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惨剧在欧洲老牌工业现代化强国再次上演。
2019年10月23日凌晨，英国埃塞克斯郡一个冷冻集装箱货柜内发现39名越南籍偷渡者遗体。这是2000年以来英国最严重的人口贩运致死事件。
数据显示，每年有约1.8万越南人偷渡到欧洲，而越南移民每年付给人口走私犯的钱可能达到2.34亿英镑。
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死难同胞的遭遇感同身受，但对于生存和安全之间究竟如何抉择，却没有人能轻松作答。
“妈妈，对不起，我的旅途没成功，我很爱你和爸爸，我要死了，因为无法呼吸，对不起。”26岁的越南姑娘范氏茶眉在英吉利海峡上一个即将抵达英国的集装箱内，给母亲发送了生命最后的信息。
与范氏茶眉同行的，还有另外7名女性和31名男性，他们的年龄在15岁到44岁之间，其中包括一名希望在伦敦的美甲店里谋得一份生计的音乐学院毕业研究生阮文雄。
去年10月23日凌晨，英国警方在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39具遗体，经查证全部为越南籍。从媒体报道拼凑出的遇难者生前故事碎片中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踏上这趟“死亡之旅”的出发点只有一个——为了赚更多的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是继上世纪70、80年代的越南难民潮后，越南偷渡者对世界的再一次冲击。
中国人对越南移民的认识，往往是从“不漏洞拉”这个词开始的，这是越南语“从今以后”在粤语中的发音，是香港政府1988年开始向涌向这个“第一收容港”的大量越南船民解释新难民政策广播文的第一个词，此后被用来指代那个时期通过船只大批逃往海外寻求避难的越南难民。
越南“船民”
从上世纪中叶越南人赶走法国殖民者实现独立之后，越南先后出现过多批移民潮，从早期的因政治因素出逃避难，到后来的因经济因素选择出国务工、移民，其背后都有着历史与现实维度交织的多种“基因”。
回顾越南的移民变迁之路，“不漏洞拉”（从今以后），本该是属于越南人的新的一页，但从英国工业园的集装箱货车内被发现的39具遗体，似乎可以看到，越南人移民路上的“漏洞”还在继续。
半个世纪移民史，国际越侨社区初具规模
“‘不漏洞拉’是难民潮的标记，也象征越南船民渡海的绝望、希望与聚散飘零。”
出生在香港的加拿大华人作家黄隽慧在2017年出版的《不漏洞拉：越南船民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早期越南移民的困境。
《不漏洞拉：越南船民的故事》
但从半个世纪后回望过去，前人的绝望与飘零，成为了后人的“心之所向”。
近代以来越南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外移，发生在越南打败殖民者赢得独立之后。
1885年《中法新约》签署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二战期间，日本入侵越南并实际控制当地长达五年。日本战败后，法国妄图恢复战前的殖民统治，但遭到了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的激烈反抗。越南人的抗法战争持续了8年，最终实现独立。
1954年，法国正式结束对越南长达近70年的殖民统治。而在当时，与法国殖民者一同撤退的，还有一大批“亲法”的越南中上阶层人士。
“这批人中包括法国殖民政府中的越南官员、亲法派的中上阶层，还包括了他们的仆人。他们是第一批大规模的越南移民，大部分人移到了法国，也有部分移居到了非洲及东南亚的法属殖民地。”专栏作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陶短房表示。
法国对越殖民时期为“亲法”者制定的教育政策，为上述越南第一批移民融入法国社会、建立起最早的越侨社区打下了基础，其中一些人甚至在移居国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据盖尔·凯莉在著作《法国殖民教育: 越南与西非》中介绍，“殖民者为笼络人心，在西贡（现胡志明市）、河内和顺化三地分别为法国移民的子女建立了一所与法国本土标准统一的公立中学。并颁令，凡为法国殖民政府机构服务的越南人(包括政府机构雇员、商人、封建官吏)，其子女在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之后可以进入公立中学就读。”
第一批移民的“成功”无疑增加了后来者对移民之路的积极期待。法国人的离开，在带走第一批越南移民的同时，还埋下了第二批，也是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的种子，这场移民潮，后来演变成为了一场令人唏嘘的人道主义危机。
1975年4月29日西贡被攻占前夕，美国中情局人员安排美国公民乘坐直升机撤离。
根据1954年日内瓦和谈，法国殖民者撤离之后的越南以北纬17度线实际分为南北两个国家。1959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决定推翻越南共和国（南越）政权，1961年，美国插手，越南战争正式打响。
这场战争旷日持久，死伤无数。直至14年后的1975年4月越南共和国首都西贡被攻占，标志着越南战争正式结束。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大批越南人的离散与海外求生之路。
