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布，形似圆足布，因其首部与两足均有一孔而得名，除三孔这一特点区别于圆足布外，背文尚有“一两”或“十二朱”以铢两为单位的计重，这在先秦布币中是绝无仅有的。该币种至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在金石名家初尚龄所著《吉金所见录》中才有首次著录，以后历经一百多年直至今天，三孔布已陆续发现不同地名30余种，种类虽多但每一品种均寥若晨星，不少为仅见孤品，而期间关于三孔布国别、年代等问题的讨论、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难有共识与定论。目前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三孔布系战国后期秦占领赵国城邑后所铸，即秦铸。主要依据是三孔布采用铢两制计重，而当时在钱币上采用铢两计重的只有秦国，且铸量稀少，因此推测为秦灭六国过程中占领赵国城邑后“暂时出现的圆钱与布钱的混合型铸币”(朱活《古钱新探》)，持这一观点的以郑家相、朱活为代表，彭信威先生亦倾向于此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战国中期中山国铸币，主要依据是考证出的三孔布地名主要集中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山国疆域内，持这一观点的以汪庆正为代表。中山国属北方狄族的白狄，春秋中晚期始强大而建国，后几乎为晋所灭，不久三家分晋，中山国得到喘息的机会，但时间不长，战国初期最先强大起来的魏国于公元前406年占领了中山，公元前380年前后中山复国，定都灵寿(今河北省平山县附近)，据平山县中山国墓出土铜器铭文，中山曾趁燕王哙让国内乱之际攻取燕国“方数百里，列城数十”，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山曾一度比较强大，不排除铸造这种精美钱币的可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战国后期赵国铸币，主要依据是三孔布形制类似赵圆足布，且分大、小二等，文字制作也为三晋风格，已考证出的三孔布地名要么属赵，要么先属他国而后属赵。至于以铢两计重，则依据考古发现，战国时期以铢两计重的可能并不止秦国，如燕国金器背面均刻有铢两计重的铭文，目前已确认为赵国的铸币均无计重，但不能因此认为赵国不曾采用铢两制，持这一观点的以裘锡圭、李学勤为代表，这也是目前得到较多认可的一种观点。
三种观点各有合理性，但也都有其难以解释的地方，最近的一种观点认为三孔布可能是一种的信用支付工具，即并不是一般的流通钱币，这似乎可以解释三孔布铸工较精、品种多而数量少的原因，但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是否发展到有出现信用货币的可能性尚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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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 三孔布，目前仅见2枚，均为小型布，第一枚于1983年4月在山西朔县北旺庄汉墓中发现，同出土还有一枚“安阳”方足布和三枚四铢半两，可知为早期汉代墓葬，此布背文“十二朱”，背首穿孔上侧有数字“一”，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图1)，为首次有确切出土记录之三孔布，意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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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枚亦于早年在山西省北部发现，现入藏华夏古泉网，是品通长53.4mm、肩宽约26mm，重6.5g，布周与孔皆有郭，面文“宋子”，背文“十二朱(铢)”，背首铸有数字“十七”，可能表示冶铸炉次或范次(图2)，浇范口位于首部，范线、文字清晰，通身绿锈，色如初春之青草，面、背局部有硬绿结晶，锈色层次分明，为典型山西窖藏坑口，文字书写放逸不羁，与第一枚“宋子”相得益彰，是又为三孔布家族添一珍品。
据《汉书·地理志》，宋子属巨鹿郡，其地位于今河北省赵县东北，战国中期属中山国，赵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宋子归赵，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1年)，粟腹伐赵，至宋子，赵国派廉颇将兵拒燕，在鄗(今河北省赵县西南)击败燕军，燕人请和，赵国不许，后“赵听将渠，解燕围”。
宋子先属中山而后属赵，故该布若铸于战国中期，则应为中山国所铸，若铸于战国后期，则应为赵国所铸，因此“宋子”三孔布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三孔布的国别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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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角布是先秦布币中又一较为特殊的币种，主要特点是首部两端突出成锐角，平肩、平足。有大型布和小型布两种(据闻近期又发现了中型布，实物未见)，大型布铸工较精，数量稀少，小型布较粗糙，数量多。锐角布种类不多，大型布长期以来认为只有“百涅”、“卢氏百涅”和“舟百涅”三种，除“百涅” (图3)尚可零星见到外，余皆稀见。
根据大型布出土地点及布文地名来看，大型锐角布当为战国时期韩国铸，由形制及重量分析当铸于战国中期。战国时期的韩国是一度比较弱小的国家，西临秦、东接魏，北面赵，强敌环伺，早期的韩国统治者也希望变法图强，韩哀侯二年(公元前375年)，灭郑国，并将国都迁于郑(今河南新郑)，韩国版图得到扩充，变法的条件也进一步成熟，韩昭侯八年(公元前355年)，用原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申不害为相，实施变法。申不害为战国中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据《史记》记载，申不害相韩，“内脩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昭侯死后，后继国君均昏聩无能，胸无大志，遂使韩国不断受到各国蚕食，终至于亡。综合泉界对大型锐角布铸造年代的推测及韩国政治兴衰的史实，大型锐角布很可能铸于韩昭侯在位期间(公元前362年～前333年)。
