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独立广场，又称“迈丹”，见证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乌克兰的风云变幻
娜塔莉亚们在1986
2022年3月23日，就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一周前，我终于收到叶列娜的电子邮件：“基辅遭受着连续袭击。我和家人已成功逃离，安全抵达波乌边境。等待进入波兰的难民队伍望不到头……”
我第一次遇见叶列娜，是在2019年9月19日，我到基辅后第二天，气温降到了摄氏5度。神通广大的叶列娜·杜丁丝卡帮我联系到切尔诺贝利灾区领导奥列格·纳斯维特，他主管的单位叫“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国家管理局”，是乌克兰生态和自然资源部的下属机构。下午4点，我和导游娜塔莉亚分手，到基辅洞穴地铁站附近的内务部接待中心大楼前与叶列娜碰面，由她带我去拜访纳斯维特先生。叶列娜在基辅的一家旅行社工作，四十岁左右，脸圆圆的，说话总是带着笑。她告诉我，她有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
和大多数游客一样，我来基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去切尔诺贝利。基辅离1986年核爆现场只有110公里，无疑是去切尔诺贝利游览的最佳起点。核污染区面积不小，约2600平方公里，和卢森堡一样大，像乌克兰的国中之国，人员出入严格受限。
经过二十几年的清理，隔离区自2011年起面向普通游人开放，基辅有多家旅游公司提供导游服务，产品从一日游到多日深度游都有。2019年，HBO迷你剧集《切尔诺贝利》播出后，切尔诺贝利一下子成了乌克兰头号旅游景点，基辅跟着受益，2019年上半年基辅国际机场客流量比上年同期猛增14倍，新晋总统泽连斯基在考察切尔诺贝利后，宣布禁区将扩大开放规模，推出一系列新线路、新看点。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外的雕塑
我的乌克兰之行，无论在基辅，还是敖德萨、利沃夫，遇到的每一个旅行者都在兴奋地谈论切尔诺贝利。不夸张地说，每个人不是刚去过切尔诺贝利，就是在去往切尔诺贝利的路上。但我和他们有点不一样，我带着写作任务而来，除了实地勘察，还打算围绕“灾难旅游”的伦理问题做点文章，所以我多加了一个采访政府官员的环节。
位于列霞·乌克兰卡大道26号的内务部接待中心是个灰色钢筋水泥盒子，一座典型的苏式大板楼。它使我强烈地联想到北京。基辅的某些街景很像北京，另一些又像莫斯科，而北京和莫斯科本来就不无相似之处。也许，北京、基辅、莫斯科三者之间的共通点，源头都在苏联。然而基辅与莫斯科的某些相似之处又跟北京无关，源头多半在帝俄，或更深远的历史地层中。
我向奥列格·纳斯维特提问：切尔诺贝利成为大众旅游热点，究竟是不是好事？他当即纠正我：“旅游这个词不该出现在这里。参观灾区不是休闲娱乐，而是一个严肃的学习机会。希望你们认识到，切尔诺贝利是一场大灾难，目睹现场能让人警醒和反思，而不是当成猎奇、打卡式的‘旅游’。”
纳斯维特年轻时是一名核物理学家，1986年事故发生时，他刚大学毕业不久，在乌克兰西部从事放射性物质与河流生态调研。尽管工作地点与切尔诺贝利远隔三百多公里，但爆炸当日的风向是西北方向，他所在的位置恰处于辐射物质扩散路径上，当天就检测到异常数据。令他震惊的是，当局对他这样的核物理专家都决定隐瞒灾情，更不用说对普通百姓了。假如民众能得知真相并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少年儿童因误食辐射超标的牛奶、蔬菜而致癌。
对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乌克兰人来说，切尔诺贝利是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就连叶列娜这个“80后”都记得，当时自己的岁数跟现在上幼儿园的女儿一样大，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身边长辈、哥哥姐姐们慌乱无措的样子，她一直记得。
