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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近现代上海佛教高僧(上)

◎觉 醒

佛教传入上海的时间甚早,相传在三国时代。佛教就已经传入上海地区。上海的龙华古寺和静安古寺,相传均初建於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但是,古代上海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地位并不重要。

一直到了近代,情况才有所不同,出现了复兴征兆,并逐步成为全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具体表现在近现代的上海佛教界,涌现出了一批爱国高僧。

他们有的以诗文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有的对清末统治者和民国年间的军阀进行口诛笔伐;有的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有的在建国後积极参政议政,热爱新中国。
一、爱国诗僧寄禅法师

寄禅 法师

寄禅(1851-1912)法师,名敬安,别号「八指头陀」俗姓黄,名渎三,字福余,湖南湘谭人,幼年时即父母双亡,曾从塾师读《论语》,后因家贫辍学,只能携书自课。一八六八年到湘阴法华寺随东林和尚出家。

同年冬在南岳祝圣寺於贤楷律师门下受具足戒。后从恒志禅师习禅于衡阳岐山。一八七一年,在湖北登岳阳楼,忽得诗句「洞庭波送一僧来」,受到人们的称赞,由此开始学习作诗。

一八七五年,到镇江金山寺从大定和尚参禅。其后遍参江南名刹,亲近高僧大德。期间,曾于宁波阿育王寺,燃二指供养佛舍利,遂称「八指头陀」。一八八四年回到湖南,先後住持诸大名刹。

一九○二年出任浙江宁波天童寺住持。一九○八年被推为宁波僧教育会会长。首创僧众小学和民从小学。一九一二年在上海,适中华佛教总会成立,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曾赴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吁请保护佛教寺产。

后因湖南等地寺产发生纠纷,乃应各地僧众之请,北上请愿,未获结果,愤慨之余,於北京法源寺猝逝。著作有《文集》二卷,《语录》四卷。後人编有《八指头陀诗集》十卷及《续集》八卷。因其诗篇中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等句,人们称他为爱国诗僧。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僧人宗仰法师

宗仰 法师

宗仰(1865-l921)法师,俗姓黄,法名印楞,别号楞伽小隐,自署乌目山僧。江苏常熟人。

幼年时曾拜翁同和为师,学习儒学。一八八四年在常熟三峰清凉禅寺随药龛和尚披剃。一八八五年赴镇江金山寺受具足戒,并留寺任监院。因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终于博通佛教经典,旁及中西政治之学。尤精於诗、书、画,通晓英、法、日、梵等文,人称佛门龙象。

戊戌变法后,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共议救国之道。一九○二年,与蔡元培、蒋维乔、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改良教育,挽救危亡。翌年当选为中国教育会会长。曾主编《苏报》,倡言革命。

因出资刊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被清政府列入「密拿严办」名单。一九○三年《苏报》案发生後,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他在沪多方营救不成,遂去日本避难。

期间拜谒了孙中山,孙特辟楼下一室让其居住。後孙中山离日赴檀香山。他慨赠巨款以壮行。不久加入同盟会,决意参加革命。在东京时曾资助留日学生主办的进步刊物《江苏》杂志复刊,常在该刊发表诗作,宣传爱国反帝,启迪民心,促清瓦解。

一九○四年下半年离日返沪,继续弘扬佛教。曾帮助哈同设计建造「爱俪园」,主持园中特辟之「频伽精舍」。一九○八年夏,在爱俪园之频伽精舍编印《频伽精舍大藏经》,五年方成,得8416卷。

它是我国第一部用铅字排印的大藏经,后来成为我国常用的大藏经之一。民国成立後,在初建的中国佛教会工作,参与《佛学丛报》的编辑。稍后,协助月霞大师在爱俪园办华严大学。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

他作《宋杀愤言》和《讨袁篇》,坚决主张讨袁。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谢绝交游,闲户读经。一九一四年归山,复充江天寺首座。一九二○年任南京栖霞山住持,时孙中山首捐银币万元,助其修建寺宇,作为归还他当年义助革命之款。

他将此款全部用作栖霞山寺的修建。宗仰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革命事业,堪称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高僧。
三、作诗、写字表达爱国思想的弘一大师