西贡城破后，越南共和国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富裕有产者为了避免遭受未来可能的“政治清算”，踏上了逃亡之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美军最后的大规模的疏散行动中，乘坐直升机登上美军军舰抵达关岛，随后被安置在美国各州。
而更多平民则没有这么幸运。出于对北越政府统一后的政策的担心，150万南越人开始利用渔船逃往海外，成为了“不漏洞拉”故事中，受到世界关注的“船民”群体。
1975年4月30日，越南共和国首都西贡被攻占的情景。
“船内空间极狭小，加上风高浪急，一有大浪，自己和旁人只得活受罪，船民往往在汗臭、尿臭和呕吐物间，挤在一起，全程以同一个姿势屈坐……为了腾出最多空间载人，食物、饮水尽量少带，还未驶出公海已经缺水缺粮，甚至沉没……为防止细菌散布，也担心靠岸后有关当局见到死尸不许上岸，不得不顾全大局，船上任何人因各种原因身故，往往立即抛尸海葬。”《不漏洞拉》这样描述道。
广袤的南海，埋葬了大量越南“船民”。变卖家产向蛇头支付二、三两黄金（后期涨价到十至十二两黄金）后，这些“船民”并不知道，严重超载的渔船将驶向何方，甚至不知道，简陋的渔船，能否支撑着他们看到另一条海岸线。一路上，海浪、风暴、海盗及邻国军人射出的子弹，无不威胁着越南人的“死亡航程”。据联合国统计，在此期间，约有20万到40万越南船民死在海上。在泰国的海滩，不时有罹难者的遗体或遗物被海浪冲上岸。
而那些挺过南海天险的人，还将面临人为的阻挠。越南“船民”的出逃持续多年，周边一些国家与地区开始拒绝他们上岸，破旧不堪的船只只能在公海上漫无目的地漂荡着。
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1978年，载有2500人的“海虹号”难民船相继被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等地拒绝上岸。全船的人不知何处是其归所，只能绝望地漂在公海等待死亡。“小便的骚臭味像一层云雾笼罩着船舱，粪便和汗迹环绕船沿，有些人靠着船栏，有些人无声地躺在生锈的甲板上。”这是当时德国《明镜周刊》对船上情景的描述。
1978年9月20日，一批获救的越南船民。
“实在看不下去了，不能大家都在观望这样一场人间惨剧。”德国政治家、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恩斯特·阿尔布雷希特（Ernst Albrecht）决定，从“海虹号”难民船上收留1000名越南难民来下萨克森州，所有费用由该州承担。
阿尔布雷希特是德国前国防部长、去年底刚刚就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冯德莱恩的父亲。当年，他的决定轰动西德，1978年12月圣诞前夕，第一批163名难民坐飞机抵达下萨克森。随后，法国人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等三人发起了公民运动“为了越南的一艘船”，集资购买一艘船赴南海营救难民。他们将购买的船命名为“光明之岛”，想要给漂流在南海上的越南“船民”一线光明，1979年10月，法国政府一次性接受了该船送回的884名难民。在1979年至1987年的8年里，“为了越南的一艘船”协会租下的6350吨远洋轮一直在南海搜寻呼救的难民船，直接参与救出了11340名越南“船民”。
1979年7月，在联合国的呼吁下，英国政府将香港列为“第一收容港”。从越南出逃的难民，由“第一收容港”先行接收，再经西方国家甄别难民的资格，符合甄别标准的难民可转去这些国家定居，剩下的则由“第一收容港”政府自行遣返。
大量“船民”的涌入，让原本人口密度就已吃紧的香港更显逼仄。而这些获得救援者的境况也并没有太好，他们往往在各难民营与收容国间辗转腾挪。自1975年至2005年，香港共接收了23万越南难民，其中安排14多万人移居海外，遣返6.7万多人，另外永久安置了近1.6万人。
因越南独立和统一而带来的两次移民潮，移民者多出于国内政治因素而被迫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历经数十载，他们才渐渐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香港和东南亚各地安顿下来，并且建构起了大量越侨社区，有些甚至一度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外国侨民社区。
2007年9月1日起，在海外定居的越侨可免签证回国，每次可最长停留90天，此外，越南政府还开始实施鼓励海外越侨回国投资、人才引进等政策，这些离乡数十载的早期越南移民，再度与故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人出国，幸福全家”式劳务输出
越南统一之后不久，在大量难民逃亡的同时，百废待兴的越南政府也开始将劳务输出作为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之一。
1975年战争结束后，军人退役，青年突击队员返乡返城，适龄就业青年大增，而长期的战争使越南经济百业凋敝，国内就业压力巨大。在此背景下，越南政府在1980年2月1日出台了第46/CP号决议，确定了对外合作发展经济的目标。
此时恰逢苏联、东欧地区的劳动力严重短缺。1981年至1984年，越南陆续向苏联、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东欧国家输出劳工达6万人，到1988年，这一数字增至17万。他们主要从事输油管线建设、矿工、水利、纺织、垦荒等重体力、大强度工作。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决议进一步明确 “采取多种合适形式扩大向国外输出劳务，并将其视为劳动计划的有机部分”。随后越南将劳务输出市场扩大到伊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
