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生三度赴港，求学，求生，求得文学出路。这块战争夹缝中被炮弹所照亮的弹丸之地对她至关重要——给了她诸多的写作素材与灵感，为她成为作家提供契机，更促使她形成了稳定的世界观与文学观。而她自第一次由港返沪，便用手中的笔对香港有所回馈：“写了一本香港传奇”。
“香港是一座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中如是说。
空气脆而甜润
“我考上伦敦大学，欧战爆发不能去，改入香港大学。港大文科二年级有两个奖学金被我一人独得，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半年后珍珠港事变中香港也沦陷了，学校停办。”
1939年张爱玲改读香港大学文学院，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香港时期（1939〜1941年）。
张爱玲与表姐、表弟的合影，中间者为张爱玲。
本部大楼就是张爱玲所在的文学院的大本营，也是港大最初的校舍。
在这个潮湿溽热的亚热带城市，张爱玲不似其他来自英属殖民地国家、有着优渥家庭条件的学生，她发奋用功，“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1940年她拿到尼玛齐(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何福（Ho Award for Best Sorhomore）两个奖学金，自传性小说《易经》里描述得更夸张：“大考那一天，当炸弹爆炸后，她还回房间里背历史，因为想着战争说不定哪天就会结束，而考试，却是突如其来的。”
在港大，她遇到前半生的挚友炎樱（Fatima），这个有着孩子式天真无邪和阳光般热情快乐的斯里兰卡女孩和张爱玲朝夕相处，她们可以为了一杯冰淇淋、一支唇膏而欢喜不已。张爱玲也因此了解香港丰富而复杂的生活，促进了她对乱世人生的体验与思考。而港大文史系主任、五四文学闯将、作家许地山，则被张爱玲以“言子夜教授”的形象写进《茉莉香片》中。
张爱玲对香港的亚热带气候景致十分敏感，在她的众多作品中都有相关描写：《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半山豪宅的杜鹃花“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芭蕉、栀子花、香蕉树、樟脑树、菖蒲、凤尾草、象牙红、棕榈、芦苇、淡巴菰，生长繁殖得太快了，都有点杀气腾腾”。在《沉香屑·第二炉香》里描写香港的四季：“春天，满山的杜鹃花在缠绵雨里红着，簌簌落落，落不完地落，红不断地红。夏天，你爬过黄土的垄子去上课，夹道开着红而热的木槿花，像许多烧残的小太阳。秋天和冬天，空气脆而甜润，像夹心饼干。山风，海风，呜呜吹着棕绿的，苍银色的树。”她形容香港女人是“糖醋排骨”，而上海女人则是“粉蒸肉”——港大岁月于张爱玲真正有益的，也许还是学业之余这些与山水、环境、社会、他人的接触。
建于1914年的仪礼堂和梅堂如今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通识教育及写字楼。
是的，香港于张爱玲是个全新的天地，蓝的海、红土的山崖、长得泼辣妖异的植物⋯⋯总之是浓得化不开的景物，还有殖民地怪异的风土人情，无一不给她留下新鲜、深刻的印象。
港大校园经常举办张爱玲系列讲座，图书馆保留着张爱玲的作品。
但，香港风物中，张爱玲尤为钟情浅水湾：“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还是远东的里维拉，尤其因为法国的里维拉正在二次大战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母亲，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她在《沉香》中回忆的浅水湾饭店，是《第一炉香》里姑妈梁太太游泳之处，虽然今天已无痕迹，但却是当年香港最高级的饭店，也是1941年日军袭港的登陆点；她把最美的人配给这片最美的海滩：《倾城之恋》里，白流苏下榻的浅水湾饭店房间，“那酽酽的，滟滟的海涛，直溅到窗帘上，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
张爱玲最钟情浅水湾，许多故事以这里为背景。如今，浅水湾饭店旧址上建起了影湾园。
在《重访边城》中，张爱玲曾形容香港“太喜欢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港大求学的两年零三个月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捕捉到了一些重要信息，“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
张爱玲作品中屡次提及的“叮叮”车今天依然行驶在香港街巷之中。
离乱中的沉醉