弘一 大师

弘一(1880—1942)大师,俗姓李,幼名文涛,学名成蹊,又名广侯,字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亦称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於天津。

他精通日、英、意三国文字,对音乐、绘画、戏剧、书法、诗词、金石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於一九一六年冬,在杭州虎跑寺进行「断食」试验。翌年春,成为大慈寺了悟和尚的在家弟子。一九一八年於虎跑定慧寺出家,同年受戒於灵隐寺。

後即往来於嘉兴、上海、温州等地,弘扬佛法。期间,曾在浙江永嘉等地闭关潜修,从事著述。一九二六年到江西,驻锡庐山。一九二八年至福建,常住厦门南普陀寺、泉州承天寺和开元寺。一九三一年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横塘镇法界寺佛前发愿专修南山律学。由於他精研佛教戒律,後被称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他出家後,善於以作诗、写字来表达其爱国思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後,他悲痛万分,於就食时潸焉出涕,对弟子们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於此之时,不能共抒国难於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

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见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弘一大师永怀录》第251页)爱国之心昭然可见。后来他弘法於厦门,战争日趋紧张。,各方都劝他避入内地。

他置生死存亡於度外,多次向人表示;「因果分明,出家人何死之畏?」(同上第21页)又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对付敌难」,应「舍身殉教」。(同上第231页)并题其所居之室为「殉教室」。

又作诗赠友人:「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同上第252页)其同仇敌忾、为国捐躯的精神,曾鼓舞了许多佛教徒奋起抗敌,共赴国难。他用作诗写字来表达其爱国思想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多次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爱国诗句,分赠各方。

他的这一墨宝,在当时的佛教界广为流传,影响极为深远,许多佛教徒在其影响下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在他逝后,为了纪念他在上海的弘法活动,彰显他的爱国爱教思想,上海佛教界由震华、白圣、夏尊等发起,在上海玉佛禅寺成立弘一大师纪念会和弘一图书馆。现在,玉佛禅寺的弘一图书馆和纪念堂均已恢复活动。
四、愤怒控诉日寇暴行的兴慈法师
  兴慈(1881-1950)法师,俗姓陈,法名悟云,别号观月,又号瞻风子。浙江新昌人。家世业儒,敬信三宝,一门八人。先後出家。十四岁随父於天台山方广寺出家,翌年於国清寺依从镜和尚受具足戒。后嗣其法脉。一九○七年起,开始独立讲经弘法,受到称赏。

一九一五年、天台山中方广寺毁於火灾,他回山重建,前后十年,方始恢复旧观。一九一八年至沪,在爱俪园讲授《天台四教仪集注》,有沈映泉居士特建超尘精舍,请他主持青年僧伽教育,四方学者齐集,乃於一九二四年起,兴建法藏讲寺,建成后成为上海最大的净土大刹。后于寺内设立学社,教诲学人。一九三一年,回天台山任华顶寺住持。

重建殿宇,此后赴各地讲经。一九三八年上海为日寇侵占,他来沪组织上海佛教同仁会,救济来沪难民,被推为同仁会会长。该会设立的施粥处,前後五年,受惠的贫民、难民达千多万人。一九四六年,他在法藏寺创设慈光补习学校。一九四七年,又创设兴慈中学,招收失学青年,培育人才。

一九四九年在法藏寺创办慈光施诊所。他的爱国思想表现在对日本侵略者无比愤恨。在抗战胜利时,他满怀激情写下了《锣鼓声中庆祝胜利》一文,其中对日寇、汉奸的暴行义愤填膺,对抗战胜利欢欣鼓舞。文中说:「慨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以来,寇氛肆虐,到处荼毒生灵。如同儿戏。

军事甫过,地方喘息未定,又复厉行种种苛政,榨取脂膏。在此期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偏有不逞之徒,为利禄所饵,不惜日供丑类驱使,因之水益其深,火益其热,增加民生痛苦。」如今「抗战胜利,和平实现,不但中国抵於安宁,即寰球诸国无不抵于安宁,欤懿休哉!」於此可见兴慈爱国之心。

五、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的圆瑛法师

圆瑛 法师

圆瑛(1878-1953)法师,俗姓吴,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人。一八九六年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

