦片在中国的倾销，引发了鸦片战争。百年后我们中国的娱乐上瘾产品，因为内容问题，在海外受到了抵制。这肯定不会引发战争，但最后诉的讼结果，值得我们媒体人拭目以待。
在中国的新媒体中出现了几个有意思的趋势，一个就是网易为代表的“无跟帖，不新闻”，很多网民看新闻除了标题就是看各色各样让人捧腹的跟帖，有人戏称为“爬楼”。还有“无社交，不阅读”，现在大家看书看文章，都关注有多少好友看过，什么时候有什么人在朋友圈晒过。很多热点的报道之后，必然跟随一个民调，热点事件民意能瞬间呈现，当然一不留神，也会形成民粹绑架决策，川普的冒出，英国的脱欧，也许就是网络助推民粹的极致，这是政治家必须面对的，谑称“无民调，不热点”。当然还有在自媒体中风行的“无争议，不策划”，以咪蒙为代表，篇篇爆款文章都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议论和争议，当然被关闭也是严格监管下必然的宿命。
在这些喧嚣背后，还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就是“假新闻，后真相”。这两个词分别被两大英文词典列为年度关键词，反映了网络上各种谣言、假新闻被社交媒体广为传播，后续又被专业媒体证伪的乱象。“假新闻，后真相”的背后是中国媒体生态的分野，与传统媒体严格监管、严肃严谨、正能量、政治正确的生态不同，中国的社交媒体呈现出境内外各种信息无所不有，话题没有禁忌，真假消息难辨，甚至充斥着谣言，野蛮生长的复杂状态。虽然有关键词屏蔽，人工智能对图像审核等等监管办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监管永远和技术手段在赛跑。一方面，我们要剔除谣言。另一方面，为什么谣言有市场，为什么人们明知很可能是谣言，还愿意去阅读传播，甚至相信？这是给监管者提出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每一个新闻从业者拷问自己。回归捍卫新闻的真实，增加报道的透明度，重塑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这才是让谣言没有市场的正道。如果我们没有真相，又如何追求真理？在这方面，中国的媒体人依然任重道远。
02
AI驱动的信息流时代的人文坚守
颠覆传统媒体的第二股力量，则是人工智能支持的信息流业务。算法根据你的点击行为，绘出基于你兴趣点的用户属性画像，基于这种读者画像，对你进行投其所好的信息推送，结束了传统门户时代的千人一面，开启了千人千面的信息阅读体验。这种去中心化，多点对多点的信息传播，将构成一个总编辑、编委会被弱化的全新的信息发布流程。
由于信息流业务的商业模式建立在追求点击率、用户时长、转化率之上，因此必然造成媒体的内容发布逻辑，从引领变成迎合。这里有三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个现象是信息茧房或者叫信息孤岛化，基于对你的用户画像的精准捕捉，算法倾斜性加速度的投其所好的给你推荐你喜欢的内容，久而久之，你从信息流所获得的知识，将越来越狭窄。
第二个现象是标题党，为唤起你点击的欲望，获得更好的流量数据和广告数据，人工智能会优先筛选出可能获得你更高点击率的文章，甚至有的企业用算法去优化标题，但往往文不对题，阅读完成率很低，更不要说读完后，用户有什么分享和收藏的欲望。
第三个现象是一个更深层更可怕的趋势，就是把我们每人每天需要的品质阅读体验，转化成纯粹的娱乐和消遣。
我们凤凰网总结过，一个人每天对信息的获取，无非是三个方向，资讯的获取，兴趣的满足，娱乐的消遣。毫无疑问，前两者是有负担，有养分的，后者是无负担最轻松的。基于刺激你点击和使用时长的内容推荐逻辑，实际把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价值判断和伦理观点，完全让渡于算法，无形中会压缩了你的资讯获取，对品质阅读的消费，极大扩张了你的娱乐消遣时间。你的阅读习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你的品质阅读时间，对未知世界的了解，对有价值信息，有负担的阅读的体验，被极大地压缩。数字媒体APP成为一个奶嘴，读者变成了一个巨婴，陷入了一种吸毒似的阅读消费体验，这真的可悲。
算法逻辑基于人性弱点的疯狂推荐，背后隐藏的是后现代社会的弊病。《马克思1848年哲学经济手稿》里谈到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马克思韦伯在《新教原理与基督教精神》谈到工具理性对效率追求，实际是对价值理性的蚕食，他们从哲学的高度预见了后现代社会的阅读方式被人工智能颠覆的隐忧。李泽厚先生在《80年对话》提到如果说500年前的文艺复兴，把人从对神的臣服中解放出来，也许我们需要第二次文艺复兴，把人从互联网的垄断中解放出来。我觉得结合AI时代，我们将面临如何把人从算法的专治中解放出来的课题，不是让人更屈服于算法，而是坚守人文精神，让算法更有人的细腻、深刻和有温度。
在算法时代，凤凰网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率先提出：我们不会一味迎合人性的弱点，从而失去对内容价值的信仰。我不会声称算法没有价值观，就放弃对媒体理想的拥抱。我们不会因为网络世界低俗化的趋势，就放弃对文明世界的追求。这些理念在我们编辑对热点的运营，对精品文章的审核和梳理，以及在自媒体生产建设中，都将充分落实，真正给冰冷的算法，注入人性的温度，让技术肩负媒体的责任。
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20年来，自己走过两岸三地不少地方，积累了一些观察。我记得97年前，亲人由于工作关系去香港。我问他香港的媒体生态怎么样，他说茶餐厅的苹果、明报上整版整版全是负面新闻，讽刺甚至谩骂，需要特意买份大公报、文汇报来读，才能化解心中的憋屈。后来他去新加坡，我问他新加坡的情况好多了吧。他苦笑着说那是好多了，整个舆论管控严格规范，但坦率的说文报纸比较幼稚。我问与国内报纸比是一个什么水平，他打趣说基本比中国少年报稍强吧，当然那是20多年前。
后来我自己经常到台湾出差，有次在晚上黄金时间，发现几个台湾电视台都在直播一位台湾名厨在情人旅馆开房的新闻，记者发布会长达两三个小时，一直没有间断。我当时就想，在这样的新闻生态下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的视野，什么样的品格，什么样的竞争力。我自己当年在纽约华尔街工作时，每天都读《纽约时报》，当时周末有一个整版的版面，专门刊载市民、普通人，他们亲朋好友的去世讣告，结婚的喜讯等等。简短的哀痛、庆贺的文字中洋溢着每一个个体生活中的喜乐与哀愁，幸福与悲伤，非常平凡，但温暖真挚，感人至深。
某种意义上，一个城市被一个卓越的媒体加持、升华了。后来回国，我专门创立了一个品牌栏目“暖新闻”，聚焦一个个平凡人物守望相助、逆境奋斗的故事。可以不夸张的说，一个人每天看什么样的新闻，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决定了他的视野、认知和情操，一个民族被什么样的信息所环抱，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素质和竞争力，当然也影响伟大复兴的进程。做媒体人尽管在社交媒体和AI驱动信息流的颠覆下，面临新的挑战，但我们理想的旗帜不能褪色，媒体责任依然重如泰山，我们必须对肩负的使命心存谦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敢懈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