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朱 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董小麟
记者：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琳琳、周裕妩、张冬梅
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主动积极的战略抉择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什么考虑？新发展格局将给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徐洪才：这是基于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变化，做出的现实选择。当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过多依赖外部需求发展，显然不可持续。另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结构也在逐渐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从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服务业和消费对推动经济增长所占的比重都在上升，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逐年下降。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经济内循环、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上升。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贸贡献的依存度逐渐下降符合客观规律，这也是我们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客观需要。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一个误解，那就是，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降低，表示着经济开放水平的降低。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低，并不意味着其开放度就低。比如，美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只有20%左右，但美国经济的全球化水平仍然很高，尤其在规则层面上，如关税水平、市场壁垒、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降低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内循环与提高经济的开放水平，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对我国来说，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不仅仅是数量扩大和要素自由流动，更多的应该是制度和规则与国际对接。这是新发展格局下，我们继续扩大开放的一个特点。
朱天：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一定是要兼顾的。同时要看到，国内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最近十几年一直在上升，即使政策没有变化，中国经济也将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其实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在中国整个GDP中的比重就一路下降。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快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因此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我们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是海外需求的增长速度）必然会慢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口的占比就会下降。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贸易的依存度自然低于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瑞士和韩国。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的出口占GDP比重仅为12%左右，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它的出口占GDP比重也比中国要低。所以，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还会继续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为何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观点认为，我国新发展格局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导致的被动应对。对此，您如何看？
徐洪才：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产业链完整，配套能力强。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稳步推进产业链的高端化，以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受疫情影响，有些产业链的链条断了，我们不仅要修复产业链，还要加强产业链的竞争力。对于个别的“卡脖子”环节、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关键领域，我们还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避免“断链”风险。在目前全球都受到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我们畅通经济内循环意义非同小可。
董小麟：从国际经验看，大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强大的内部经济循环体系；一般来说，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通常它的经济外向度是不可能太高的。我国国内市场空间其实还远没有开发完，内部市场潜力还很大，本土经济发展还有增长空间。
还要注意，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没有办法实现新的突破，结果就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加快发展国内大循环，有助于为防范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新的增长空间。此外，我国有条件做好内循环的文章。中国不仅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等。
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大国，无论从风险规避还是长远发展看，这样做既有必要性，也有较好的条件，更是我国主动积极作为的体现。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增量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认识国内大循环与扩大开放的辨证关系？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怎样继续扩大开放？
徐洪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我国一以贯之的战略抉择，不会改变，只会加强和扩大。所以，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开放，一直在稳步推进。要推进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必须推进制度和规则层面的开放。比如，在推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制度方面，在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我们都要对标国际高标准，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董小麟：开放的内涵应该是双向开放。我们强调对外开放，同时我们也强调对内开放。现在，我国依然是要开放，将继续参与并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但同时，为了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稳健，也为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朝着下一个目标稳步前进，我们必须要加强经济内循环。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增减或者说此消彼长，不是说要削减外循环。应该说，这是一个增量，我们要做的是增量。
继续扩大开放，一方面要实现更加全面的开放。原来我们的市场具有一定的集中度，但从分散国际市场风险、规避不确定因素来看，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加全面地去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优化贸易结构，既包括区域结构市场的优化，也包括产品结构的优化。在区域上，要着重考虑那些我们具有相对优势的市场；在产品方面，既要优化物资商品贸易，也要注重加强服务贸易。
朱天：对外当然还是要继续扩大开放。从国际贸易的理论上来讲，就算对方不开放，开放的一方还是有利的。所以，对于开放，国家也已明确，会加大开放力度，坚持推进全球化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也不应该变。但也要认识到，今后的对外开放并不意味着中国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而是出口的品质和附加值的提升。比如以前我们出口的更多是中低端的产品，以后可能更多是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会相互促进，国际贸易会继续，而且会更多地强调对等，强调市场化和法治化，各种企业主体之间可以展开平等、公平的竞争。