大型锐角布上的“百涅”二字旧释“涅金”，以“涅”为地名，“金”为计重单位，但这种解释在多字大型布上就行不通，例如“卢氏百涅”，“卢氏”显然为地名(空首布和桥足布均有“卢氏”)，岂有一布铸二地名之理？故现在认为“百涅”应该通“百浧(音yíng)”，《集韵》释“浧，通流也”， 钱币上铸“百浧”即取“百部通流”之吉语。
“亳百涅”为近年发现的锐角布新品，属大型布，首次出现时尚不被泉界认可，后又发现两品，方确认为先秦名珍。其中一枚现身于2010年嘉德春拍，估价30～60万人民币，几番竞价，最终以117万元的价格成交，使世人得知这枚钱币的珍稀程度。
最早发现的一品黄锡全先生曾有过著述(原文载《舟山钱币》1995年1期)，为澳门钱币收藏家陈萌先生所藏，是早年从大陆流传过去的，当时并未引起泉界重视，后黄先生著《先秦货币通论》所用拓片原物即是此枚，2011年入藏华夏古泉网，几经周折，珍泉再次回归故土，同时也向悉心保存珍品多年的陈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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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品“亳百涅”布(图4)，通长70.7mm，肩宽41.6mm，重19.4g，面文“亳百涅”三字，平裆，面部正中有道竖线因有字未到裆(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大型锐角布的一个特点)，边郭精整，文字高挺，通身硬绿，色如入夏之白杨，品相极佳，连此枚目前仅见三品，弥足珍贵。
据《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记集解》称亳有三处：南亳、北亳和西亳，三地均与商汤有关，此时汤尚未灭夏，所居为南亳，在今河南商丘南。汤曾盟于北亳，又称景亳，在今河南商丘北。灭夏后汤离开商族腹地，迁都西亳(今河南偃师西)。战国时期，西亳属韩，南亳、北亳属宋，因此锐角布“亳百涅”应铸于西亳，即殷商的第一座都城。
亳，最早见于甲骨文，商代历史已难考，而史书所记录之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事件又均与亳无关，故湮没不闻，“亳百涅”的面世，是这一古老城邑在战国时期仍然存在的最有力证据，对研究商周历史演变及地理传承具有重要的文物参考价值。
圜钱是战国中后期流行于三晋及两周的货币，圆形圆孔，它上承刀布，下启圆形方孔钱，是货币形态演变中的重要一节。关于圜钱形制的起源，有学者倾向于纺轮，有的则倾向于玉璧(笔者曾见过战国小型玉璧，外形确实极类圜钱)，还有学者认为圜钱和玉璧形制皆来源于纺轮。最早铸行圜钱的国家，一般认为是战国中期的魏国，从圜钱形制演变来看，早期圜钱钱径大，穿孔小，分量足(其重量大致与魏“一釿”桥足布相当)，后期则钱径减小，穿孔变大，重量减轻。符合早期圜钱特征的有“共”、“垣”、“共屯赤金”、“桼垣一釿”等，其地皆属魏。1973年在山西省闻喜县苍底村一次出土窖藏“共”字圜钱700枚，其地战国时期属魏。
共(音gōng)，在西周时期是个小诸侯国，西周晚期，厉王暴虐无道，并禁止国人对他有非议，于是周人敢怒不敢言，“道路以目”，终于在公元前841年，国人起义，赶走了周厉王，厉王奔彘(今山西省霍县)，大家拥护共伯和(共国国君)代行王政，这是中国历史有确切记年的开始，这一年也称共和元年。到了春秋时期，共地附属于卫国，成为卫国的别邑，据《左传》记载，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郑庄公在京、鄢(今河南省鄢陵西北)两次击败弟弟大叔段，“大叔出奔共”，杨伯峻注：共，“本为国，后为卫别邑，即今河南省辉县。”春秋后期，卫国逐渐衰落，到卫昭公时期(公元前431年～前426年)，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三晋，其地也逐渐为魏国侵占，卫嗣君五年(公元前330年)，嗣君自行贬号为君，卫国只存濮阳一地，依附于魏。因此共地入魏的下限应该在公元前330年，这与钱币界考证“共”字圜钱的铸行年代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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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字在圜钱中数量仅次于“垣”，是较为多见的品种，铸工多精湛，“共”字位于穿孔右侧(图5)，制作严谨，一丝不苟，也显示出当时魏国国力强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以前所见“共”字钱文字均在穿孔右侧，但近年却于藏家处发现文字位于左侧的“共”字钱，除近期刘飞燕《华夏古泉价格图录》录有一品外，早期泉谱均无著录，也没有学者对此进行专门考证。这种左“共”究竟属于“传形”还是刻意为之？“传形”在三晋布币中并不少见，是指分铸于两侧的钱文左右互换，后世的圆形方孔钱也有此现象，应该是刻范过程中由于工匠疏忽造成的错误。但早期圜钱的钱文多为绕穿孔顺时针书写(如“共屯赤金”、“桼垣一釿”等)，并无“左右”之分，“传形”一词用于此似乎并不恰当。“共”字在圜钱中并非稀见之品，但左“共”却一直未见出土发现报告，这说明当时的工艺流程是非常规范的，出错几率极低，左“共”可能是一个极偶然的错误，但也不能排除工匠有意铸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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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品左“共”圜钱(图6)，外径44.3mm，孔径5.4mm，重9g，是目前已知3品中的一枚，为新加坡回流之品，2011年入藏华夏古泉网，钱体外径较大而内径小，符合早期圜钱特征，浇口位于下方，钱文位于穿孔左侧，“共”字书写率意中见庄重，除文字位置外风格与普通“共”字钱完全一致，锈色为薄绿锈与土锈混合，背部露出数处红斑，层次分明，为开门见山之物，当为可忝列圜钱新品之珍泉。
左“共”圜钱因前谱未载，加上存世极稀(目前所知仅3枚)，尚未引起泉界重视，笔者希望借此文发表之机，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对此钱的关注，使这种“珍”而不“名”的先秦货币得到它应有的纲目地位与价值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