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家门前看到一只小瓢虫。我轻轻地碰了碰它，它马上缩回了自己的腿，上演假死大戏。那一刻在想，原来就在不知不觉中，今年的春天已经来了。
没有想到，在新冠状病毒的突然造访后，病毒直接将我们关在了家里。曾经，我们每天关注的是，这周末用不用加班，外套是不是要送去干洗了？孩子要不要换奶粉？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关注着新冠疫情，每天都会第一时间了解疫情数据。
截止28日，世卫组织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宣布，将新冠肺炎全球风险级别提至最高级别。谭德塞表示，鉴于越来越多国家出现疫情，因此提高新冠肺炎全球风险级别。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医护团队，到小区保安，再到我们这些避免外出的普通人，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能做的事情，助力抗击疫情。
回想近100年来，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一直在致力于应对流行病的侵袭。在想，与宏大的政治军事史比起来，医学史是安静的，那些晦涩难懂的疾病名称和药物成分，始终低调静默，以至于我们从未真正地关注过。
然而，当疾病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才真正给了我们一次认知和思考的机会。就像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对《病毒来袭》这本讲述病毒的书籍感兴趣。读完最后一页，我庆幸自己没有错过它，因为它让我从病毒的角度，重新了解了这个世界。
《病毒来袭》这本书充满了生物学的奥秘，不仅逐层揭开医学史上多种病毒的起源面纱，还从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的角度，探索了病毒在人类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审视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变迁，对新发再传染病流行的影响。
这本书的作者是哈佛大学免疫学和传染病学博士内森·沃尔夫，他现任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专业客座教授，TED演讲人，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从非洲丛林的黑猩猩，到婆罗洲雨林的猎人追踪，他将自己多年研究的亲身体验写成文字，带领我们踏上了一场科学探索之旅。
病毒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着自己独特的角色，偶尔横扫数个城市，影响几个王朝；偶尔低调地潜伏在历史的阴影中，充当着暗影下的命运之手。
了解病毒，就是了解人类自己。
我们寄居在病毒的星球，它们为了生存而传播
19世纪后期，荷兰生物学家贝杰林克偶然间发现，一种烟草花叶病使烟草的幼株脱色，并像传染病一样向外扩散。起初，他认为这是细菌引发的，但经过显微镜分析后，并没有发现细菌。于是，贝杰林克认为，肯定有其他东西引起了传染性疾病，尽管还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但可以判定它一定比所有已知的生命形式的体积都要小。
19世纪末，贝杰林克发现了这种“有感染性的、活的流质”，指出它是一种比细菌更小的，会导致疾病的生命形式，并将它命名为“病毒”。
病毒由两种基本成分组成，分别是基因物质RNA或DNA，和保护基因的蛋白质外壳。病毒由于自身缺乏生长或繁殖机制，所以必须依靠所感染的细胞存活。换句话说，如果病毒要存活，就必须感染以细胞为基本结构单元的生物体。
可以说，只要生物有细胞，就能携带病毒。每一个海藻、细菌、植物、昆虫、哺乳动物都是如此。病毒，栖息在我们肉眼完全看不到的世界。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地球上所有病毒头尾相连成一列，那么这一病毒链的长度估计将达到2亿光年，大大超出了银河系的边缘。
病毒通过一种生物的“锁钥”系统感染宿主细胞，不管宿主是细菌还是人类。每个病毒的蛋白质外壳包含一些分子“钥匙”，与一个目标宿主细胞壁上的一把分子“锁”相匹配。一旦“病毒钥匙”找到了与之相配的那把“分子锁”，进入细胞的单门将会就此打开。然后，病毒就会抢夺宿主主细胞的生长原料和能量，用于自身的生长和繁殖。
这次的新冠病毒之所以传染性强，就是因为它们掌握着“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这把钥匙。利用这把钥匙，病毒就可以迷惑我们粘膜细胞中的识别蛋白，被当做营养物质，轻松进入细胞内部。然后，它们就将自己的遗传物质RNA释放到细胞内部，把整个细胞工厂变成病毒生产基地。
从病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栖息地，在宿主间进行传人是病毒的一种基本需求。每个感染源平均必须感染至少一个新的受害者，才能补偿每个消失的旧受害者。