1987年，越南政府第398号决议出台，允许越南建筑公司参与外国投标，开始对外工程承包。1988年6月颁发第108号指示，以直接与外国合作形式扩大劳务和专家输出范围。1994年，越南把劳务输出政策正式纳入劳动法。当地从事劳务输出的单位也从1991年的495家增长到16200家。
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促进了区域合作和国际经济合作。劳务输出覆盖量达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输出国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2000年在日本的越南劳务人员占日本的各国劳务人员总数的2.3%。随后越南劳务输出市场又扩大到西欧、北美等国家地区。
截至2019年3月底，共有20.9万越南人在韩国，他们主要从事工业、农业、建筑和渔业等。
直至今日，依旧可以在越南各省、地方的官网上找到劳务输出的政策性支持文件。如广南省通过2019-2021年阶段在国外工作的协议，制定了派遣劳务人员去往阿根廷务工的支持政策。政府还为外出劳务人员提供语言学习及知识技能提升指导，并向企业签订合同的劳工提供贷款支持。
这一批以合法的劳务输出为主的越侨，初始阶段多在输入国从事低端劳动，将节省下来的工资寄回越南，用于家人的生活。在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之后，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移民到了西欧、美国等发达地区。也有部分越侨被派往当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捷克、波兰等地接受工业技术培训后，留在了当地。
海外越南社群的规模随之越来越大，而这一批的越侨普遍有家人仍在越南生活，与故土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寄回的外资为越南的国家发展打下基础，而他们在海外成功扎根的故事，也通过口耳相传回到越南，构建起了新一代越南年轻人眼中“粉色的欧洲”，吸引着他们前赴后继，不惜以非法偷渡的方式奔向“更好的生活”。
“死亡货车”事故中遇难的越南女孩裴氏蓉就曾在社交网站上这样写道：“我还在越南的时候，以为欧洲是粉色的，但到了才发现，其实它一片漆黑。” 在很多越南青年及越南家庭心里，偷渡是一种投资，去到人工报酬更高的地方打工，将给整个家庭带来未来和希望。
“一人出国，幸福全家”，这是越南早年劳工输出时的宣传语，也是当下非法偷渡务工者境况的真实写照。作为“前辈”，已在海外扎根的越侨也会为偷渡来的同胞提供帮助，介绍工作，甚至是借贷帮助他们偷渡移民。
裴氏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冯超表示，早在（上世纪）80年代，翠娥中心（Trung tâm Thuý Nga）作为越南的海外文化传播机构，就向海外越南同胞提供避难等私营互助活动，“此外，从文化因素分析，通过夜巴黎标志性的文艺节目，翠娥中心潜移默化、有意无意地试图用一种浮光掠影般的艺术手法激发国内底层民众一种寻求人生蜕变的渴望。”
而随着劳务输出需求的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越南政府的监管力度和提供服务的能力并未对等地提升，为之后越南蛇头的猖獗和非法偷渡务工的兴起埋下隐患。
改变命运的灰色选项
海外越南社区的规模化分布、越南同胞间的互助信任、早期移民者的示范效应无疑大大增加了越南当地人对偷渡后生活的信心。而当下生活的困境，则是迫使他们做出偷渡抉择的“最后一根稻草”。
根据越南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越南GDP年度增长率达7.08%，创下11年来最高水平。去年上半年，该国的经济增速创下8年来最快水平。据越南建设证券消息，2019年前8个月，越南境外投资累计达4.39亿美元。
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历史性访问越南，两国签署多项合作协议；2019年，经过九年谈判后，越南与欧盟签署了《欧盟和越南自由贸易协定》和《越南和欧盟投资保护协定》，无不体现了越南吸引外资能力的增强，及刺激经济发展的决心。
然而，一路突飞猛进的经济数据和依靠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对于部分生活在乡村的越南民众来说，所获实际收益并不明显。
2017年，越南劳务输出人数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人。
“越南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胡志明市、河内、北宁省等工业发达的地区，像河静省、乂安省、广平省在越南属于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冯超说，“此外，越南发达城市的平均工资在（人民币）2000-2500元，相较英国、西欧有很大差距。”
