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昆明文艺
李乔和彝族作家吉狄马加（左一）、苏晓星（右一）
李乔一生为人纯善，胸襟开阔，这是文坛所公认的。
在他漫长的七十余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和很多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有的是他的师长，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后辈。但都是对文学非常忠诚的一群人，为了共同的文学理想在文学创作之路上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作为一名彝族当代文学的拓荒者，很长一段时间内李乔在文坛的身影是孤独的，但他仍坚韧而努力地踽踽前行，以辛勤创造为国家民族奉献出了富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他的长篇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为当代彝族文学树起了一道丰碑。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来自文坛的很多朋友无私的鼓励和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友谊为当代彝族作家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
回溯李乔和作家们的友谊，既是对逝者的缅怀，也能为今天的文坛提供学习借鉴的范例。文人相亲，文人相敬，永远是值得传颂的佳话。尤其重温各民族作家之间平等、团结、互相关爱的往事，会让人心灵受到深刻启示，收获一种久违的温暖与感动。
李乔和茅盾的交往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汉族，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李乔和茅盾先生的间接交往，始于三十年代李乔闯荡上海滩时期。
1925年匡互生等人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中就有茅盾的名字。但早在李乔来上海之前的1927年7月初，茅盾化名“方保宗”，由陈望道代买船票，东渡日本。李乔1929年到上海进入立达学园学习时，虽然没能亲自聆听茅盾先生的课。但是在革命文学运动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了解当时的进步作家的作品，其中也读到了茅盾的很多作品。这对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启迪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所以，后来李乔回到云南，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走厂》，当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素未谋面的茅盾先生。
他大胆写信给茅盾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情况，希望得到茅盾先生的指教。而一代著名作家对待普通文学青年的态度也十分令人感动，茅盾先生竟然真的给李乔回信了，信中还说：“如果你不怕麻烦，可以寄来看看”。这封信对当时刚刚在文学上起步的边地青年李乔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声的鼓励。
于是小说完稿后，李乔便大胆地寄给茅盾先生。而茅盾不但及时回信，谈了自己对小说的意见，还很负责任地把稿子交给天马书店编入文学丛书。
“天马文学丛书”的主编巴人接到书稿后，原准备编辑出版。后因战争爆发，又将书稿辗转带到南洋，并到著名作家郁达夫手中，埋入地下。战争结束后，从地下挖出的稿子已经毁坏。
李乔的长篇处女作虽然历经曲折未能出版，却能有幸在几位著名作家手中走完一场特殊的“接力”，也算是一桩文坛佳话。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
而此时血气方刚的李乔也投笔从戎，随滇军到台儿庄前线抗战，站到保家卫国的行列中。他此时期创作的报告文学、通讯作品如《禹王山争夺战》《军中回忆三则》《饥寒褴褛的一群》就先后发表于茅盾先生主编者的《文艺阵地》，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中国文协（中国作协前身）主席等多项职务。
1951年10月，李乔作为西南地区的代表，到北京出席“中苏友好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贵州作家蹇先艾带领下，拜访了神交已久的茅盾先生。
李乔在1951年10月17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当天和作家蹇先艾、艾芜一起到茅盾先生家里的情景：
……由老舍先生处出来后，到文化部见到了茅盾先生。
文化部房子很壮丽，是几间大洋楼，茅盾先生独居在一间小洋房里，工作很忙，由他的太太陪我们谈了一会。他的太太有点胖，和蔼可亲。
后，茅盾先生出来了，他的身材比较矮小，但很精干，脸上有健康的红晕。但据他说，身体不见得好，脑子不行了。他很亲切地问了我一些过去的事。我曾同他讲了佧佤人的一些生活，他表示很有兴趣。我谈到《拉猛回来了》，他在凝想在哪里读过这篇作品？等蹇先艾、艾芜提醒他刊登在《人民文学》上，他笑起来了。
将《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交给他看。他说有的稿子写得又长，字又难看，真是费力。我的字，他说写得还认真，表示很愿意为我看。他说“看原稿是一种幸福。”但我觉得人家那么忙，麻烦人家看，很对不起他，心里有些不安！
