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永远铭记的悲伤一日。1965年3月10日下午3时07分，市中心的乌节路，一声巨响震撼了路边地标性建筑——麦唐纳大厦。
大楼建于1949年，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率先实现全封闭冷气的现代化建筑，澳大利亚高等专员公署与日本领事馆均设于其中。1到9层的玻璃全部破裂，一扇电梯门被炸飞。楼梯和附近房间之间的墙壁被完全破坏，从路边可以看见楼内停车场。底层大厅，石膏和碎砖雨点般落在正忙于收拾材料的汇丰银行雇员身上，2名华裔女性雇员当场死于非命。1名马来裔司机伤重昏迷，后送医不治，还有33名平民受伤。
新加坡举行大搜捕，4天后，2名印尼现役突击队员——哈伦·萨义德和乌斯曼·本·哈吉·穆罕默德·阿里被捕，时年分别为21和23岁。直到被抓获时，他们仍然穿着便衣，而非军服，并谎称自己是行商，这成为后来定罪的重要证据。
调查显示，炸弹中的硝化甘油达到9至11公斤重。硝化甘油能量密度是TNT的1.25倍，10公斤的硝化甘油威力以装药50克的手榴弹计算，相当于2500枚手榴弹爆炸。什么力量驱使两名军人对平民大开杀戒？新加坡此时尚是马来西亚的一邦，而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均以马来语为通用语，又是什么动机使得战后刚独立的两个文明亲缘国家走上激烈对抗之路？
1965年，新加坡乌节路，麦唐纳大厦爆炸现场。
沸腾的战后南洋
1942年新加坡陷落于日军前，南洋的秩序似乎坚如磐石：东南亚群岛部分，从西面的苏门答腊岛至东面的荷属新几内亚，几乎都是荷属东印度治下。只有两处岛屿例外——小小的葡属东帝汶，以及北婆罗洲。位于后者的沙捞越、沙巴、文莱，和马来半岛的马来亚、新加坡一样，都处于强有力的英国影响下，处处讲求秩序、实力与效率。
战后，南洋一跃成为各方势力与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逐鹿之所。日本在战败前扶持的印度尼西亚（“兰印”）民族主义势力一举登上政治舞台，在荷兰人被迫撤退后成立了中央集权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本来是一个由万岛组成的区域，各大区域的民族、宗教信仰、语言、历史均千差万别，唯一共同点是曾归属于荷兰人治下。国语印尼语属于苏门答腊北部方言，和马来语极为近似，却不属于大多数印尼人的母语。
不仅如此，在1920年代随着民族主义思潮兴起，苏丹伊德利斯师范学院青年师生提出了“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概念。他们认为马来群岛都是由单一种族构成，族群间拥有类似的语言、宗教和文化思想，试图把全南洋囊括在一个国家之内，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文莱、沙捞越、沙巴、东帝汶等，至今印尼国歌仍然以《大印度尼西亚》为名。
这一做法和历史上的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一样，将文明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混为一谈，无视历史形成的疆界和国际法上的权利。印尼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苏加诺，面临如何统合这个地域广阔、区域差异性极为巨大的疆土。他选择的方式是向广大群众发表滔滔雄辩，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纪念碑与公共建筑。
苏加诺的真实权力支柱是印尼两大政治实体：印尼陆军与印尼共产党。为了在东西方之间左右逢源，他杜撰了名词“纳沙贡”（NAKAKOM），即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将本来互相排斥的三者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任何固定的意识形态，都可能会束缚他的手脚和即兴的统治艺术。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旗手，他和南斯拉夫的铁托、埃及的纳赛尔一起，深谙不结盟的好处，可以在美苏争夺第三世界支持的竞赛中左右逢源。1949年，苏加诺因为镇压左派力量，被美国认为是可以扶持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美国以切断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为抓手，强迫荷兰承认了印尼的独立。
战后的印尼以近1亿的人口和沟通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要冲地位，成了两大阵营极力争取的对象。1946年到1963年，美国担心苏加诺政权倒向苏联，向印尼提供的各类援助达8.04亿美元。苏加诺想要更多，为了根除帝国主义在南洋的痕迹，他需要一支强大的海空军。与此同时，面临中苏决裂的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一个新的东方盟友。1960年，印尼陆军参谋长出访苏联，受到热烈欢迎，苏联同意提供5亿美元军事贷款。