根据河静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RDP）为495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5万元），而同期首都河内的人均GRDP为9394万越南盾，胡志明市更是达到1.55亿越南盾。作为越南面积最大的省份，同时也是胡志明的出生地，乂安省2018年人均GRDP仅3664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1万元），不足胡志明市的四分之一。
美国IHS Markit公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称，越南9500万人口中约有10%生活在贫困中，有时些甚至生活在“极端贫困”地区。而外出务工，成为了这些贫困人口的唯一出路。据越南媒体报道，仅去年1至8月，就有41970人离开河静省外出谋生。
此次英国“死亡货车”案中，有多名死者正是来自河静、乂安、广平三省。据媒体此前报道，此次事故的遇难者中，一些人花费了3万英镑前往英国，这笔钱，相当于一名越南农民30年的收入。遇难者中有不少家庭为支付这笔巨款，不得不抵押、变卖家产，或背负巨额高利贷。但是，对这些越南家庭来说，如果能把后代送出国挣钱并开启新生活，这一切似乎都是值得的。
“自2008年越南政府颁布鼓励劳务输出的政策，国家和人民都尝到了甜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0年义安省的贫困率是26.5%，到了 2018年义安省的贫困率只有5.54%，只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35%）。”冯超补充道，“但合法的劳务输出途径出去很难去到英国、西欧等发达地区，只能去一些移民门槛不太高的国家，并不能满足一部分越南人的期待，再加上已经在法国、德国、英国的一些同胞的示范效应，他们才铤而走险。”
据英国慈善组织“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透露，他们在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接收了209名越南偷渡客，不仅较五年前增加了248%，而且多于任何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当前越南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短缺与剩余并存。越南当前处于人口红利期，9500万的人口规模，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9岁，70%的人口都在35岁以下。越南外来投资市场对劳动力的消化能力，还不足以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越南的经济发展相对表面化，外资企业建厂招工主要需求的是廉价劳动力，越南当地人能在工厂内做到工段长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这也是几次越南工厂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强度大、工资少，且升职无望所导致的。”陶短房表示。
市场上可以提供的工作岗位，与越南年轻人的职业期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死亡卡车”中冒险偷渡的还包括了研究生。“越南国内学历越高，对应的工作机会越少，而且长期的腐败问题，也导致很多来自普通家庭、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在当地更难获得就业机会。”陶短房补充说。
“归结而言，还是为了谋求更好的收入，更好的生活质量。”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所长于向东总结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为挣钱养家，越南每年有约1.8万人以8千到4万英镑的价格（约合人民币7.3万到36.4万元）通过蛇头偷渡到欧洲，另据联合国数据显示，越南移民每年支付给蛇头的偷渡总费用可能高达2.34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1亿元）。偷渡产业在越南已发展为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链。
英国“死亡货车”事故背后的越南移民偷渡问题，并非偶然，其中既有越南长期的移民文化基因，又有当下现实的重重压迫。
四十年前，“不漏洞拉”们挤上简陋的渔船，在南海的风浪中，驶向未知的航程。而今，39名越南人躲藏于冷冻集装箱内挤作一团，穿越英吉利海峡，却不能再在箱门打开的一刻听到一句“不漏洞拉”。
根据越南官方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海外越南人达450多万，分布在全球109个国家和地区，约八成生活在西方国家，当中逾180万人在美国居住，是继华裔、菲裔、印度裔后美国第四大亚裔群体。
如果说第一批、第二批移民是因战争与政治因素被迫背井离乡、漂洋过海，那么受惠于劳工输出的第三批移民，及第四批不吝惜冒着生命危险花费高昂费用的偷渡者，至少有了选择的权利。也许这个权利是灰色的，对偷渡者来说，这个权利不是正大光明地被赋予的，余生恐怕会生活在阴暗里见不得光亮，但却成了千万偷渡者踏上心目中的“伊甸园”、谋求改变命运的为数不多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