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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纯老师：一本常读常新的书
陈 力
李老师赠过我一本书，书名是THE GOOD BOOK: A SECULAR BIBLE，这本书有纯红、鹅黄和午夜蓝等几种颜色的内封。李老师赠我的这一本，午夜蓝的内封配象牙白的护封，十分安静雅致。
2011年春，李静纯老师、郝建平老师我们一行三人赴新加坡，与泛太平洋教育出版有限公司合作修订新课标教科书，这是我和李老师一起出差时间最长的一次。合作方安排，我们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SNU）东南不远处，South Buona Vista和Lor Sarhad交界处一所公寓的一楼。四个月时间，除每周两次统稿要到出版公司开会，其余时间，我们就在这个住所兼办公室的公寓里编修新课标英语教科书。
新加坡很小。工作之余，李老师喜欢去的地方是书店。乌节路上有个义安城，是新加坡有名的购物中心，里面有家日本书店，叫Kinokuniya，中文名好像叫“纪伊国屋”，据说是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书店，每年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读者。书店内有各语种的外文书，中文书也算齐全，且版本大都比较新。乌节路上的这家店，印象中我陪李老师去过三四次，THE GOOD BOOK就是他在这里买了送我的。
书名中虽然有个BIBLE，但这本书实际上无关宗教，它更像是一本人类思想智慧的荟萃。作者分类摘编了人类历史上近百位“智者”的思想言论，西方的如Aristotle, Bacon, Darwin, Homer, Locke, Milton, Newton, Plato等，中国的如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孙子，还有李白、杜甫、王维、王勃、刘禹锡等等。全书正文597页，分14章，编排体例是仿照了圣经的。出于对这本书的特别兴趣，我去查了编者的情况，A. C. Grayling是英国哲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出生于1949年，比李老师小5岁。
李老师年长我两轮，当然是我的前辈。过去十几年，我跟李老师各地出差，听到过对他的各种称呼，李主编、李编审、李教授等等，而听到最多的称呼，还是“李老师”。或许与他曾长期在首师大附中从教的经历有关吧，李老师身上透着一种教师与学者混合的独特气质。
2002年夏初，我到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编辑室工作，跟李老师成了同事。当时我们还在故宫东北角沙滩后街55号院的一座五层小楼里办公。那时，高等教育出版社已搬出，55号院门口左右就剩下两块牌子，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题写，课程教材研究所是80年代初邓小平题写。 办公楼离景山公园很近，不过两三百米。忙完一天的工作，傍晚时分登上办公楼顶，朝西眺望夕阳下的万寿亭，发一会儿呆；如时间宽裕，晚饭后还可到故宫角楼下，沿着筒子河遛遛弯弯儿，这是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了。
跟李老师相识到现在，一晃近二十年了，我一直称呼先生“李老师”，从未变过。与国内其他出版社稍有不同，人教社的编辑同时也是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研究员。初到人教社，我很快就注意到，在这里同事之间的称呼跟大学有些相似。无论职务和岗位，一般都互称“老师”，平日在单位很少听到称职位的。社长、总编也不例外。后来，单位从沙滩后街搬到海淀魏公村的新楼，新的环境，年轻人也逐渐多起来，人教社的气质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近些年，年轻同事之间的称呼隐约有些变化，但老编辑们大都还延续着互称老师的传统，尤其是对亲近且敬重的长辈，仍以称呼老师而不是头衔职位为常。
我刚到人教社，正赶上第一轮新课标教材的编写送审。当时李老师和郝老师任教材的主编，我是责任编辑。那段时间加班成了常态，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大概都会超过十几个小时。2002年的春节，我们在出版社对面的沙滩宾馆挑灯夜战中度过。记得我们仨的年夜饭是三大碗牛肉面，好想还有醪糟汤圆，记不太清了。正月初七一大早，拿着书稿清样到聚珍公司签字付型，再回到宾馆就病倒了，晚上高烧41度半。当时正赶上禽流感，被迫住进了公安医院的特护病房。两位主编年岁长我许多，也跟我一样地熬夜，且早上比我起得还早，居然还能坚持没躺下，他们的精气神让我佩服。
李老师编写教材极富创意。那时他不太用电脑，而是习惯手写。他会把A4纸按单元内容编好页码，在每页纸上用直尺画出笔直的细黑线边框。一叠儿画好方框的A4纸，虽还是空白的，但看上去已然像是艺术品了。当时我曾纳闷：时间这么紧，李老师干嘛费时费力做这些琐事？多年后我慢慢悟出，李老师给A4纸打边框的过程，或许是他在梳理思路、寻找灵感，或许也是对我这个编辑新手的言传身教吧！