翌年於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後至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习苦行。一八九八年起,四出参访名宿,先后随冶开、敬安等大德习禅十一年。又随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高僧修习教观。

曾得法于宁波七塔寺慈运老人,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世。又得法于福州大雪峰寺达本老人,传曹洞正宗第四十六世。历任宁波接待寺、天童寺、雪峰崇圣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林阳寺、古田极乐寺、泉州大开元寺、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等名刹住持。

一九一四年任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曾讲经于大江南北,并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带弘法。曾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寺慈儿院、镇海普益第一和第二小学、镇海僧立国民学校、安海职业学校、古田圆瑛小学等。

一九二九年与太虚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被推选为会长,并连任七届会长、理事长或主席。一九三五年秋,创立上海圆明讲堂,组织圆明莲池念佛会,编述净土经书多种。一九四五年创办楞严专宗学院,后改为上海圆明佛学院。

一九五二年,应宋庆龄、郭沫若邀请,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与各国代表联合发表声明,呼吁「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一九五三年六月,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大师的爱国行动,主要是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後、也就在中国佛教会发起组织和领导。

僧侣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开办佛教医院,救护伤员,救济难民。又两次偕徒明炀赴南洋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筹募经费,援助抗战。

得到华侨领袖胡文虎、陈嘉庚及广大爱国华侨的赞助。一九三九年回国不久,上海日本宪兵队突然将圆瑛大师和明炀法师逮捕。转押到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受到严刑拷打,圆瑛、明炀师徒坚贞不屈,绝食抗议,迫於社会与论及圆瑛在中外佛教界的威望,日本宪兵才不得不将圆瑛师徒送回上海,日方曾通过日僧企图诱逼圆瑛大师「合作」,他以老病相却,坚决拒绝。

一九五三年九月临终前,立下遗嘱。谆谆以爱国爱和平告诫弟子:「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之衷心爱敬,使余於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由此可见,圆瑛确实是一位爱国高僧。
六、爱国爱教的应慈法师

应慈 法师

应慈(1873—1965)法师,俗姓余,名释,号振卿。法名显亲,自号华严座主,晚年别号拈花老人。原籍安徽歙县,生於江苏东台。幼读儒书,曾中秀才。廿六岁时於普陀山从明性禅师出家。

後至南京三圣庵研习《维摩》、《法华》、《楞严》等经,参究禅宗明心见性之学。一九○○年至宁波天童寺从敬安禅师受具足戒。後即到处参学,访谒耆宿,先後在镇江金山寺、扬州高??寺、常州天宁寺等地随大定、月朗、冶开等禅师习禅数年,深有领悟。

一九○六年与月霞等共同得法於冶开,为临济宗第四十二世,旋随师兄月霞法师学习华严教法,十二年中,敬事如师,始终不懈。曾协助月霞法在上海办华严大学。後又至常熟兴福寺办法界学院。

一九二二年,在杭州菩提寺闭关潜修,专究贤首一宗典籍。一九二五年,应常州清凉寺静波和尚之请,创办清凉学院,后又迁上海清凉寺下院、常州永庆寺、无锡龙华庵等地续办,他随院讲授八十卷《华严经》,从不间断,此後赴各地讲经弘法,并朝礼五台山多次。一九三九年,在上海与蒋维乔居士和李圆净居士等发起组织华严疏钞编印会,被推举为理事长,建国前后。

在南京建立华严速成师范学院,培育华严僧才。晚年安居上海慈云寺(沉香阁)之印月禅室,息影潜修。一九五七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他是佛教界一位爱国爱教的典范人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敌伪曾几次要胁他,要他出面主持法会,他断然拒绝。高风亮节。

为世称颂。他还曾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的再版序言中慷慨陈言:「当八一三抗战军兴、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挥戈,共卫祖国。斯时也,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

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同仇敌忾,爱国爱民之心跃然纸上。

在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时,他曾在《现代佛学》上《献词》八偈、其中两偈说:「我生世间八十七,七十七年空白首,此十年中入蔗境,幸福光明欢乐甚。」在他的临终遗嘱中,更是谆谆嘱咐弟子们:「我去世後,望我辈弟子及学人等,努力学习,拥护政府政策法令,积极为建设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至要!至要!」(续下期)

——摘自《香港佛教》5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