从李乔的日记中可以感受到茅盾先生的平易近人。那天他们三人在茅盾先生家里呆了一两个小时，茅盾询问了李乔的工作、创作情况，对他表现边疆生活的作品给予肯定，并热情鼓励他参加民族工队深入民族地区，写出更多好作品。
以当时茅盾在文坛的身份地位，他的话对李乔无疑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和鼓励。在旧时代李乔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都曾经非常坎坷曲折，完全是依靠他自己以顽强的精神坚持着一路走来。而茅盾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对这个默默无闻的彝族青年给予过关心和支持，现在虽身居高位又如此平易近人，对李乔的创作继续关心帮助，还亲自为他看稿，其精神确实令人感动。
所以，李乔自己也一直认为，《欢笑的金沙江》是在很多文坛领导、朋友的帮助支持下的创作结晶。自然其中也有茅盾先生的一份心力。
李乔和艾芜的友谊
艾芜(1904～1992)，四川人，原名汤道耕。艾芜是其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遂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
192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山野》、《故乡》、《百炼成钢》、《夜景》、《海岛上》、《南行记续篇》、《夜归》、《春天的雾》，《艾芜中篇小说选》、《艾芜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南国之夜》，《艾芜文集》 (十卷)等。
艾芜的短篇小说《南行记》是他的处女集，也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作品表现了20世纪20年代滇缅边境下层民众的苦难与生存，对云南边地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色和民风民情有生动表现。
李乔1932年从上海回到昆明后，偶然读到艾芜刚刚发表的短篇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让他大为惊喜。
因为这篇小说的故事背景是李乔非常熟悉的城市——昆明。小说描写一个青年从内地流浪来到昆明，谋生无路，饥寒交迫，尽管辛苦的奔波，惨痛的劳碌和伤心的失望几乎让他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然而他对生活的信念却始终不曾动摇。1925年艾芜因不满守旧的学校教育和反抗包办婚姻，弃学远行，在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漂泊，过着贫困的流浪生活。他的第一篇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就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的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
小说开篇就写到昆明的景色：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踯躅。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
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
……
小说中的“我”刚到昆明时，身无分文，只有出卖身边的一双草鞋暂时渡日。脚上的烂布鞋也被更贫穷的住店人偷走，真正是穷愁潦倒。
他想去拉黄包车求生，找不到人担保；让他去侍候有钱人，他又不愿意。
交不出店钱，老板要把他赶走流落街头。难得的如此穷困他却能在心里保持一份自信，在小说结尾时发出坚强的声音：“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
小说写的是发生在昆明的人和事，让李乔感到亲切。更重要的是他从小说中找到了共鸣：“想不到世间还有比我更潦倒的人。”
小说中人物走投无路的遭遇，在李乔的人生中也曾多次体验过。所以他读这篇小说时心里充满了感动，几乎是含着热泪读完的。同时，作者对生活的坚强态度也给了他鼓励和信心。后来，李乔又在《申报·自由谈》上读到艾芜的其它作品，对艾芜有了更多了解。他在生活中的种种遭遇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渲泄出来，现在艾芜的小说突然给了他某种启示。他开始提笔把自己人生的积累化作文学作品流淌出来，并寄到《申报·自由谈》上去发表。他说：“我没有喝过多少墨水，突然斗胆提笔闯到当时的大刊物上，无疑，艾芜是我步入文坛的带头人。”也是在1951年到北京出席“中苏友好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期间，李乔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曾经影响过自己创作道路的作家。他曾在文章中记载了见到艾芜的第一印象：
……那时艾芜身体强壮，神采奕奕，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穿一套湛青毛呢中山服，脚上套着黑亮的皮鞋，正在聚精会神地伏案写作。……艾芜同志好像要把我立即引进崇高的文学殿堂里，放下写作，领我去拜访大名鼎鼎的老舍先生和茅盾先生。
在朋友眼中，艾芜是个待人温和，话语不多偶尔也不失风趣幽默的人。初次见面，他便和李乔一见如故，还热情地带他去拜会文坛大家。