李静纯老师编教材，从文字内容到插图板式，都在这打好边框的A4纸上手写完成。他写的字极有特点，英语编辑室的年轻编辑大多不能轻易辨识，我大概是唯一的例外。教材插图李老师也都是亲自设计，他的简笔画虽少了学院派的机巧套路，却也生动传神、独具神韵。李老师编写好的教材手稿，通常由我复印两份，一份用来编辑加工送排，一份我作为资料存档，原稿李老师要收回自己保留。
工作空档儿，我们也聊聊天。李老师一直十分关心我的专业成长。他多次叮嘱我，要认真记录每天的时间利用情况，以不断提高工作效率；要挤时间多读书，特别是各类经典著作；工作不应挑肥拣瘦，琐细的工作也都要用心把它做到极致…… 工作中只要我取得些许成绩，李老师总会郑重其事地给予表扬鼓励。编写高中选修教材时，我草拟的前言中融合了一些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法新成果，李老师就特别提出来给与肯定，并鼓励我继续努力。多少年过去，回想起李老师的关心爱护，我深感惭愧，不免自责虚度了光阴，蹉跎了岁月。
教材研究和编写之外，教师培训也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教材培训或一起参加教学研讨活动，我随李老师去过很多地方的学校，天津、武汉、黄山、太原、济南、赣州、西安、郑州、丹东、乌鲁木齐、广州、深圳……国内中小学英语教师听过李老师讲座的人数以万计。李老师的讲座既不同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一般学者，也明显有别于多数教研员和一线教师，他很有自己的风格。无论身体状况如何，不管讲座时间多久，他一直坚持站着讲课。我记忆中最常见的情景是，李老师一边讲，一边来回走动着，各种材料和案例信手拈来，有时即兴演绎一段传统评书，有时模仿几句黑人英语，兴致好的时候还可能来一段现代舞。听课教师很难想到眼前这位培训专家的实际年龄。相同的培训内容、相同的题目，在不同地方讲，李老师也不会简单重复，他总要花心思联系当地实际情况，为听课教师找到新视角、打开更多新的窗口。他的培训似乎有种魔力，能让听众不觉疲倦，时间过得很快，而他思想的泉水还在不断喷涌。六七年前，英语编辑室的一位年轻同事跟我聊天，说很想学习李老师讲课的风格，努力了好久最后还是无奈地放弃了。我不觉得奇怪，讲台上几小时的精彩，背后是李老师多少年的教学经验和阅读积淀，自然不是谁都可以轻易学到的。
李老师平日生活简单随意。除了还算有规律的午休，还有偏好茉莉花茶，我一时想不出他对衣食住行还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教材工作紧张的时候，周末我们常约好到社里加班。有时他会在路上买几个烧饼夹肉，午餐我们就在出版社16层的玻璃房，两个烧饼一杯茶就打发了。出差培训有时熬夜晚了，他会叫我去外面买几片面包加一小包牛奶糊弄一下肚子。李老师吸烟，极少喝酒，出差讲课并不太喜欢惯常的接待。兴致好的时候，他会跟大家聊聊天，有时他只是安静地坐着，耐心等大家结束才一起离开。李老师习惯于晚睡，出差在外更是如此。我们有时住一个房间，更多的时候是我待他晚饭后稍事休息，打个电话到他房间去。跟李老师聊天是一种享受，他天马行空，从教育到教学，从心理学到脑认知，从美学诗歌到哲学宗教，经常一晚上串出好些话题。2017年新版高中课程标准出版，我读到其中有关审美教育的部分，立刻想起七八年前某个晚上我们的长聊。几年后我读到陈丹青回忆木心先生的文字，于是很有些共鸣。只可惜我天资愚钝又随行慵懒，加上素无写笔记的好习惯，要不然这些年李老师聊天的记录，就当能顶我读好多书。
李老师读书有几个习惯。除了时时随身带、处处有书读，他还很会做笔记。在每本读过的书中特定内容的地方夹上各种彩色的小纸条，也会在书眉和正文四周的空白处随读随写下自己的批注，签上大名并记下日期。李老师读书的笔记是各种各样的，摘录和创作也常夹杂在一起。今年春节假期，我在一本小书中偶然翻出几张折叠的A4纸单页，是李老师赠我的他笔记中的摘录。其中一页是关于写作的，2012年12月15日复印送我，内容是2009年8月14日所记：
观舞蹈，一套动作在十几秒内完成。练舞的人都知道，在这十几秒钟之内，可能有数十个动作叠而加之，而每个动作都是“练”的结果：数十步急急行之，一步有一步的功夫。这时我想到汉代史学家班固的一句话，“疾趋无善步”，所言极是！写文，也是这个道理，数千言看似行云流水，一字有一字的功夫。西方人善于把这种一字一句的功夫程序化，叫做程序写作（process writing），我在辅导写作教学时，将它概括为8步：Brainstorming, Selecting ideas, Outlining, Drafting, Redrafting, Revising, Correcting, Editing。这是每一个写文的人应当遵从的法则与规律。在写作实践中，这8个步骤是翻来覆去地运作的，不是一个步骤完成了再行下一个步骤。中国文人概括之曰“文不厌改”……
李老师很少运动锻炼。出差讲课之余，如有些许闲暇，他必去当地书店转转，二手书店和旧书摊也不放过，这就算他坚持最经常的“运动”了。印象中李老师很少买其他东西，除了买新书就是买旧书，我所致的例外，是安徽出差时他买过一方精美的歙砚。
有时，一次买的书太多，他担心家人见了又要责怪。回京后他就先不回家，绕路回单位把书暂存办公室，只挑三两本喜欢的带上，其余则随后找机会分次往家拿。这样大费周折时，他脸上偶尔会闪过小学男生恶作剧般的表情，让人看了忍不住想笑。