“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在港大期间的张爱玲一心读书，鲜少进行创作。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同时进犯英属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打破了这种宁静。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这天正是大考的日子，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在1944年“重写”港战经验的散文《烬余录》中，张爱玲描述了战中“奇景”。“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令她记忆深刻的港战突如其来：高射炮“那一声声的‘吱呦呃呃呃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尖端”——在《倾城之恋》里，飞机“‘孜孜孜⋯⋯’绕了一圈又绕回来，‘孜孜⋯⋯’痛楚地，像牙医的螺旋电器，直挫进灵魂的深处”。
战争中的香港旺角工人夜校
驻港英军在抵抗两周后投降。港大停课变为临时医院，张爱玲担任看护，这期间的人生百态，被她写进《烬余录》中。战后，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战争去掉了世间的一切浮文，让张爱玲观察到“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人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是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倾城之恋》的结尾，港战促成范柳原签字结婚，白流苏找到了看似圆满的归宿，成为在张爱玲眼中，战争促成饮食男女的荒凉注脚：“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堆平凡的夫妻。”轰炸、死亡、恐惧、仓皇中对爱的追寻，使张爱玲的看法发生了巨大转变，她甚至已经不再重视未卜的前程，反而沉醉于眼前的琐屑欢乐以及一点点惊喜。
“香港传奇”震动文坛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港战打乱此前张爱玲的所有计划和努力，试卷档案皆毁于战火，求学生活随着香港的沦陷留下难堪的尾巴。她不得不回上海，期望报考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业，但国文考试竟然不可思议地不及格。1942年夏天，张爱玲提起笔来写小说，书写在香港见到的、听到的、感到的，这些所见所闻迅速照亮她的想象力。香港经历让她甫一出手，作品便表现出对人生独特而稳定的把握——是一种相当成熟的人生态度。
1943年春天，张爱玲提着“两炉香”拜访作家、《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让她一跃成为上海文坛最耀眼的新星，“文坛传奇”风头一时无两，其中前三篇皆以“香”字为题，也许是她有意为之。
“张将创作事业中最绚烂、也最荒凉的爱情故事留给了香港⋯⋯张在香港的数月的烽火经验，比曾让她对城市文明与人情的瞬息劫毁，有了刻骨铭心的领悟。从瓦砾堆里回顾那些喧闹，从‘荒凉’里见证华丽，张的香港去来竟提前为她日后的上海写作立下基调。”评论家王德威说。
战前的香港就是一个畸形社会：英国人处于完全统治地位，有钱人攀附权贵，纵情声色，小市民为生计发愁，甚至为了生活出卖一切。在那种社会环境中，人与人的交往荒诞可悲。《第一炉香》里从上海到香港投靠姑妈的学生葛薇龙抵挡不住殖民地异域色彩的生活引发她的“蛮暴的热情”，把一生出卖，她再也不能回到上海过平淡朴实然而索然寡味的日子，于是“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往往画蛇添足弄得不伦不类，本来面目尽失。“不是浮滑的舞男似的年轻人，就是三宫六嫔的老爷。再不然，就是英国兵。中尉以上的军官，也还不愿意同黄种人打交道呢！这就是香港！”葛薇龙口中说出的，是张爱玲眼里殖民地香港的“怪现状”。
与豪华喧闹的城市相“匹配”，张爱玲“香港故事”中的主人公在物质上大都骄奢淫逸，较之平民百姓，过着算得上奢侈的生活：《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居家奢华糜烂；《茉莉香片》主人公聂传庆家仆成群，资产庞大；《第二炉香》的大学教授罗杰·安白登有着丰厚的教学薪金，出入有私人汽车，家务由仆人料理，他迎娶的新娘是“全世界最美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娱乐休闲是高雅浪漫的社交宴会、网球、钢琴曲——但殖民地华美的生活，掩饰着更深的生活陷阱、更大的激流险滩，一个不小心，他们便被裹挟进去。于是，在张爱玲笔下，主人公大都有一段华美但逐渐转化为悲惨的人生经历，这种从“华美”向“悲哀”的转变，是香港的城市气质，是她的叙事方式，更是她对香港的一种人生阐释。
张爱玲眼中的香港——华美而悲哀 沈志成 摄
内地赴港的遗老遗少依然按照老时钟生活，“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而殖民地中上层西方人，也逃不掉“华美的袍上虱子”——《第二炉香》是一个只有在香港这个特定地理环境中才会发生的故事：洞房花烛夜，不谙人事的新娘愫细“逃离”洞房，弄得满城风雨，新郎罗杰被人视为色情狂，失去教职，遭生活社会遗弃最终走上绝路。在小说中，张爱玲提到了湾仔：在她的时代，“湾仔那地方原不是香港的中心，地段既偏僻，又充满了下等的娱乐场所”（《第一炉香》），学生们觉得安白登是色情狂，因此隐晦地说他“去湾仔”。