苏加诺趁机向赫鲁晓夫提出帮助收复西伊里安的要求，对方慷慨答应。这片土地又称为荷属新几内亚，该地区从人种到文化均属于美拉尼西亚，荷兰以此为由认为此地不应当属于印尼，策划让其自治后独立。但苏加诺认为这是属于“NEKOLIM”的阴谋——这是他的又一术语，用于指代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苏联武器源源不断南下。此后，1艘“斯维尔德洛夫”级万吨巡洋舰、12艘613型潜艇（北约代号“威士忌”级）、14艘驱逐舰、8艘猎潜艇、20艘导弹艇和几艘鱼雷艇、炮艇等在短时期内入役，使印尼一跃拥有亚洲第二大海军。印尼空军装备了图-16轰炸机、米格-21战斗机等先进机种，其中部分图-16为KS型，可以携带苏联战后第一代空舰导弹，是专门为对付荷兰海军而派出。
印尼空军的装备优势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西方国家。图-16属于战后第二代轰炸机，级别、航程、载弹量等性能均压过澳洲拥有的老旧“堪培拉”轰炸机一头，这一“轰炸机差距”导致澳洲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屡遭反对党攻击。为此，1963年澳洲立即订购了还没试飞的F-111战斗轰炸机，就是因为这一机型足以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带弹飞往雅加达投弹后返航。
更妙的是，这些苏制潜艇与轰炸机的乘员多为换上了印尼制服的苏联军人。赫鲁晓夫的妙计是，这样既能不触发世界大战，又能打击身为北约国家的荷兰。美国肯尼迪政府由于担心开战会导致苏加诺全面倒向苏联，极力压荷兰撤军，最终苏加诺以战争边缘策略再次行险成功。他于1962年不费一枪一弹将荷属新几内亚纳入版图，改名伊里安查亚省，当年也被他命名为“胜利之年”。
“摧毁马来西亚”
激进的外交，带来的是内外交困。苏加诺对经济学不感兴趣，贬低为“数豆子”。他的经济政策以“有指导的经济”命名，具有鲜明的反帝特征。比如印尼政府在1957年“接管”印尼航运业中的巨头荷兰皇家轮船公司，但故意模糊这是“国有化”还是“没收”。如果荷兰在西巴布亚配合，则“荷兰资本家方面有希望按照印尼的能力和印尼政府规定的条件得到赔偿”；反之则一分钱都得不到。随着400多家荷资企业被没收，传统的技术、资金输入管道被掐断。对华人商人阶级的排斥，使得城乡贸易断流，大米堆在乡村腐烂，而城市忍饥挨饿。印尼1960年尚有3亿美元储备，而到1961年下半年仅剩0.1亿美元。1961年印尼入超151亿盾，次年同期入超180亿盾。
反观印尼的南洋邻居，形成鲜明对比：1957年以来，马来亚经历了经济的持续繁荣。1963年，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79美元，印尼只有80美元。马来亚出产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橡胶与锡，而新加坡则是世界第四大港口。“一个有相同种族、说相同语言、面积更小、资源更少的国家正在取得成功，而印尼一无所有。”这一事实无疑让雅加达难以接受。而苏加诺的格言是：“一个国家始终是需要敌人的”。
接替荷兰帝国主义者的敌人很快就出现了。1961年6月，由于担心新加坡被激进势力接管，从而在自己附近又出现一个古巴，马来亚首相拉赫曼亲王提出设想，在演讲时提出将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沙巴、文莱合并在一起，建立“马来西亚”的设想。马来亚联合邦已经于1957年独立，新加坡于1959年成为自治领，而后三者还是英国位于北婆罗洲的殖民地。
新加坡支持这一倡议。英国麦克米伦政府任命委员会进行研究后，于1962年8月在下院宣布，新的马来西亚联邦将于次年成立，英国政府将把沙捞越、北婆罗洲和新加坡的统治权移交给新联邦。这是因为吉隆坡政府此前表现出成功压制激进力量，尊重自由企业制度，新联邦无疑将是英国体面退出东南亚、又能安置昔日伙伴的好机会。
这一消息刚宣布，就刺激苏加诺重拾“大印度尼西亚”的夙愿。印尼以当时的海空军实力，兼有拥兵40万之众的陆军，无疑是东南亚头等军事大国；而直到1968年新加坡才装备坦克，马来西亚连坦克都没有，军力无足轻重。英国在加里曼丹岛（印尼对婆罗洲的称呼）的殖民地，更是和西伊里安一样，都被视为是帝国主义残余，完全应当并入印尼领土。不仅如此，考虑到经济落差，雅加达还担心，与马来亚和婆罗洲有着密切种族和文化联系的印尼苏门答腊岛与加里曼丹岛会脱离印尼，加入马来西亚。
1963年1月20日，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表示，印尼将实行针对马来西亚的对抗（Konfrontasi）政策。这一词又来自苏加诺的发明，他力图重演西伊里安的成功经验，认为英国实力不足以长期维持军事对抗态势，可以通过战争边缘政策实现自己的目标。2月13日，苏加诺在群众聚会上高呼“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印尼被包围了”“印尼反对马来西亚”。印尼人民协商会议议长阿鲁季表态：“马来西亚不仅构成对印度尼西亚的包围和威胁，而且也是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实现战争阴谋的帮手。”