旧的受害者或者死亡，或者身体彻底清除病毒恢复健康，这就是基本再生数原则，也就是R0。如果R0<1，那么病毒的扩散态势就会逐渐消退，因为病毒不能从一个宿主直接飞向另一个宿主，它们必须有预谋地变化宿主，帮助自己扩散。
病毒会通过很多临床症状，作为自己的传播途径，比如让我们咳嗽或者打喷嚏，通过呼吸向外传播；或者让我们腹泻，通过排泄物传播；再或者让我们皮肤生疮，经由皮肤接触而传播，这就是病毒引发我们不良症状的原因。
不仅如此，有些病毒还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比如，弓形虫虽然可以传染其他生物，但必须落脚到一只猫的身上，才能完成自身的生命周期。如果弓形虫不幸传播到啮齿类动物的神经系统中，那么就会侵入它们的大脑，使它们认为猫很有吸引力，在招摇过市的过程中被猫吃掉。可想而知，这样，猫就被感染了，病毒也在新宿主体内完成了生命周期。
再比如狂犬病毒，它通过改变宿主的行为，使他们变得更具攻击性，妨碍吞咽，对水嫉妒恐慌。事实上，这是因为丧失喝水和吞咽能力的宿主，更可能咬伤人，这就给这种特殊病毒提供了感染他人的机会。
这些极小的微生物，体现着运筹上的巨大成就。它们甚至可以在一个宿主细胞里复制，产生突变。这就意味着，哪怕是缺乏有性生殖的基因混合，子代也不会和秦代一模一样，而是将突变带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想起初中生物老师曾经告诉我们，生物体要么是油性繁殖，要么是无性繁殖。但是，对于病毒来说，如果宿主的同一个细胞被不同的病毒感染，那么这两种病毒的基因就会混合，促使它们以迅速而激烈的方式创造新的病毒。
我们每个人都跟病毒打过交道，它们一直离我们如此之近，却又异常之远。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宏观的世界太过绚丽斑斓，而忽略微观世界的浩浪波澜。
追本溯源，狩猎和驯养为病毒风暴酝酿了条件
自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被发现以来，因此而引发的死亡和疾病数量是难以想象的。作为流行病的艾滋病，已经波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感染人数已逾3330万人。
事实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非的黑猩猩捕食猴子这个简单的互动。换句话说，人类免疫缺陷的故事，其实是开始于中非的黑猩猩捕食红顶白眉后和大白鼻长尾猴。如果没有这两种猴子，就不会发生艾滋病大流行。
后两种猴子都携带免疫缺陷病毒SIV，但是对它们自身而言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它们的祖先已经携带了这种病毒几百万年。但是，黑猩猩却因为对这两种猴子捕食，才使得它们从猴子身上跳到自己身上。
2003年的报告表示，黑猩猩SIV病毒，实际上是由这两种猴子的SIV基因片段组成的。在某天同时捕食了这两种猴子的黑猩猩，成为了黑猩猩SIV病毒的零号患者，也就是同一物种中第一个感染上新病毒的一个个体。
随后，作为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便将SIV病毒传染给了人类。那么，SIV是怎样跳到人类身上的呢？这一切都源于对黑猩猩的狩猎。无论是通过一块断骨造成的伤口，还是狩猎者嘴上的疮口，还是手臂上的一个切口，都成为了病毒传染的途径。
“狩猎行为从根本上改变了狩猎者接触微生物的方式，让微生物以更直接、更便捷的方式跳到狩猎者身上。”
可以说，当人类猎杀动物的时候，就是将自己置于了一张巨大的微生物网络中心。无论是蝙蝠大脑里的一个病毒，还是啮齿类动物肝脏里的一条寄生虫，或者是灵长类动物皮肤上的一个细菌，不同物种的微生物突然在共同宿主的身上交会了。
当然，如果两个不同的宿主之间有足够相似的身体和免疫系统，病毒就会在彼此之间流动，这就是分类传播原则：
“分类传播原则认为，两个物种的亲缘关系越近，一种微生物在两者之间成功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说，近期动物对某些感染源有相似的易感性。比如，像蝙蝠这样的哺乳动物和我们共有的微生物，就比我们与蛇共有的要多；同样，人类对感染黑猩猩的微生物，有着几乎同样的易感性。
除了狩猎外，驯养活动也对病毒的传播起着重要的影响。
在驯养之前，人类主要以狩猎采集作为生存方式，没有大范围的迁徙，与动物的接触也相对更少。
“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其实更为丰富多变，也比较少会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人类简史》
随着距今5000-10000年前驯养活动的开始，一切都变了。我们将动植物结合驯养，保证了充足的能量。同时，因为要种植没有脚的植物，人类部落只能在一个地方安家落户，并使人口大大增长。
随着家畜种类和数量的增多，早期的微生物交换开始发生。同时，因为和人类的亲密接触，就使他们将自身所携带的微生物传染给了人类。
对此，《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指出：温带地区家畜数量多，导致温带人口所携带微生物的多样性较丰富。例如，麻疹来自牛瘟，一种传染到人类身上的奶牛病毒。这种病毒跟驯养活动有关，一直侵害着人类。