基辅市中心波迪尔区的一座旧消防站被改造成乌克兰国立切尔诺贝利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事故发生两天后的《每日新闻》和《纽约时报》，发自斯德哥尔摩的报道称瑞典科学家检测到高于正常水平6倍以上的辐射，同时发自莫斯科的报道说，苏联官方声明“绝对没有核泄漏”。展厅一角是执行清理任务时殉职的直升机飞行员遗物——照片、勋章、头盔，另一边是因辐射导致变异的动物怪胎标本：长了八条腿的猪。
切尔诺贝利，苏联在冷战时期建设的Duga-3远程警戒雷达
五十多岁的导游娜塔莉亚对我说：“1986年4月26日，这个日子我至死不会忘记。”由于官方封锁消息，没人能在第一时间弄清发生了什么，娜塔莉亚几天后听到外电播报才知道情况，她带着孩子迅速逃离基辅。很多基辅人和她一样，基辅成了一座空城。她有个闺蜜二十天前刚生过小孩，婴儿面临核辐射威胁太可怕，娜塔莉亚劝她赶紧离开，可是年轻的妈妈认定那是西方国家电台造谣，她相信官方。又过了几天，《真理报》终于报道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不是发在头版，而是在内页不显眼的地方用几行字轻描淡写地说灾情已得到控制，只字不提核泄漏的危险。所幸的是，核爆发生后风不是朝南方吹的，基辅逃过一劫。“切尔诺贝利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娜塔莉亚说，“这之前和这之后的人生被分割成两个不同阶段，就像黑与白。”
从圣弗拉基米尔山远眺基辅城区和第聂伯河
勃列日涅夫在1981
忘掉一百多公里外的切尔诺贝利，基辅总体上是个令人愉悦的城市。第聂伯河从城边穿过，地下有深达百米、宫殿般辉煌的地铁站，天际线上点缀着一串串洋葱头形状的教堂金顶。基辅的古老出人意料。当“乌克兰”、“俄罗斯”、“莫斯科”这些名字都还不存在时，基辅早已存在，建城时间在公元5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要问为什么说基辅是整个东斯拉夫地区（涵盖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文化的摇篮，可以去199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基辅洞窟修道院找答案：“北宋”年间，基辅罗斯国隐修士在第聂伯河畔念经讲学的山洞，至今是东斯拉夫三国最神圣的东正教朝圣地。而说到“基辅罗斯”古国，又要追溯到“唐朝”，基辅被来自北方诺夫哥罗德的维京人征服之时。“罗斯”在斯拉夫语言里的意思是“红头发斯堪的纳维亚佬”。有了“罗斯”，才有后来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东斯拉夫人皈依东正教必须归功于这帮外来的红发佬统治者，他们在基辅、在整个东斯拉夫地区建立的第一座教堂叫圣索菲亚大教堂，与君士坦丁堡那座圣索菲亚大教堂同名。从基辅这个原点开始，东斯拉夫文化一路向东扩散，直到一万公里以外的西伯利亚和北美洲的阿拉斯加。
圣索菲亚大教堂保留着11世纪的马赛克和湿壁画
从另一角度看，基辅又是年轻的，作为脱离苏联独立建国的乌克兰共和国首都，它刚满30岁。基辅的年轻人，看上去个个都高挑、沉静而勇敢。如果要感受基辅年轻的脉搏，可以去市中心的主要商业街——1.5公里长的赫列夏基克大街，尤其是街道中段的独立广场，去那里走走，观察一下年轻人的面貌，你会明白新一代乌克兰人已经远离了苏联，远离了切尔诺贝利的年代。
娜塔莉亚是我在基辅徒步一日游的向导，她带领我从国立舍甫琴科基辅大学走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独立广场，然后去往第聂伯河陡岸边的基辅洞窟修道院，一路上不时灌输给我各种知识点：你知道基辅大学在乌克兰排名多少？当然是第一。为什么校园建筑刷得那么红？因为红色是圣弗拉基米尔教派的主色调，这所大学在沙俄时代叫皇家圣弗拉基米尔大学。那么，圣弗拉基米尔是谁？他是公元989年迎娶拜占庭帝国公主并皈依东正教的基辅罗斯国君，下令全体罗斯人摧毁异教偶像，还把全基辅的男女老少都赶到第聂伯河里受洗。
第一眼看见大学校门，我就见识到这个国家年轻人的日常民主实践：一排大学生安静地站在校门口，举牌示威。我问娜塔莉亚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她笑了：“抗议校方贪污教学款项中饱私囊。”