对抗立场得到了印尼内部另外两大势力——印尼陆军和印尼共产党的理解与支持。陆军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预算，印尼共趁机提出要建立陆海空警之外的第五大力量，归自己掌握。5月，苏加诺故技重施，将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国有化，麦克米伦首相哀叹：“五千万镑的财产在一天内就化为乌有”。
联合国在此时介入，马来亚、印尼和菲律宾的观察员在场的情况下，在沙捞越和沙巴举行民意调查。1963年9月1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两地的绝大多数人民支持成立马来西亚联邦。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
2天后，愤怒的印尼群众焚烧了英国驻印尼大使馆。在各地，“工会”在默许下纷纷企图夺取英资企业的财产。9月20日，印尼政府宣布把英国所有在印尼的企业都置于“保护性监督”之下。25日，苏加诺发布了“粉碎马来西亚（Ganjang Malaysia）”的命令。英国和马来西亚在印尼的大使馆的门上，贴满了爱国群众用大红字写的大字报，口号包括“嚼碎英国人，没收他们在印尼的财产”“嚼碎英帝国主义的傀儡拉赫曼”“粉碎马来西亚”。
1965年，新加坡乌节路，麦唐纳大厦爆炸现场。
踢到铁板
早在“群众”行动前，印尼“志愿军”的军事行动就开始了。苏加诺声称，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新殖民主义阴谋，而印尼将在“1965年1月1日太阳升起之前”粉碎这个阴谋。1963年4月11日晚间，60至75名袭击者攻击了沙捞越一个警察局，杀死一名警官，并偷走武器，返回印尼边境。这被视为“印尼-大马对抗”中武装行动的开始。
出乎苏加诺预料，婆罗洲大部分人仍然对吉隆坡的新政府表示忠诚，苏加诺一直没能策动起有效的叛乱。而且该地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到80%，大部分军事行动注定只能是班排级规模，最高不过连级。
在东马未能得手，苏加诺又把手伸向西马即马来半岛。8月，印尼正规军率领的游击队员从海上潜入柔佛西岸的笨珍，成员包括从马来亚与新加坡招募的数百名华人志愿兵。这支军队被马来西亚保安部队击溃。9月2日，印尼伞兵和“志愿兵”在柔佛中部的拉美士小镇以东森林降落，同一天，马来人和华人开始发生多次种族骚乱，政府宣布新加坡进入紧急状态。印尼开始第二轮空降入侵。大马副首相在9月9日飞往新加坡，在当地告诉记者，政府揭发了印尼策动在新加坡制造动乱及种族冲突的阴谋。
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伊斯迈医生申诉，马来西亚已经成为雅加达“明目张胆及不可原谅的侵略”的对象。印尼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苏惹沃以斩钉截铁的革命外交口径回答称，他的国家可以根据意愿对待邻国。他还说，对印尼来说，马来西亚并不存在。几个月前，美国出于拉拢印尼、不要再进一步向中苏靠拢的角度考虑，对印尼侵犯马来西亚的立场模棱两可。如今这样的表态也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无法容忍：“印尼已经触碰到底线了。”
对新加坡，印尼主要是以发起城市恐怖袭击为主。印尼的破坏分子本来受训的目的是攻击军事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但这些地方守卫森严，他们就转而无差别放置炸弹，旨在恐吓公众、扰乱秩序。到1964年，炸弹袭击变得极为频繁。为帮助军警守卫新加坡，新加坡民众自愿组织起义勇军，1万余人主动应征，学校学生们则要接受针对炸弹的训练。政府警告市民，不要在建筑或者街道捡起任何看起来可疑的包裹。尽管英国人多方守卫，仍有小股破化分子潜入新加坡放置炸弹。到1965年3月，共有29枚炸弹在新加坡爆炸，其中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影响最大。
眼看联邦摇摇欲坠，这时伸出援助之手的是英联邦远东战略后备队（Far East Strategic Reserve，简称FESR）。1953年，英国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倡议建立这支机动部队，旨在保卫英联邦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免遭内外敌人颠覆破坏。部队包括海陆空三军，其中的步兵旅由英、澳、新三国各出1个步兵营组成，还编有航母战斗群与轰炸机、战斗机中队。马来亚独立以来，根据与吉隆坡签署的防务协议，英联邦远东战略后备队负起防卫任务。这项协议随后扩大到包括新加坡。但这支军队需要得到马来西亚政治领导人的正式要求，方能启动。拉赫曼亲王发出援助请求后，部队立即开始行动。
英国廓尔喀兵开入拉美士制止印尼入侵，皇家新西兰兵团第1营和皇家马来亚兵团在柔佛附近扫荡。皇家空军的“标枪”战斗机在上空巡逻，防止印尼再度空降。“猎人”战斗机从新加坡皇家空军基地起飞，在拉美士东区侦察印尼入侵者。英军的“警犬”防空导弹系统在新加坡启动。