可以说，家畜一直未人类输送着新型病毒。这些病毒不是家畜自身携带的，而是来自于和家畜接触的野生动物。可以这么说，家畜就像一座传递病毒的桥梁，使新型感染源从野生动物那里，跳到人类身上。
1999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出现257个尼帕病毒传染的病例，其中100人死亡。起初，人们以为病毒来自于蚊子的叮咬，后来调查发现，尼帕病毒的宿主，也就是病毒与外界联系的桥梁，竟然是叫做狐蝠的蝙蝠。
过程是这样的：狐蝠在吃芒果的时候撒了尿，又将要过的芒果扔到了猪圈里。而作为杂食动物的猪在吃芒果的时候，接触到了狐蝠的唾液和尿液，于是将病毒迅速在密集的猪圈里传播。当这些猪被运送到各个新的地方，大范围传染就发生了。
1979年，我们彻底将天花疫情从人间铲除，可以说是公共卫生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
曾经让世界陷入灾难的天花病毒，首次也出现于驯养革命时期。它源自一只骆驼，这只骆驼已经感染了与天花亲缘关系最近的病毒骆驼痘，同时又从啮齿类动物身上感染了类似天花的病毒。
不得不说，自从驯养开始以来，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随着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定居的人类越来越多，对疫情的易感性是驯养活动前的人类祖先不曾遇到的。
一场流行病是如何开始爆发的
在2009年年初，H1N1只感染了几个人，但是到了当年年底，世界上的每个区域都有感染者。即便H1N1感染人群的病死率不到1%，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当时把H1N1定义为流行病，是绝对正确的。
如今，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全球风险级别提至最高级别，也的确是明智之举。
“我们要学会利用传播率和致命性两个方面来判断一种流行病。一种病死率高、但似乎不传播的流行病，与另一种快速而有效地传播、病死率不高的流行病相比，后者更让人担忧。”
可见，流行病与其致命性无关，它只是病毒传播能力的标记。
那么，一种完全非人类携带的感染源，是如何感染人群的呢？对此，我们可以从“感染源五级分类系统”中找到答案。
一级感染源：只寄生于动物的感染源，不能传染给人类
二级感染源：原发感染，可以从动物传染给人类
三级感染源：有限的疫情，从动物传染人类，或鲜有循环的人际传染
四级感染源：长期的疫情，从动物传染人类，或多次循环的人际传染
无极感染源：专门的人类感染源，只在人际间传染
比如，2007年的埃博拉病毒曾给刚果民主共和国带来恐惧。虽然确切病例数不得而知，但是感染人数大约有400人。而所有的病例都是由一个病毒引发的感染。这个病毒就是从一个动物身上跳到收尾人类受害者身上，进而四处传播，造成大约2/3的感染者身亡的。
不得不说，近百年来，我们构建了一个互联的世界。不管是灵长类还是鸟谁，没有任何物种在远行的速度上可以和我们相比，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使病毒的扩散效率实现了飞跃。
人类免疫缺陷遗传学家弗朗辛·麦卡琴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靠近公路增加了人传染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风险。人们在公路往返的次数越多，被传染的概率就越高。
20世纪60年代，航空旅行时代正式来临。飞机以一种及时运送的方式将人口连接起来，使潜伏期很短的病毒也得以迅速传播。
“潜伏期，是指一个个体从接触微生物到被感染，或者将感染源传到其他人身上这段时间。我们所知的微生物几乎没有少于一天的潜伏期，很多病毒的潜伏期在一周或者一周以上。”
研究人员发现，当国际旅游人数减少的时候，流感的季节性高峰就会来得迟一些。这很好理解，因为旅游的人少了，病毒传播的时间也就长了。
不禁想起了2003年的SARS。
2003年2月21日，住在香港九龙维景酒店911房间的一名男子病得很重，咳嗽、打喷嚏、呕吐。随后，SARS病毒就在全球席卷开来。
这名男子仅仅在911房间里待了一个晚上，就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超级传播者”之一。
“超级传播者，是指在一场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人（或者动物）。”
这名男子先是将所携带的病毒传染给了至少16个人，而这16个人又很快分散到了全球各地，传染给了成百上千的人，使32个国家的成千上万人染病，经济损失估计有数十亿美元。
现在，我们知道SARS的传染源头是蝙蝠。专家表示，911房的男子也许在某农贸市场买了一只感染上病毒的蝙蝠而接触到感染，或者是从果子狸身上传染到了来自蝙蝠的病毒，又或者他是从一个携带该动物病毒的人身上传染的。
整个过程，从狩猎者捕捉野生动物，将它带到农贸市场开始，再到动物身上的微生物暴露在很多人中间，这些人凭借高效的交通网络扩散，病毒就传染到了更多的人身上。
可见，人口密度高、牲畜产量大，和野生动物的密切接触，以及巨大的交通网络，这些成为了流行病的世界走向。
病毒是破坏者也是施恩者，如何应对才是关键
虽然病毒无处不在，但也具有重大的生态意义。