要修炼好内功，提升国内经济效率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优化国内经济循环与扩大内需之间是何关系？如何把握好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徐洪才：扩大内需是畅通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内容。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和消费。投资中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要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但是更要侧重高科技领域、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建设制造业强国。而消费则要从就业和收入两个方面来着手。通过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通过“双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最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促进“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向“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转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是未来“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也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朱天：我们要认识到，内需其实并不只是消费，对经济影响更大的是投资。在一个经济周期当中，消费的波动相对较小，波动主要表现在投资上。我不认为目前是消费需求限制中国的经济，中国近几年增速下降较快的是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在投资问题上，最需要关注的是民营投资，民营投资减少，经济就会显现疲软态势。提升民营资本投资动力，这是关键。这需要为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提升政策延续性。政府不需要对民营企业有太多微观上的干预，要注重培养投资者的信心和安全感。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您看来，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做好哪些准备和应对？
董小麟：要看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经济内循环做大做强做优以后，客观上能够带动经济外循环。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上投资者、外资企业来中国的最突出动机就是因为中国有市场、市场潜力大，但原来可能主要是针对中国沿海地区市场。如果经济内循环发展起来，内地的需求大了之后，可能进一步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对更好实现经济外循环带来积极效应。同样，经济外循环也可以带动经济内循环。通过经济外循环，可以把国际上先进的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先进的技术、企业管理经验吸收到国内来，以开放来促改革促发展，优化经济内循环，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
徐洪才：还是“引进来”“走出去”两个方面。在把外资引进来这个方面，还是要通过减费降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外资的吸引力。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推动对外投资，对外投资要和我们国内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相配套，要以我为主，外部的市场和资源都要为我所用。要防控对外投资的一些风险，包括“一带一路”合作当中，特别要注重防控财务风险。因为我们对目标市场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够充分，所以更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投资之前要做好功课。
朱天：每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修炼好内功，就是要提升国内经济效率。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国家，要想获得中长期发展，都要做好三件事情：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这是带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三个关键点。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要做好人才培养、不断实现技术进步、不断投资于新的生产能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不用太担心国际政治和贸易争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市场这么大，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内循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最好的日子还在前头。
广东要“双肩挑”，做好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文章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此次政治局会议首提“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强调从持久战角度认识中长期问题。这体现了怎样的政策思路？
徐洪才：这体现了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要相结合的发展思路，既要考虑眼前又要兼顾长远。为了更长远、可持续发展，面对经济周期，我们要努力削峰填谷，通过宏观调控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无论是“逆周期”调节，还是“跨周期”调节，其内涵都有相一致的地方，都是要减少经济的波动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董小麟：应该说，这是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为了使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更加稳健而做出的政策优化。从“逆周期”调节到“跨周期”调节，意味着制定政策不再局限于被经济发展周期牵着鼻子走——比方说，经济一冷了就赶紧放水、放货币出来，然后经济一热了又赶紧收缩，这种治标的方式会减少；而是控制好国内货币的整体供应和通胀问题，更多地采用开发市场本身以及让实体经济更好发展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如果不放眼更长远去看问题的话，政策的时效性可能就很短，变成短期行为。虽然市场有时候会有短期行为，但是我们说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么政府就应该弥补市场的不足，应该以更长期的行为来弥补市场短期行为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利。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形势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外贸大省，如何立足“大循环”打通“双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
朱天：广东是国内在开放方面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广东有丰富的、上下游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且在产业升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有的高科技行业已经在追赶发达国家。同时，广东的民营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广东的发展空间值得期待。需要注意的是，广东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对来说已经比较高了，增长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今后要将重心放在提升发展质量上。
董小麟：一方面，广东要参与到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积极提供支持助力；另一方面，从自身发展来看，也要做好省内的双循环文章。为此，要给粤东西北“造血”，增强其经济发展能力，更好畅通经济内循环。同时，广东肩负着站在改革开放前沿，做好外循环文章的责任。所以说，广东要“双肩挑”，特别是要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机遇。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区位优势，一方面要依托大湾区更好地整合自己的内部资源，包括港澳资源；另一方面，面向国际市场，整合国际资源。我们要用好大湾区优势，既要继续做好世界工厂，同时也要做世界商店，做世界的银行。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都要不断优化提升。因为这样，在做好外循环这个文章的同时也能够反馈给内循环，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