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受难者纪念碑附近，一座有着巨大列柱的斯大林时期风格建筑引人注目。娜塔莉亚说，那是乌克兰外交部，独立前是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党部大楼。她让我细看柱头上弧度漂亮的横楣，正中刻着乌克兰共和国的国徽，覆盖了原先的镰刀斧头，其他部分都被完整保留下来。这样“苏为乌用”的建筑遗存，即使“前朝”已被埋进历史，它的纪念碑也应当像古迹一样保护起来，而不是被挖掘机铲掉、毁掉。
前苏联地标建筑，冷硬巨大，气势不凡。有个英文名词“Gigantomania”，用来形容对巨型纪念碑的过度嗜好，直译为“巨人痴迷”。某些特定文化、体制或历史阶段，容易成为这类精神追求的培养皿，留下尺度远超现实的物质遗产。我在切尔诺贝利见到的五号核反应堆冷却塔，以及反弹道导弹远程警戒雷达都是这样的巨型建筑物，让我倒吸一口凉气，想到“Gigantomania”这个词。基辅的二战纪念碑“祖国母亲”雕像也一样：一位62米高的女勇士立在40米高的台基上，手举12吨重的剑与盾，也许她本身就是拟人化的“祖国母亲”，又或者她仅仅是抽象的“祖国母亲”概念的护卫者，所谓“祖国母亲”，无疑是指苏联。
基辅的二战纪念碑“祖国母亲”雕像与一辆被漆成蓝黄两色（乌克兰国旗颜色）的俄国军用坦克
仰望这座寒光凛凛的巨像，娜塔莉亚问我：“你知道吗，她的身高藏着什么秘密？”
我答不上来。
她说：“这座雕像有意造得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要高出几米。”1981年，雕像建成，勃列日涅夫亲自来基辅主持揭幕典礼，娜塔莉亚参加了接待工作。
“祖国母亲”雕像是卫国战争纪念馆的一部分。娜塔莉亚说：“基辅是苏联卫国战争12座英雄城市之一，你知道什么是英雄城市吗？”这一次我没被考倒，我告诉她，12个英雄城市，我去过4个：莫斯科、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摩尔曼斯克和前两天刚到过的敖德萨。她点头表示赞许。
简单来说，英雄城市是指二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的苏联城市。纳粹德国在1941年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史上最大规模的围歼战就发生在基辅，苏军阵亡人数超过16万，被俘人数66万，整个城市遭受了巨大创伤。1943年11月红军夺回基辅时，纳粹在西北郊娘子谷屠杀了至少10万人，包括数万犹太人，全市80%的居民无家可归。
然而娜塔莉亚接下来说的一番话，我意识到才是重点所在。她说，“卫国战争”这个名词已经过时，那是苏联对二战的称呼。如今在乌克兰，这场战争的正确名称应该是“德苏战争”。乌克兰这片土地，连同其他介于德、苏之间的国家如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
时代翻篇之际，历史将被重新审视。基辅卫国战争纪念馆现已更名为国立乌克兰二战历史博物馆，只有“祖国母亲”雕像仍叫“祖国母亲”。基辅作为东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素有“罗斯众城之母”之名，这个延续了千百年的称号显然要比历史不足七十年的“苏联”更长。
二战历史博物馆内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小朋友
库尔科夫在2014
卫国战争纪念馆改称二战历史博物馆，发生在2015年。博物馆外的广场上陈列着二战时的飞机、大炮、坦克，也有2014年后乌克兰政府军从东部顿巴斯分离主义武装分子手中缴获的俄制武器。一辆俄国军用坦克被漆成夺人眼目的蓝黄两色——乌克兰国旗的颜色，作为俄罗斯支持顿巴斯武装叛乱的证据被公开展览。可见，二战历史博物馆的历史叙事已不只局限于二战，而是延伸到了2014年以来日益激化的俄乌冲突。
2014这一时间节点的意义，到过独立广场自然就会明白。
帝俄建筑、乌克兰巴洛克式建筑、斯大林时期苏联建筑和新世纪商用建筑（比如广场西北那个戴着玻璃穹顶的购物商场）在这里交错堆集，东南端的独立纪念碑是整个广场的视觉焦点，一尊名叫比列吉尼亚的女神像取代了从前的领袖像。在前基督教时期的斯拉夫神话里，比列吉尼亚类似于希腊罗马神话里的水仙女，同河流、湖泊、暗夜相关联。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围绕这位女神的符号象征开始发生微妙变异，尤其在2004年基辅革命后，她被一些乌克兰知识分子赋予浪漫化、理想化的乌克兰女性想象，跟乌克兰民族建构、女性主义和本土原始信仰的回潮（即“新异教”运动——Neo-paganism）形成联系。