而今的湾仔早已摩天大楼林立，重庆大厦的电梯，铜锣湾轩尼诗道的路灯，开往石澳的红VAN，浅水湾着比基尼的异国女子，维多利亚港熙来攘往的船只⋯⋯都令人印象深刻；而它也是梁太太陷害侄女的豪宅、范柳原与白流苏“情场如战场”的拉锯比赛、又或是王佳芝带着目的初识易先生的“那个所在”——那个罗杰眼中“昨天他称呼它为一个阴湿、郁热、异邦人的小城，今天他知道它是他唯一的故乡”的“故事的原点”。
重庆大厦人来人往，一如往昔。
香港毕竟还是香港，如今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的场景一样轻易在香港得见，一样触目惊心：“望过去最初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厮杀得异常热闹。”让人相信，直到如今，“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香港成就了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几部“香港传奇”震动文坛，就如傅雷当年对她的评价，“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终于开出“奇花异卉”。
萧条异代不同时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家世给张爱玲提供中国文学的“功力”，香港苦读英美文学习得的创作技巧与荒凉景观中刻画的孤独人物，以及诸多情感题材创作的“孤岛”立场，使张爱玲受人热捧。
1952年夏，张爱玲以恢复当年因战事中断的港大学业为由，获准出境。她试图以复学为契机换一个生活环境，重新找寻文学的突破口。她去港大登了记，并得到1000港币的资助，但只读了两个月，终于“辍学”——32岁名满天下的她此时已无心向学，比起校园生活，她更需要赚钱。
张爱玲凭借过人的英文功底，在香港“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谋得翻译工作得以糊口，翻译《老人与海》《小鹿》《爱默森选集》《无头骑士》等作品，求生的迫切催促她埋头苦干，“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会照样硬着头皮去做的。”
“我来到香港，写作的速率已经打破自己的纪录。”1953年，张爱玲在香港结识了宋淇、邝文美夫妇，并着手写英文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她住在女青年会（YWCA），不久搬家。居所中没有书桌，就在床侧的小几子上写作；她也不添置东西，连书也不买，好书宁愿借，因为“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
1954年张爱玲作品《秧歌》由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纽约时报》推荐作品需要作者照片，邝文美陪她到英皇道的兰心照相馆拍照。张爱玲非常喜欢这张相片。
张爱玲在港期间曾经住在北角继园街辉浓台。在这里，她写出了许多作品，昔日繁华不再，拆迁改建中的继园街略显破败。
张爱玲是个有“难民意识”的人，她喜欢简单、迅速，拎包来、拎包走，而且愈演愈烈。1955年11月，她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赴美。1961年10月三度到港——为第二任丈夫赖雅筹集医药费，她给电懋电影公司写了《红楼梦》《南北一家亲》等剧本，先住旺角花墟道斗室，后到不远处九龙城区加多利山嘉道理道的宋淇家居住。当时仅12岁的宋以朗把卧室让给她；宋以朗回忆，张爱玲终日足不出房，只顾埋首写作——那卧室可以望见狮子山。
宋以朗收藏的张爱玲手稿
1962年3月，人在台湾的张爱玲接到赖雅病重的消息，从台湾返美，直至1995年9月8日于洛杉矶家中去世，其间再未回港。离开了赋予她作品性格的城市，张爱玲长期跟宋淇夫妇通信往来，个人“真实生活”更加乏善可陈，其后作品亦是寥寥，唯有《红楼梦魇》尚值得一观，而所有对于生命的意义都化在她的作品之中。
作家个人命运的穷通，呼应了城市历史的更迭与兴衰，香港给予张爱玲的，是那种“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也许来不及了”的“出名要趁早”的急迫感，是“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的“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也是一如王安忆所说，张爱玲走在了两个极端上，“一头是现实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张爱玲的笔下，香港是一座华美而悲哀的城，时代、国家、革命等一切大题目都被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角，社会的波澜壮阔是遥远而短暂的，长久的是那些香港平凡男女的悲欢。亦如张爱玲所写：“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其间的曲折、跌宕才是生命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