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亚洲杯，越南、印度等几支以往的“鱼腩”球队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这几支球队还没有改变亚洲足球的秩序，但是再过几年之后，亚洲足球的格局很可能会因为这几支球队而发生改变。除了自身的努力发展以外，这些国家足球水平能够得到大幅提高，与日本足球的“亚洲足球支援计划”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日本足球的“亚洲足球支援计划”计划始于1999年，援助的第一站是中国澳门。当时中国澳门足协委托日本足协派遣一名主教练执教中国澳门代表队和青年队，并参与澳门足球发展的相关工作。日本足协派出教练员上田荣治远赴澳门，从此拉开了日本援助亚洲足球的大幕。上田荣治在澳门执教到2002年，回国之后成为日本女足主帅。
上田荣治
确切来说，上田荣治远赴澳门只能算是“亚洲足球支援计划”的先驱，因为彼时的日本足协还没有这么个计划。2000年亚洲杯，日本队足协出于为2年后本土世界杯练兵的目的，派出由中村俊辅等日本第一代“巴西化”球员组成的国家队。虽然这批球员相当年轻，但他们迸发出的巨大能量震惊了整个亚洲，2000年之后，日本足球奠定了自己在亚洲的霸主地位，直到现在仍然处于亚洲足球的顶端。
2000年亚洲杯，日本这个进球震惊亚洲
“亚洲霸主”的地位，并不能满足日本人的野心，之后日本足球一直在为“脱亚入欧”而努力。可是，想要融入到世界足坛的主流圈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碰壁的日本足球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亚洲其他球队能够成为自己合格的“陪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亚洲曲高和寡的日本足球只能出钱出力，帮助这些国家提升自己的足球实力，这与中国乒乓球的“养狼计划”颇为相似。
泰国足球也是日本足球的援助国家
于是，在上田荣治执教中国澳门之后，日本足协又向亚洲其他的几个国家或地区派遣了国家队教练、青年队教练和裁判指导，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亚洲足球支援计划》，这套计划包括向其他亚足联成员国委派教练员、为其代培养教练员和年轻球员、组织训练营、青少年基金计划等等。2006年，日本足协与日本国际援助机构开展合作，向更多的国家、地区派出了援助人员。自上田荣治以来，日本足协已经向亚洲1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超过50名以上的教练员、裁判员，这个数字只是志愿计划内的人员统计，如果算上冈田武史、手岛淳这样的在海外执教的教练员，人数还会更多。
冈田武史
这个政策也给日本足球带来了很多实惠，比如2004年，约旦足协出于对日本足协的感激，在国际足联执委会选举上将关键的一票投给了小仓纯二，帮助小仓成功当选执委；2014年，J联赛与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卡塔尔打成战略合作协议，以上8个国家成为J联赛的“提携国”，持有8个国家护照的球员在J联赛中不受外援名额的限制，这一举措无疑给J联赛在海外商业推广以及“青苗”发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通过支援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和商业便利，虽然与国际主义精神有很大的距离，但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谁也没有当白求恩的义务，况且日本足球的援助计划，给亚洲足球带来的帮助也是实实在在的。比如国足的小组对手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受“郁金香革命”的影响，足协进行了大换血，足球运动也有所发展，日本足球也向吉尔吉斯伸出援手，除了八桥健一担任吉尔吉斯足协技术委员长，日本方面还提供了各种训练器材以及资金援助，几年之后吉尔吉斯足球已经频频出现在亚洲各级赛场之上。
吉尔吉斯斯坦足球已经登上亚洲杯的舞台
吉尔吉斯是日本援助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日本教练、裁判、技术指导走进了亚洲的足球落后国家，国家队、青年队、女足、室内足球等领域都能看到日本人的影子；2003年日本足协设立的“亚洲青少年足球培养基金”同样有力援助了这些国家的青训，十多年间已经有几十万亚洲少年收益；“亚洲球员接纳计划”也多次接待其他亚洲国家足协的考察，J联赛球队还接纳其他国家青少年球员在俱乐部与自己的球员一同生活训练。遗憾的是，中国足协还从未利用该计划派出球员或球队到日本近距离学习，去的都是足协官员。
在日本足球的援助之下，不丹、柬埔寨、吉尔吉斯等足球荒漠已经逐渐在亚洲赛场上展示自我，越南、泰国等当年的“鱼腩”球队也开始向亚洲二流球队的行列挺进，看上去，日本足球养的狼已经长牙了，虽然本届亚洲杯他们还没有改变亚洲足球的秩序，但再过几年，他们很可能就能张嘴咬人了。
在日本，足球是一种文化
有了“车同轨”，则必然会“书同文”，最后一定会是“行同伦”。日本队亚洲国家足球的援助，虽然能够让这些国家的足球水平大幅提升，但是这些国家的球员在接受训练的同时，也必然被日本的文化所熏陶，对日本文化产生认同感，在球场内外也必然用日本化的方式来处理各类事情。也许日本人的目的真的是他们所说的“帮助其他国家的足球”，但当他们把文化传播到落后国家，必然会扩大其在亚洲的话语权，或许这才是我们急需注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