独立广场在当地俗称“迈丹”，这个听起来很有伊斯兰风情的词语引发了我的考据癖。从词源学来看，把广场、市集唤作“迈丹”是波斯语的用法，后来被引进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和各种突厥语言，而拉丁化的拼写法有“Maidan”、“Meydan”、“Maydan”等多个变种。多年前我在土耳其、印度和阿联酋都遇见过这个词，不知它辗转来到前苏联是通过什么路径，很可能经由土耳其或南方几个“斯坦”传入，传播方向应该是由南而北，于是“迈丹”这个词染上了南俄和乌克兰地域色彩。它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里都出现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1876~1919年），“迈丹”的正式名称都叫杜马广场，意思是议会广场。这四十几年对应着基辅的城市建设加速发展的美好时光，最终断送在一战末期的各方混战之中。然后，自苏俄红军占领基辅，到1991年乌克兰独立为止，“迈丹”始终拥有一个红色的名字，先后叫苏维埃广场、加里宁广场、十月革命广场。只不过，在1941~1943年纳粹占领时期，一度恢复帝俄旧称“杜马广场”。1991年，乌克兰成为第一个脱离苏联独立的加盟共和国，“迈丹”才实现“去俄化”，改名为“独立广场”。
我想说的是2013~2014年冬天发生在“迈丹”的亲欧盟抗议行动。这场持续数月的冲突被称为“Euromaidan”事件，直译为“欧洲迈丹”。我第一眼见到“迈丹”时，革命已是五年前的往事，广场上不再有集会、路障和血迹，“迈丹”成了露天博物馆，安放着许多纪念“欧洲迈丹”运动的图文展板。
娜塔莉亚让我抬头看独立纪念碑后面那座阴郁的斯大林时期高层建筑，上面写着“乌克兰大饭店”。她说，2014年2月，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当局指派特种部队狙击手秘密占据酒店高处，向广场上的年轻人射击。与此同时，酒店大堂却充当起临时急救中心。酒店工作人员就地取材，整张床单用作裹尸布，剪成布条则当绷带。赶到现场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告诉媒体，狙击手枪法极准，往往击中抗议者的头部和心肺，一枪致命。
基辅“欧洲迈丹”事件在2014年掀起的连锁震荡，我们后来都知道了：亚努科维奇下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亲俄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持续至今；马航MH-17航班过境顿巴斯上空，遭俄制“山毛榉”导弹袭击坠机，机上239名乘客、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时至当下，2022年2月24日起，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欧洲迈丹”之后，乌克兰著名作家安德烈·库尔科夫出版了《乌克兰日记》，留下来一份从革命爆发之日（2013年11月21日）到2014年4月24日为止的五个多月不间断的第一手目击者笔记。库尔科夫的住所距离“迈丹”只有400多米，经常在出门办事或回家路上，走着走着就与“欧洲迈丹”的漩涡迎面相遇。
库尔科夫生于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幼年移居基辅。发表小说前，他当过监狱警卫，写过童书，嗜好是收集仙人掌。上世纪90年代出版卡夫卡式黑色荒诞小说《企鹅的忧郁》，被认为是继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之后又一部有关基辅的文学佳作。我注意到库尔科夫和一些乌克兰前辈作家如果戈里、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一样都是用俄语写作。娜塔莉亚也说过，她的俄语比乌克兰语更流利，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乌克兰的认同。“欧洲迈丹”革命前，以第聂伯河为分界线，乌克兰西部多数民众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东部则有大量亲俄派。但新的分水岭形成于2014年。“欧洲迈丹”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风云突变使越来越多以俄语为第一语言的乌克兰人走进乌克兰民族主义阵营，亲俄派变成少数派。