一连几天，皇家海军还曾慎重考虑调动“胜利”号航母与两艘驱逐舰驶入印尼心脏地带的巽他海峡，苏加诺一直恫吓要关闭位于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间的这条国际水道。皇家海军在最后一刻改变决定，让舰队通过比较无争议的龙目海峡，从而使双方避开擦枪走火、引发大战的危险。
其他英语国家也纷纷跟进。当时的澳洲民意测验显示，62%的民众认为马来西亚如果遭到印尼攻击，澳洲应该支持马来西亚。1964年12月，华盛顿派遣军事代表团去吉隆坡，给马来西亚军事援助。
印尼本来的意图是通过施加军事压力，削弱英国防卫马来西亚的意志，并且在军事上拖垮英国，没想到英国保卫大马的意志坚决。1965年1月，英国“鹰”号航空母舰开入新加坡，并且和其他2艘英国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等在印尼和马来西亚间的海面上巡逻。英国“火神”战略轰炸机也驻场马来西亚，震慑印尼。
早在此前，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印度洋，对印尼实施遏制。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发表声明：“如果印尼继续强化其针对马来西亚的对抗政策，进而达到可以被界定为侵略的程度，美国将不得不终止对印尼援助”。
自从印尼宣布对抗政策以来，美援从1963财年的1.22 亿美元锐减为次年的4700万美元，1964年又减到1500万美元左右。苏加诺宣布承认北越后，美国终于暂停了援助。1965年，印尼外债高达24亿美元，信贷已经耗尽。政府将印尼盾1000盾贬值为1盾，通货膨胀仍没有停止，大批难民逃亡澳大利亚北部。群众上街的主题发生了变化，“降低米价”“撤掉愚蠢的部长”“打倒苏班德里约”口号在游行队伍中不断显现。
得不偿失的对抗
英美的干预和内外交困，使得印尼陆军一部分高级军官深感忧虑，陆军战略预备司令部苏哈托少将，背着政治当局，就停止对抗事宜与马来西亚方面秘密接触。1964年3月，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与美国驻印尼大使谈话时表示，对抗正在伤害印尼，而不是马来西亚。许多人认为：“如果要做任何事情来制止目前中爪哇的饥荒和全国范围内的米荒，就必须停止对抗。”
经济岌岌可危，对抗是雪上加霜，苏加诺被迫宣布1963年为“危险的活着之年”，但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让他不会轻易放弃粉碎帝国主义阴谋的计划。1964年10月在开罗召开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印尼作梗，将马来西亚排斥在会议外。然而当年12月，马来西亚被接纳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苏加诺一怒之下宣布退出联合国。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童子军运动也统统成了他的抨击对象。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被爱国群众冲击，书籍被堆起烧毁。
与此同时，苏加诺的两大支柱之间的矛盾在加剧。印尼共插手军事，激起军方极度不满。1965年，左派主导的“九三零运动”政变企图失败后，发生了针对左派势力的大屠杀，苏加诺的势力一蹶不振。1966年3月，3名将领来到苏加诺的茂物行宫，迫使苏加诺签署所谓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
2个月后，一个印尼军事代表团对吉隆坡进行了友好访问。6月1日，双方秘密交换了结束对抗的协议文件。苏加诺利用名义上的总统地位，拖延批准这一文件，直至当年8月。1966年8月11日，两国持续3年6个月的对抗正式结束。双方付出的代价：马来西亚有114人被杀，181人受伤；印尼死亡590人，222人受伤。这都是为“大印度尼西亚主义”献上的血祭。
1967年3月，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所有职权。8月，印尼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共同发起东南亚国家联盟，显示大印度尼西亚主义和革命外交不复成为主流，印尼承认本区域的多国体系，南洋此后的和平与繁荣也获得了保证。不过，今日印尼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仅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3左右。
大印度尼西亚主义并未彻底从历史中消失。葡属东帝汶于1975年宣布独立时，印尼突然出兵占领这一历史上从未归雅加达统治的土地，宣布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为印尼的东帝汶省。尽管东帝汶在20世纪末通过全民公决再度赢得独立，这一占领行动却显示出，大印度尼西亚主义仍然生命不死，尽管当今南洋政坛已经无人提起，但仍然需要注意。
2015年3月10日，麦唐纳大厦前的多美歌绿地，一块纪念碑揭幕，铭文写着“献给新加坡的守卫者，以及在‘对抗’行动中丧生的无辜生命”。此前，这座大楼已被宣布为国家纪念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