后来李乔回到云南，参加民族工作队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恰好中国作协将稿子转给艾芜审读，俩人又有了进一步的交往。艾芜对李乔的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指出作品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比如人物还应该精雕细刻，民族地区的特色渲染不够，人物心理活动还可加强等等。李乔感觉到艾芜对自己的稿子是认真阅读过的，提出的意见也很中肯，欣然接受了他的一些建议。
1980年艾芜重返云南“南行”，在昆明和李乔再次见面，俩人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风情进行了交流、讨论。后来在全国性的笔会上又有几次相见，每次都有愉快的交谈。作家之间的话题，大多是围绕文学展开。虽然见面的机会有限，但心灵永远是相通的，彼此之间都有一份无言的牵挂。
1992年艾芜去世的消息传到云南，李乔心里非常悲痛，专门写了文章表达自己对这位“文学领路人”的深切怀念。
李乔和丁玲的“患难之交”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
新中国建立后，丁玲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李乔认为“丁玲在我心中是一位大作家”，到北京之前他就读过丁玲的小说，对她的创作有一定了解。1951年10月，李乔在艾芜带领下来到丁玲家中拜访。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丁玲的平易近人，“丁玲同志没有半点大作家的架子，亲切地接待我，并将一位身高体健，精神矍铄的老妇人介绍给我。”
这位老妇人就是丁玲的母亲蒋胜眉（原名余曼贞）。和丁玲一样，这位老人也不是一位普通女性。她1878年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县一个书香之家。丁玲的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儒生，教了十几年的书，可谓“桃李满天下”。五十二岁时，他得以“拔贡”科名进入官场，在云南做过知府。生在书香门第，余曼贞打破了旧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规矩，曾在家塾读书，学习过写诗、学画、下棋。在她身后，留下了一部六十年的回忆录和几十首诗。
1933年丁玲以母亲的人生经历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母亲》，小说中丁玲把母亲的姓变成了与“余”同音的“于”，父亲的姓变成了与“蒋”同音的“江”。小说以辛亥革命为背景，描写了官僚家庭出身的母亲告别旧生活，争取做人的权力，走向广阔社会的人生旅程。
李乔曾经读过丁玲三十年代这部旧作，对蒋胜眉老人的人生经历有所了解。现在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就站在眼前，一时令他肃然起敬。大约因为听说李乔来自云南，老人感到很亲切，和他聊起了自己的父亲，谈笑风生地告诉李乔：“我的父亲叫余泽春，是个宿儒，又是个藏书家，任过普洱、楚雄、大理等地的知府。我小时候随着父亲到过那些地方。那时交通不便，从常德到云南要走几个月，路上森林很多，野兽也很多，常常在路上会遇到老虎……”
那天丁玲和陈明夫妇谈得不多，到是她的母亲话很多，和李乔一行讲了很多她小时候在云南的见闻。李乔注意到丁玲的腰有风湿病行动有些不方便，但还是很热情地留他们在家中用饭。蒋胜眉老人这年已经73岁，但酒量很好，席间陪着客人边谈话边喝酒，让李乔他们从一个侧面见识了这位传奇女性的风采。
细心的丁玲那天给几位客人分别送了礼物，送给李乔的是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送给艾芜的是一本欧洲纪行，送给蹇先艾的则是一本“胡也频选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这是一次愉快的见面。两年后的1953年丁玲母亲蒋胜眉老人与世长辞，走完了她坎坷而坚强的一生，享年75岁，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此后，丁玲也开始了她曲折的生命历程，1955年和1957年，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丁玲的人生可谓历尽艰难。
丁玲再次出现在文坛视野是1960年7月，她以“右派代表”的身份从北大荒来到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
特殊的身份让她犹如带菌者，很多熟人对她犹恐避之不及。只有李乔不懂得避嫌，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丁玲同志，你好！”边说边伸出手去，与丁玲握手。这个举动让丁玲对这个耿直豪爽的彝族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以，1983年个旧文联委托李乔邀请一些全国著名作家来个旧采风时，丁玲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还多次向人讲起李乔当年“傻呼呼”的举动。而听到丁玲对自己的赞誉时，李乔心里却充满羞愧，他曾在文章里坦陈心曲：
……首先我要感谢您：第二次文代大会时您对我这个无名小卒的热情接待，谆谆教诲。我虽然愚鲁，但我怎能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那时见了您，我不能多给您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更不能帮助您减轻一点痛苦，心中歉疚已极。