古城门“黄金之门”旁的雕像：基辅罗斯国君“智者雅罗斯拉夫”手捧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模型
盖特曼在1918
在基辅，我发现，即使足不出户也能触摸到这个城市的很多历史横截面。这是因为，我住的酒店建于沙俄末期，历经20世纪初的黄金时代和后来的一战、乌克兰独立、内战、苏维埃革命、德苏战争，直到苏联解体、乌克兰再度独立，可以说是基辅乃至乌克兰首屈一指的老牌大饭店。任何一个有故事的国际城市，都少不了这样一座饱经风霜后风韵犹存的大饭店，像维也纳的“萨赫”、香港的“半岛”、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业界习惯上把这类“见过世面”的大饭店比喻成“古兰丹姆”（Grande dame），本意是“贵妇人”。
这家酒店，位置在普希金街和舍甫琴科大道交叉口，1909年开业时名为“宫殿饭店”，“宫殿”是德文“Palast”，“饭店”却用了法文“Hôtel”。这不奇怪，酒店刚开张，业主就把物业租给了奥匈帝国籍的管理者，而一战前帝俄上流社会又以“崇法”为时髦。现在的酒店名“Premier Palace”仍保留“宫殿”一词，改成了英文。不过，在大多数苏联人的记忆中，斯大林时代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它都叫“乌克兰大饭店”，和那家在2014年2月潜伏了狙击手的斯大林时期帝国风格的酒店同名。后者2005年才接手“乌克兰大饭店”的名称，之前一直叫莫斯科饭店。
入住那天，负责市场营销的酒店员工阿列克谢·梅特尔斯基领我参观这座融合了20世纪初新艺术和装饰艺术风格的宫殿建筑：以16世纪母仪天下的奥斯曼帝国皇后许蕾姆苏丹闺名命名的罗克塞拉娜套房、以布尔加科夫的名著《大师和玛格丽特》作为装饰主题的布尔加科夫套房、以哥萨克军事首领名称“盖特曼”命名的盖特曼套房，还有一整面名人墙，挂满了住客留影，我认出来尼克松、索菲亚·罗兰、大卫·贝克汉姆、普加乔娃、艾尔顿·约翰和斯皮尔伯格。
这里隐藏着不同时代的众多幽灵，就连酒店附设的理发店都有故事可讲：1970年代中期以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进入“停滞时期”，经济放缓，社会一成不变，百无聊赖的高干夫人们都喜欢来这家理发店做头发，据说全乌克兰最好的理发师就在乌克兰大饭店。
1980年，莫斯科主办第22届夏季奥运会，足球项目部分比赛在基辅进行。尽管全世界范围内的53国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抵制这届奥运会，基辅还是度过了一段欢乐时光。下榻乌克兰大饭店的外国运动员和外媒记者给死气沉沉的“停滞时期”带来些许活力，不知他们曾否在理发店遇见做头发的乌克兰党政高干夫人们？
1986年核爆事故，酒店安置了从切尔诺贝利撤出的几百号人，房间不够用了，灾民们穿着浴袍拖鞋睡在走廊里。
1990~1991年，乌克兰谋求独立而苏联还未解体的混沌时期，效忠苏联的特种部队冲进酒店三楼，抓捕在这里下榻的乌克兰人民代表。
“欧洲迈丹”风起云涌时，各路政治势力走上街头。一日，极右翼“斯沃博达”党派游行队伍走过酒店所在的街角，突然冲进大堂把火炬扔在地上，火被酒店行李生扑灭。
把时间拨回到1943年，红军反攻基辅，纳粹撤离前对市中心的建筑实行“焦土”措施，“宫殿饭店”的全部木质构造被烧毁，供水供暖管道全毁，外墙被烧穿。
一战后期，十月革命在东边俄罗斯发生，乌克兰趁机独立，内战爆发。1918年1月，一颗射向乌克兰国家议会的炮弹没有命中目标，却落到“宫殿饭店”顶上。这段时间的基辅，“城头变幻大王旗”，据布尔加科夫在《基辅格勒》一文中记述，基辅人经历了18次政变，红军和白军、本土布尔什维克和反共分子、保皇党和民主党、民族主义者和协约国占领军、市民志愿军和彼得留拉军队，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政权发行的货币只能维持数月甚至几天有效。末代乌克兰盖特曼帕维尔·斯科罗帕茨基在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建立军政合一政权。由于“宫殿饭店”被德国占领军用作官邸，当德军扶持的盖特曼最终被推翻时，这位末代盖特曼就是在这家酒店内签署退位诏书，然后逃往柏林，因此“宫殿饭店”也见证了20世纪初乌克兰尝试摆脱俄罗斯控制谋求独立、却最终失败的历史时刻。
