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为什么新加坡的医生护士没有穿得像国内那样严实呢？他们不怕感染新冠吗？”一文被公众号“新加坡眼”转载后，收到了一些质疑，但也收到了一些来自抗击新冠病毒一线人员的声音——最近新加坡的气温比较高，防止中暑是非常现实的其中一个考量。
（质疑派的声音）
（部分来自新加坡一线工作人员的声音）
（留言者是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该院接管了两家方舱医院并顺利完成了任务）
我曾经在“切切盼君安，共饮长江水”一文中提到一位中学同学，他工作在位于风暴眼的某医院肾内科，并非所谓的一线科室，但是在非常时期工作也是全副武装，防护服加身。在武汉还没有摆脱至暗时刻的2月12日，从未有肾结石病史的他突然因为肾结石犯了而剧痛难忍，据他自己的分析，自己的肾结石很大可能是因为在非常时期穿着防护服喝水不方便，工作时出汗量又太大，短短几周内落下的毛病。
其实中暑、肾结石、或大量出汗后造成的电解质失衡只是长期佩戴个人防护设备后可能带来的一部分副作用，其它的副作用还包括长期佩戴护目镜和口罩所引起的皮肤不适甚至溃烂等等，类似的照片想必大家在媒体上见到了不少。
另外，每天佩戴N95口罩和护目镜超过四个小时还会增加头痛发作的风险，而那些本来有头痛病史的人的病情也可能因此而加重，因为这些设备为了保持气密性，都需要紧压在面部。新加坡国大医学组织最近发表在期刊Headache（是的，期刊的名字就叫《头疼》这么的简单粗暴）上的“Headaches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mong Frontline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COVID‐19”一篇文章就证实了这点，所以作者在文章的结论中就指出，未来在设计更多元化的个人防护设备和更合理的安排一线医护人员的连续工作时间上可能需要多花点功夫。
前文之所以将在劳工宿舍的工作人员和国内的方舱进行比较，因为在给劳工进行大面积病毒筛查时，工作人员碰到疑似或确诊病人的几率很大，而方舱医院里则是已经确诊，但是症状较轻的病人，这两个场合都不大可能接触到那些可能产生气溶胶的场景，所以有一定的可比性。
那么在高风险区，也就是可能有气溶胶产生的地方，医护人员又是怎样防护的呢？下面这条评论揭示了真相。
那么PAPR是啥？PAPR的全称是powered air-purifying respirators（动力新风呼吸器），也就是下图所示的个人佩戴式装备。对于那些需要长期在高风险环境下工作的人来说，这个装备可以持续提供过滤过的新风，对于那些面部毛发较多，或是面部有大面积伤痕，普通口罩无法维持良好气密性的人来说也很友好，提供了从颈部开始覆盖整个面部的保护。
（图片来自于3M公司网站）
那么到底哪些属于高风险的场合呢？新加坡卫生部在SARS期间发布的一个关于PPE的教育视频揭晓了答案，官方认定的高风险步骤如下：
- 胸肺物理治疗（一种通过物理治疗帮助患者排痰的方式）
- 支气管镜
- 胃镜
- 插管
也就是说，在接触疑似病人时，头套，护目镜或面屏，3M的N95 1860或相似口罩，一次性长袖隔离衣以及手套就足够，但在实施高风险步骤时，则需要在之前的基础上，再加上PAPR。
（正在穿戴PARR的医生，来自于国大医学组织Facebook）
（在隔离房间里接触确诊病人的医生，图片来源同上）
新冠病毒最严重的时候，武汉市第一医院曾经抽调了17名骨干人员组建成插管敢死队，当时她们使用的也是类似装备，任务结束后相关医务人员无一感染。
（截图来自于China Plus网站，图中的卢凡医生是我的初中同学，为冲锋在最前线挽救危重病人生命的她感到骄傲）
今年2月，新冠病毒在新加坡肆虐的早期，有一家医院在不知道病人已经被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下为一名肺炎病人进行插管抢救，当时有41名医护人员暴露在这一高危环境里，并且距离病人少过2米，其中有85%的医护人员只是佩戴了普通外科口罩，剩余的佩戴了N95口罩。在几天后病人拔管并确诊新冠病毒后，这41名医护人员全部被隔离并进行了新冠病毒的筛查，无一感染——这一事例被发表在3月的内科学年报上《Th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虽然这只是一个单一事件，但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新冠病毒虽然传染性强，但也不一定到了一旦暴露就100%感染的地步。
那么，对于那些不需要面对高风险场景的医护人员来说，那些不像大白一样的隔离衣是否就足够防范新冠病毒了呢？
（看多了国内医护人员穿成大白的照片，内心里不比较是不可能的）
在新加坡确诊数字达到600多人的时候，根据统计有几名医疗系统的工作人员确诊，但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她们全部都不是在院内感染，而在社区有明确的接触史，或是从国外回来——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目前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足够的。
另外我也找到了英国最新发表的一组数据——英国对于PPE的规定和新加坡类似，毕竟两国都是按照国际卫生组织的建议以及自身国情所制定的，所以这组数据有一定参考价值。这篇在4月22日于《柳叶刀》期刊上刊登的信函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信函的题目叫做“First experience of COVID-19 screening of health-care workers in England”，当中提到，他们在3月10日到31日期间给纽卡斯特地区1654名出现类似新冠病毒症状的医院工作人员做了新冠病毒的检测，并根据工作性质将他们分成三组：直接接触病人组（医生，护士，专职医疗人员，护工等），不直接接触病人组（清洁工人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以及非临床组（文职人员和IT人员等）——检测结果表明直接接触病人组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和另外两组没有显著区别（三组的感染率分别是15%（接触病人组），16%（非接触病人组）和18%（分临床组））。这说明一线人员并不会因为直接与确诊或疑似病人接触增加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他们现有的PPE足以提供必要的保护。
当蚊子飞来的时候，你可以用高射炮，也可以用电蚊拍，最终的结果可能一样，但是付出的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所带来的副作用也有很大的不同。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已经给经济造成了重创，医护人员奋战在前线数月也承受了许多。那么在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教训和证据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使用个人防护设备，不仅是给医护人员减负，减少他们承受不必要副作用的风险，同时也算曲线救国，给经济复苏出了一份力吧！
配图来自于网络或朋友圈，版权归原作者。
新冠周记之十一，写于新加坡阻断措施实施第23天
参考链接：
http://chinaplus.cri.cn/recommended/1661/43281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www.biospectrumasia.com/news/30/15759/prolong-usage-of-ppe-induces-headachees-in-frontline-healthcare-workers.html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970-3/fulltext
https://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929239?nlid=135183_5144&src=WNL_ukmdpls_200425_mscpedit_gen&uac=366301SK&impID=2359340&faf=1
https://headachejournal.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head.13811
https://sph.nus.edu.sg/2020/02/covid-19-how-are-we-protecting-those-who-are-working-hard-to-protect-us/
https://annals.org/aim/fullarticle/2763329/covid-19-risk-health-care-workers-case-report
（文：baby兔猫 文章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新希望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