事实上，如果追溯人类的本源就会发现，就连人类的进化也，得益于病菌的存在。在认知革命时期，正是基于病菌在人类祖先体内的基因突变，才改变了他们脑内部的连接方式，使他们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
“有一部分活动敏捷的猿猴感染上了某种病菌，而这种病菌能够渗入猿猴体内的基因，并且对基因序列进行破坏。正是这种病菌改变了猿猴体内蛋白质的比例分配，从而导致猿猴能够进化成人。”——《万物简史》
病毒和宿主之间是具有连续性的，有些病毒伤害宿主，而有些病毒则对宿主有利，而绝大部分病毒其实是以中立的姿态存在，对宿主没有实质上的伤害和恩惠。
比如，我们与牛痘病毒的关系就好到没话说。
18世纪后期，英国科学家爱德华·詹纳发现，挤奶女工没有感染上天花。于是，他就从女工的手上将牛痘刮下来，并接种在自己儿子的身上。结果发现，牛痘病毒可以预防天花。于是，他研发出了预防天花的一秒，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拯救人口数量最多的发明。
同样，女性的危险杀手宫颈癌也是由两种乳头状瘤病毒所引起的，德国内科医生楚尔·豪森则采用人乳头状瘤病毒本身的成分作为疫苗，去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有效地预防了大多数的致命性宫颈癌。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病毒是以一种锁匙相配的方式感染细胞的，具体来说就是，它们进入的那些细胞的细胞表面有病毒能够识别的特殊蛋白质，也就是细胞受体。那么，可以试想，如果一种病毒只识别和感染癌细胞，那么，这种病毒就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消灭癌症。
所以，病毒并不全是“坏”的，而如何应对那些危害我们健康的病毒，才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建立病毒情报机构，监控潜在的危险事件。
对危险事件的监控途径包括审查电子邮件、电话、网上聊天记录，追踪某些信号出现的频率。
比如，如果有一个人在网上搜索“发热”、“咳嗽”等敏感关键词的时候，系统可以自动过滤，并记录IP地址。
当一个地区的大量数据显示出明确的信号，那么全球新兴疾病形式观察室就将这些地区的风险预测提高到“定期警戒”的级别，将20%的经历聚焦于获取更多数据，以及和当地团队成员的联系上。
分析员通过网络电话连接个实验室的存储数据专线，而计算机算法和生物信息技术领域的工程师们则找寻正在害人的新型病毒。
虽然上面的场景是虚构的，当类似的系统已经开始使用。比如，2010年秋海地爆发的霍乱，就使用过这个系统。
这样的控制系统将致力于在疾病演变之前，将它们捕捉。
其次，利用大数据，迅速发现疾病。
事实上，大数据的价值不应该仅仅体现在营销上，持续的信息流虽然看上去很单调，但是，它却能够成为疫情演变成流行病之前，迅速地发现和应对。
沃尔夫指出，通过采用谷歌保存的海量搜索数据，以及疾控中心搜集的流感监控数据，就能确定病患和护理者所使用的的、表明疾病出现的关键词。
同样，社交网络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大流行的时候，英国健康保护署曾追踪Twitter中与流感相关信息的出现频率，结果发现，与官方发布的卫生数据相比，这一方式检测坚果的准确率达到97%。
可见，大数据可以发挥检测的作用，提供准确的病毒趋势预测。
第三，要提高全民的风险素养。
风险素养，就是指对自然疾病的有相应对，需要依靠每个民众和他们保持镇静并听从指挥的程度。
作为民众，能够了解流行病信息，并且能做出合理有效的应对，是流行病防控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要解决这个普遍性问题，首先就要致力于帮助农村的人口提升风险素养。
放眼世界范围，最应该被关注的是像中非、东南亚和亚马孙盆地这些病毒热点地区。时至今日，那里的人还在以打野味为生。他们不是受猎奇和优越感的驱使，而是因为贫穷。所以，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利己目的之外，世界上那些赤贫的群体也应该受到帮助，过上像样的生活。而至于野生动物的买卖，则应该全面禁止，严厉查处。
对于流行病的预防，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力的方式，将风险素养转化为实际行动。比如，用相互触碰肘关节的“安全握手法”代替握手；打喷嚏时对着肘关节而不是受；只要生病，就在公共场合佩戴医用口罩等。
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等同于环球免疫系统的东西，就需要研发结合政府和非政府体系的新方法，使用最新的方法和技术。
结语
不得不说，病毒不再像数百年前一样偏居一隅。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斥着新型流行病风险的世界。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且愿意担负起预防流行病的责任。
相信人类可以在预测和预防流行病方面做得更好，或许有朝一日，凭借我们发现和遏制流行病的能力，已经连“流行病”这个词都不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