酒店319房被布置成复古样式的“盖特曼套房”：地上铺着橡木镶嵌地板，床罩盖着狼皮，墙头和窗边装饰着盾、铠甲之类的冷兵器，整体风格很哥萨克、很中世纪。
去健身房游泳，还会遇见基督教传入罗斯以前的异教时代。泳池边有一幅壁画，描绘的是古罗斯国仲夏祭，叫“伊凡·库帕拉之夜”。少女头戴花环，点燃火堆守夜，祈求祛病消灾。
从顶层阳台望出去，视野里是基辅老城区栗树、槭树和椴树掩映的林荫道，库尔科夫买咖啡的贝萨拉比亚市场和主干街赫列夏基克大街（可以这么说，这条街既是基辅的长安街又是基辅的王府井）就在不到百米远的街口。稍远一些，是浮出树冠的众多穹顶、钟楼和洋葱形金顶，它们属于古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
1930年代被拆毁的圣米迦勒修道院，重建后成为乌克兰民族的精神象征
如果时间能倒流，我想回到“宫殿饭店”初建成的年代，看一眼那个“昨日的世界”。作为沙俄帝国糖业之都，基辅在20世纪初迎来了城市建设繁荣期，一批精心规划的街道、漂亮的帝俄风格建筑出现在城市版图上。赫列夏基克大街是当时欧洲最长的商业街之一，1892年启用有轨电车。基辅是全帝国境内第一个开通电车的城市，比莫斯科、彼得堡还早，在欧洲也只比柏林和布达佩斯略晚一些。
叶列娜们在2022
有天中午，叶列娜·杜丁丝卡约我去吃正宗乌克兰菜，餐厅叫“塔拉斯·布尔巴”，与果戈里那本描写哥萨克英雄的小说同名。果然是一家哥萨克主题餐厅，从室内装修到服务员的穿扮都充满游牧民族气息，墙上挂着古代哥萨克勇士画像，发型是辨识度极高的“一撮毛”样式。我尝了叶列娜推荐的乌克兰酸辣浓汤“色尔扬可”，内容有小牛肝、牛肉和洋葱，酸味来自柠檬片和腌酸豆，还要在汤里加一勺酸乳酪。包菜卷味道不错，用卷心菜叶将肉末和米饭裹成小卷烩熟，和俄罗斯版本很相似，但“塔拉斯·布尔巴”的罗宋汤比较特别，有三种不同版本：店制经典版要配蒜香面包，纯素版去掉牛肉加进烟熏梨，最奇特的是酸模版，以鸡肉取代牛肉，用一种叫酸模的野菜取代红菜根，还要放进白煮蛋。说起来，“罗宋汤”这个译名源于十月革命后流亡上海的白俄，以“Russian”作为菜名，其实有误。东斯拉夫很多事物的源头不在俄罗斯，而是在更早的基辅罗斯，罗宋汤即是一例。乌克兰是罗宋汤的发源地，与其叫罗宋汤，不如叫“乌克兰汤”或“基辅汤”。
据说“乌克兰”是“边疆”的意思，这很有趣。在西方（原奥匈帝国）眼里乌克兰是东部边疆，在东方（原沙俄帝国）眼里乌克兰是西部边疆。这种中间状态、边缘地位使得国家和民族认同不易形成，乌克兰和基辅的动荡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在乌克兰的行程，第一站是敖德萨，然后经乌曼到基辅，其间穿插切尔诺贝利灾区一日游，最后结束在利沃夫。敖德萨、基辅和利沃夫三大城市完全是三种风格：敖德萨有着南方海滨城市的闲适，居民通行俄语；利沃夫原属奥匈帝国，1945年前是波兰领土，城市有着强烈的中欧、天主教氛围，而不是东欧、东正教氛围，目前也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核心堡垒；基辅最有古都气象，与敖德萨、利沃夫截然不同。此行遗漏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来时间紧张，第聂伯河以东的半个乌克兰整个被我忽略，又因为2014年顿巴斯战争爆发以来乌东局势不稳，所有人都建议避开。不过，我在基辅的平丘克当代艺术中心看到鲍里斯·米哈伊洛夫摄影回顾展《被禁止的图像》，了解到自赫鲁晓夫时期到苏联解体后的哈尔科夫摄影流派，从一个侧面弥补了没去成哈尔科夫的遗憾。米哈伊洛夫的照片，身体政治味道很浓，挑衅意味也浓，特别是一组“我不是我”和一组桑拿浴室照片。以叶甫盖尼·帕夫洛夫为首的哈尔科夫摄影圈子，大多是工程师出身，因哈尔科夫是苏联Fed品牌相机（仿德国徕卡相机）生产基地，几乎各家都有一台，一些年轻摄影爱好者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组成“时代”社团，茶余饭后到户外拍摄裸体照片。这件事让我觉得非常酷，一群工程师脱光衣服切磋摄影技艺，用山寨德国技术的镜头抵抗宏大叙事，正好跟西方嬉皮时代反文化潮流相呼应。展览文字说哈尔科夫文艺圈瞧不起基辅，认为基辅的地域文化过于甜腻、感伤，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工业城市的粗粝性格。