熟悉的人都知道李老师有个书房，是他在祁家豁子原来住的两居室。后来搬新家住到望京，原来的房子就做了书房。李老师的书房看上去真有点乱，四周的书架上、桌案上、沙发上、椅子旁边的地上……满屋的到处都是，这儿一摞那儿一堆的。奇怪的是，聊天中随口提到某本书，他能迅速而精准地找到。这看似杂乱的书籍，李老师是不允许家人随意收拾的，他担心归置整齐了，自己反而找不到。这书房我只去过一次，记得大约是2014年底去马里兰访学刚回到北京。我去看李老师，约在他的书房。这里的藏书初看有些驳杂，细看其实大都是精心挑选过著者和版本的。后来跟朋友又约几次，说要一起去李老师的“尚书房”喝茶聊天，转眼又四五年过去，居然至今还没去。今年春节再跟永大兄约，希望很快能成行。
李老师也是我的学长。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老校长张伯苓先生曾这样解释“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么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行。所谓的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周末翻阅张伯苓年谱和母校历史，倏忽间，李老师平日散透出来的南开气象渐渐明朗起来。李老师近几年致力于将戏剧与中小学英语教育相结合的探索，我猜或与南开的戏剧传统有些关系。回顾李老师治学育人的几十年，从以下几个侧面能看到他身上的母校基因的烙印。（一）本土化。1928年，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明确提出：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李老师博览群书，但他并不像一些读书人那么喜欢 “掉书袋”，也不像有的学院派教授们那样被理论所束缚。李老师读欧美文献常是希望有助于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他总力图通过比较鉴别，取精用弘、择善而从。张校长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理论和技术时须经“土货化”，即今天人们常说的本土化（localization），也即结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联系实际。环顾今日中国之教育，我深以为张校长的这些话，对当今的教育工作者们依然是极重要的开示。（二）社会调查。曾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先生回忆说：“张（伯苓）校长的教育思想，今天许多教育家也难出其右。他高在哪里呢？高在让你全面地接触社会。南开当时有一门课，别的学校都没有，就是社会调查。” 李老师的教育教学研究相当重视田野调查，他喜欢去学校，去跟师生们一起，这也不能不说与南开重视社会调查的传统有关。（三）重德行，重身教。李老师在中学教书多年，后又到出版社编教材，他对自己的学生、对身边年轻同事，极少简单说教，他更愿意以自身的言行去影响后生们。这重德行、重身教的作风，也应该与当年在南开的浸润有极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上周六晚上，我再次读到张校长1925年的演讲时，恍惚穿越回90多年前的南开园又清晰地听到了张校长当年的玉石之声。
现在教育者，不但不能以教书、教学生为满足，即使他能“教学生学”，还没有尽他的教之能事。他应该更进一步，“教学生行”。“行”些什么？简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这样，才能算是好的教育。（张伯苓1925年12月17日《学行合一》）
春节从山东老家回京，正月十二是周六，我约李老师和两三好友小聚。大半天时光，我们天南地北，说古道今。说话间，永大兄忽起一念，要李老师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特点。李老师吸一口烟，思忖片刻，抬头看着我微笑道：“陈力，你是四个字：慵懒率性”。我先是一愣，随即笑答“李老师，您也是率性之人呐！” 李老师提高了嗓门朗笑道：“没错。不过我所有不同啊！我是勤奋的率性”。是的，李老师无疑是勤勉的，他读书、他教书、他编书、他写书，无不用力尽心。作为师长、学长和我学习的楷模，他时时处处都发着“允公允能”的热，闪着“日新月异”的光。
今天中午整理书柜，惊喜地翻到李老师复印笔记的一个单页，页面下半截是李老师十一年前记下的一段文字。
“三分人事七分天……鉴于此，我倒要问一问：治学人如何做自己的努力？答曰：遭逢辛苦唯吾愿，剪烛案牍只作禅。三分人事百分力，一门心思过千年”。
在我眼里，李老师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我每次翻开来读，总能品到新的趣味！
适逢李老师从教四十周年，回忆过往，颇多感慨！心有光芒，生命灿烂多希望；胸有沟壑，步履执著少彷徨。愿学长公能之气常在，愿老师学术之树长青。
（本文系作者2019年为《李静纯教育艺术四十周年》纪念文集而作，部分内容发表在《21世纪英语教育》2021年第3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