但是，能在那样的政治氛围和众目睽睽之下和一个大右派作家打招呼，也体现了李乔从不随波逐流，不以地位取人的高尚人格。
据说当天晚上李乔就受到了某些人的“警告”，让他不要和右派作家走得太近。而李乔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彝族的民族传统从小就教会他，对待朋友要真诚、热情，别人给你一星火种，你要还他一支火把。当年他到丁玲家中，人家全家人把他这个云南边地来的彝族作家当做贵客对待，留茶留饭，相谈甚欢。如今别人落难，自己难道就要翻脸不认人？
对人落井下石的事，李乔永远做不出来！
丁玲虽然没有和李乔多说一句话，但她却以自己明净的双眼把文坛的“人情冷暖”尽收眼底。彝族人的“傻”和“直”，悄悄温暖了她孤寂的心灵。
1983年3月，在李乔盛情邀请下，丁玲、陈明夫妇，蹇先艾来到云南参加个旧文联举办的笔会。会议期间已是79岁高龄的丁玲，气质风度不凡，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还举办文学讲座，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谈到了“民族文学如何表现民族特色”“作家如何扎根于生活”等文学工作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正是这次见面，丁玲给李乔讲了很多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在“文革”中的遭遇，让李乔对她曲折丰富的人生有了更多了解。丁玲听到李乔准备把张冲的事迹创作成一部长篇作品，热情地建议他：“你不要把他（主人公）写成一个天生的英雄，一开始什么都懂，那就不真实了。”还主动表示：“等你写好，我一定要替你看看。”
1986年年初，听到丁玲病重的消息李乔十分焦急。听到丁玲的病需要一味名为“肾草”的中药，而这种中药只有西双版纳有。李乔立即托人找到这味药加急寄到北京，希望能对丁玲的病有所作用，帮助挽救她的生命。3月丁玲病危，李乔专门写了一封信寄去请丁玲的先生陈明念给丁玲听，传达自己对丁玲的尊敬和关心。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去世。
3月15日，李乔写了《剪不断的哀思》一文悼念。文中深切缅怀了丁玲的一生，对丁玲的去世表达了真实而沉痛的惋惜：“您这一生是光辉的，但我失去了一位无可弥补的导师、益友。”
徐迟(1914～1996)著名散文家、诗人、翻译家。浙江南浔人。原名商寿，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他创作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等曾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
徐迟早年从事诗歌创作，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飞抵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徐迟29日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毛泽东颂》，并在30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成为第一个在国统区公开发表诗作赞扬毛泽东的人。后来毛泽东亲自为之题词“诗言志”。
新中国建立后徐迟曾任《诗刊》副主编，他对生活永远充满诗人式的热情，两次到朝鲜战场，4次去鞍钢，6次到长江大桥工地体验生活。60年到武汉定居后，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他以诗人气质创作报告文学，特别擅长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其作品能熔政论、诗情和散文叙事于一炉，结构宏大，气势开阔，语言富有诗意，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创作风格。
生活中的徐迟开朗大方，待人热情。因为多次到云南采风、写作，徐迟和云南一些作家成了很好的朋友，比如晓雪、张长，都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李乔相识于1965年，当时李乔在小凉山地区深入生活，刚好有事回昆明几天。一个陌生人突然敲开了他的家门，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徐迟，让李乔十分惊讶。之前李乔早就听说过这位诗人的大名，也听说过四十年代毛泽东亲自给他题词的事，以为徐迟会是一个架子很大的作家。没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人却是一个质朴、大方 ，毫无架子可言的平常人。
徐迟和李乔一见如故，称已经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特地来约他到攀枝花大三线建设基地去体验生活。李乔对他的邀请很是心动，却又分身乏术，因为他参加民族工作队正在小凉山地区开展工作，要等民主改革结束后才能回昆明。徐迟有些失望，但仍然鼓励李乔好好体验生活，将来写出一部表现民主改革运动的好作品。
这次见面后不久，李乔就在《羊城晚报》上读到了徐迟专门为他写的几首诗，对他的《欢笑的金沙江》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让李乔非常感动。
此后为了采写植树物学家蔡希陶，徐迟又几次来到昆明，每次都和李乔见面、交谈，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李乔的女儿李秀说：“互相仰慕的两个人，一个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一个生长在高原的彝族贫寒家庭，一个潇洒倜傥，一个朴素无华。在常人眼中，他们能有共同语言吗？然而，常人们觉察不到，隐蔽在意识最深处，为追求光明和自由而奋斗终生的两颗圣洁的心灵，早已神交融会在一起了。”李秀从“旁观者”的角度，见证了两位作家之间深厚绵长的友情，并精辟地指出了俩人精神和心灵上的共性。