安德烈斜坡道13号的布尔加科夫故居博物馆，看起来的确有些甜腻和感伤。起居室沉浸在一片蓝光之中，这是根据小说《白卫军》开头描写的1918年12月12日那天泛着朦胧雪光的景象布置的。我看到两架钢琴，一黑一白，两本打开的乐谱都是古诺的歌剧《浮士德》选曲（让人想起小说里的句子：“钢琴露出舒适的白牙，《浮士德》总谱翻开着，黑色的乐谱小蝌蚪排成密密的黑色的行列”），两套椅子也是黑白两种颜色。读了解说文字才反应过来，这样安排，是要营造两个互相呼应的“平行世界”。《白卫军》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书中的图尔宾三兄妹住在阿列克谢耶夫斜坡街13号，现实生活中的布尔加科夫当年和弟弟妹妹们住在安德烈斜坡道13号；书中的哥哥阿列克谢是个28岁的军医，现实生活中的布尔加科夫也是学医出身，当过军医，1918年他27岁；最关键的是，图尔宾一家在1918年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也正是布尔加科夫一家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的遭遇。
就是说，黑色的钢琴是布尔加科夫家里的旧物，白色钢琴是虚拟空间里图尔宾三兄妹的家当。理解了这套展览思路，我便逐渐接受了纪实与虚构两种叙事共处一室的状况，像在看明星与他的蜡像一起合影。
家传的喀山圣母圣像、书桌上的绿色台灯、碘化钾药瓶、1913年布尔加科夫婚礼照片还有战前最后一次复活节聚餐的老照片，这些物件都让人从心底里涌起对“昨日世界”的缅怀——这个安稳的旧世界，很快会被无情的时代车轮碾得粉碎。
基辅市中心的赫列夏基克大街
今年2月底，乌克兰战事爆发后，我从2019年的电子邮件和旧手机里翻找出叶列娜·杜丁丝卡和阿列克谢·梅特尔斯基的联系方式，发微信和邮件问询他们的情况。3月9日，收到阿列克谢的回复，说他已经在3月7日成功逃出基辅。我舒了一口气。
叶列娜下落不明。
作家安德烈·库尔科夫也在3月7日逃离基辅。他在推特上说，他和家人一起，带着一只猫、一只仓鼠，开了一天一夜车，安全撤到乌克兰西部。库尔科夫携宠物逃亡的故事让我想起他的成名作《企鹅的忧郁》，故事发生在苏联解体后世道低迷的乌克兰，主人公维克托是个不得志的作家，听说基辅动物园缺钱养不起动物，开放民众认养，就去领养了一只患有抑郁症的企鹅“米沙”。为了养活米沙，维克托只好接一些撰写报纸讣闻的工作，就这样，一人一企鹅，在基辅相依为命。
我在报纸上看到，数万俄军从三个方向逼近基辅，但开战一个月后，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自3月上旬起，距基辅市中心21公里、人口6.2万的卫星城伊尔平不断出现在新闻里，由于伊尔平是俄军从西北方向突入基辅的必经之地，这个小镇成了前沿阵地，平民伤亡状况和撤离的艰难令人揪心。历史经常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百年前，布尔加科夫在《白卫军》第6章里写到，1918年12月13日，阿列克谢·图尔宾在家门外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看到头版头条消息写着：“我方侦察兵在伊尔平与彼得留拉匪帮的小股匪徒发生冲突。”这段情节与历史事实基本吻合。彼得留拉军队在12月14日突破盖特曼军队的防守杀向基辅，末代乌克兰盖特曼帕维尔·斯科罗帕茨基见大势已去，当天在“宫殿饭店”签署退位诏书。
3月23日，就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一周前，我终于收到叶列娜的电子邮件：“基辅遭受着连续袭击。我和家人已成功逃离，安全抵达波乌边境。等待进入波兰的难民队伍望不到头……”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赋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