虽然俩人相隔千里，各居一城，但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一方出版了新作，发表了文章，都会互通信息，互致问候。甚至刚刚完成的稿子也会请对方先睹为快。下面这封信是徐迟读了李乔一篇回忆录后的回信：
李乔兄：大作《乌幺蛮的后裔》已通读了。感觉是你写得非常之好。不必再作改动，就可以发表。故前两天给你谈的三言两语，是未窥全豹时的多余的话，一律收回，以戒其妄，并请原谅。
……
谢谢你给我先读为快的满心欢喜，谢谢你给我的兄长的关怀。
从俩人保留下来的厚厚一叠通信中，徐迟对李乔的称呼也是随意而亲切的：李乔同志、李乔兄、李乔兄长、乔兄……诗人的率真性情坦露无遗。
仅有一封信开头用了“乔公”的称呼。另一封信则写道：“乔兄，差一点儿写了你不喜欢的那个‘公’字，其实这有什么不好呢？”徐迟知道李乔不喜欢别人称他“乔公”，便自觉地不去使用那个称呼。
他们在信中交流文学创作心得，交流养生方法，徐迟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也会在信中向李乔倾诉，生病啦，停电啦，遇到不愉快的人和事啦等等。在二人的关系中，李乔具有兄长风范，待人真诚朴实；徐迟则具有诗人气质，体现出难得的率真天性。二人在信中互相关心，共同提高，友谊长达三十余年，不失为一桩文坛佳话。
据李乔女儿李秀回忆，徐迟对科学的迷恋，还对晚年的李乔产生了很大影响，她说：徐叔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深厚的造诣，他的英文修养和对自然科学的热情，明显地影响了父亲。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父亲从只顾埋头写作，变成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不但对音乐、美术、科学和历史有了浓厚兴趣，而且每天按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英语节目《跟我学》。在一段时间里，父亲还着迷于“纳米”和对禄丰恐龙灭绝与太空宇宙关系的求索。为了确认半坡文化的陶纹是彝文，将中华民族文字史上溯三千年，父亲不顾耄耋之躯奔波于陕、川、云、贵等地，并取得很大的成果。更令人吃惊的是，老人在90高龄，还能在《收获》上发表中篇小说。而徐叔叔对云南的钟爱以及他的饮食、保健，又可以在父亲的生活中发现。如自编体操，少吃盐，冬吃萝卜夏吃姜等。
1994年7月，热爱科学的徐迟再次来云南，到天文台观看彗星和木星相撞。期间适逢他八十寿辰，李乔邀请了晓雪、冯永祺等一些云南文坛的朋友，在自己家里为徐迟祝寿。很少写诗的李乔，还专门提笔为徐迟作诗一首，并请诗人晓雪当场朗诵：
《祁连山下》《地质光》，《哥德巴赫》惊华章。
《江南小镇》歌一曲，风云滚滚雷电闪。
……
多情儿女感肺腑，老拙青衫泪未干。
十月秋光无限行，东湖丹桂正飘香。
生花妙笔传千秋，迟翁迟翁寿而康。
诗把徐迟几部作品的名字排列其中，传达了李乔对这位文坛老友的敬重和祝福。这一次是徐迟一生中最后一次来云南。他的心灵似乎有某种预感，在离开昆明之前，特意在一把纸扇上题诗一首《赠李乔》以作纪念。
虽然未能再见面，但二人的通信一直保持着。
徐迟身体不好，断断续续地住院，李乔便经常写信安慰、鼓励，教他一些养生的方法。就在徐迟去世前几个月的一封来信中，还在和李乔探讨“地球和火星是否会人满为患”的问题。徐迟信中回答说：“火星上能不能容许多生命存在尚未解决。‘星团茫茫，银河荡荡’到时候自会解决的，所谓车到山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两位古稀老人对科学的关心和他们的童心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徐迟在信中表达了对科学的迷恋，他认为“人就是神”，可以实现许多人间奇迹。从信中可感受到他对待生命的乐观态度。
9月，徐迟又从武汉寄来一篇他创作的《宇宙赋》，还特意在稿子空处写了一行字：“寄赠李乔大哥一笑！未定稿，尚需修改，请勿外传。”这篇稿子中徐迟以诗人的激情去想象、描写了宇宙诞生那一刻的壮美景象。
就是这样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对科学无限迷恋的作家，却在1996年12月的一个冬夜，因为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以极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82岁。
12月中旬李乔到北京参加第五次全国“作代会”，到处打听徐迟有没有出席会议？期盼着能和老朋友再次相见。不料他等来的却是徐迟去世的消息，李乔顿时呆住了，泪水忍不住流了满面。
就在9月，徐迟还寄来一张他的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充满深情的话语：“多么想念你啊，李乔！”没想到这竟然成了徐迟留给他的最后的留念。悲痛之下，李乔提笔写了一组名为《哭徐迟》的诗，深切怀念这位相交多年的挚友：
其一
群星灿烂聚华堂，欢声笑语灯阑珊。
众里寻他千百度，不见斯人独彷徨。
其二
忽闻噩耗梦魂惊，夜静更深不成眠。
四十挚谊如手足，寒风凄厉伴呜咽。
其三
才华横溢耀文坛，笔底情深意气昂。
英雄史诗正待写，巨笔摧折泪不干！
字里行间流露出李乔对徐迟的深厚情谊。据李秀回忆，父亲从北京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徐迟去世了！”而且一连几天独坐书房，对着徐迟的遗照默默无语，老泪长流。而他自己此时也已经是87岁高龄的老人，还有什么比一位老人对友人发自肺腑的悲伤更让人感动！
1996年的最后一天，李乔关在书房里，提笔写下了《魂牵梦绕吊徐迟》一文，以浸透情感的笔墨记录下自己和徐迟长达三十多年的交往。这不仅仅是两个朋友之间一段感人的友谊佳话，更是两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作家之间纯洁心灵的历史，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兄弟情谊。
李乔和丹增的“忘年之交”
藏族作家丹增，从年龄上看比李乔小了整整38岁。他们不是同一代人，但同样因为文学而结下一段特殊的因缘。
丹增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既是当代著名藏族作家，也是一名领导干部，曾经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等重要职务。
丹增是新在中国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藏族文化人，他幼时曾到寺院里当过喇嘛，12岁才到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开始学习汉语。然后到北京上中学，到复旦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毕业后回到拉萨从事新闻工作，热爱文学的他在工作之余开始文学创作。丹增70年代末创作的小说《神的恩惠》，曾获1980年西藏自治区优秀短篇小说奖。
迷恋上文学的丹增当时因为获奖很受鼓舞，萌生了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但他觉得自己的文学功底不够，希望能向一些成功的作家学习写作经验。于是到《西藏日报》资料室借了一本破旧的《人民文学》合订本认真阅读。在1951年的合订本中，他意外读到李乔的纪实小说《拉猛回来了》。丹增多年后还记得自己当初对李乔作品的印象：
我一读，就觉得这个作家很厉害，后来记住了作者李乔。再后来看了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我起码是读了三遍，而且还琢磨学习，因为我开始是用母语创作，再进入到汉语，汉文功底不太好。……词汇的运用，语法，然后人物塑造，抒情，描写，我看了很多遍。
丹增身居高位仍然不改藏族人的率真、质朴，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甚至在文章里坦然承认自己开始文学创作之初，曾经受到李乔影响，向他的作品学习过写作的方法技巧。一直承认李乔是他文学道路上的老师。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丹增作为西藏文联筹备组负责人出席大会。云、贵、川和西藏代表编在同一个小组，他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彝族作家李乔，而且令他深感惊喜的是李乔竟然还他住同一个房间。“那个时候见李乔，在我眼中很高大、光彩。”
李乔和这个热情率真的藏族青年也一见如故，很是投缘。会议期间俩人经常一起行动，形影不离。李乔给丹增讲他的人生经历，聊文学，介绍小说写法，丹增也给李乔介绍西藏的民俗风情。
这次见面，两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作家成了忘年之交。虽然相隔很远，但有时在北京开会还能见上一面。彼此都关心对方的身体、创作。
后来丹增因为工作需要，慢慢淡出文坛。2004年，他被上级安排到云南省委担任省委常委、副书记的工作。丹增心里非常高兴，心想在云南文艺界他只认识两个人，一个是彝族作家李乔，一个是白族诗人晓雪。这次可以和老朋友见面了。但可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来到云南之前，李乔已经因病在昆明与世长辞。丹增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心里充满遗憾，李乔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今生却已经不能再见。
2003年4月5日，李乔纪念碑在他的家乡石屏焕文公园落成。丹增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出席落成仪式并讲话。但他更愿意记住的一个身份则是：李乔的忘年之交。
2008年，中国作协、云南文联等单位在昆明联合举办“李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丹增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深情缅怀这位自己文学路上的领路人。他对李乔的精神、人格、品质做了高度评价，他把李乔的精神遗产概括为三点：“一是作家们要像李乔那样创作，二是要像李乔那样生活，三是要像李乔那样做人。”丹增还形象地说李乔做人有“菩萨心肠”，有善心。认为这也是他能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
之后丹增还亲自过问《李乔文集》的出版情况，并欣然为之作序，以表达对李乔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李乔和丹增之间，虽然民族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不同，交往也不是很多，但在对人的热情诚恳和对文学的真诚态度上却是一脉相承。他们在不同岗位，为繁荣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原载：《昆明文艺》2019年2期“滇土斯人”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