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化石能源撤资运动对东南亚的影响

壳牌公司在新加坡的炼油设施。 图源:REUTERS/Edgar Su

摘要

近日,新加坡的数所大学的师生发起针对化石能源的撤资运动,引发其本国及区域内对于化石能源行业前景及这一环保运动策略是否能够奏效的讨论。撤资运动起源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美国大学,旨在通过出售被视作不道德的企业的股票拉低其市价,但是研究显示其效果可能局限于在于进一步损害该行业形象进而提高雇佣成分,对其市价影响并不明显。煤炭为首的化石能源行业由于规制风险提高和盈利能力降低,股东可替代性较低,相比其他行业受到撤资运动的影响更强。但是,大规模撤资也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仍依赖低端化石能源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风险提高,贫民生活成本提升,需要做好充分应对。


一、新加坡大学化石能源撤资运动

1月17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南洋理工大学等高校学生组成的的环保组织“无化石能源学生联盟(Students for a Fossil Free Future (S4F))”向新加坡各校请愿,要求2030年前学校完全从化石能源行业撤资。根据公开信息,新加坡国立大学校方持有的捐赠基金在化石能源行业投资约5900万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约2.8亿元),约占其捐赠基金投资总额的10%;各校亦有不少化石能源行业的董事或赞助奖学金。在威权主义的新加坡,学生请愿并不多见,并引发了一定争议。组织者声称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理应向社会发出化石能源行业是“倒退行业” 的信号,而不应对化石能源的长期收益前景抱有信心。

但是,也有评论认为学生的诉求不切实际,化石能源企业向清洁能源转型无法一蹴而就,而且东南亚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就业和能源转型上也对化石能源收入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新加坡是化石能源中转枢纽,壳牌集团在毛广岛开设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炼油厂,精炼石油占其全国出口额的15.4%,化石能源行业雇佣人数约六万人,占全国劳动力的1.6%。在请愿获得媒体关注后,各院校校方均表示支持环境保护纳入校园课程,新加坡国立大学将督促其基金经理从会可能产生污染的项目撤资,南洋理工大学则重申其学校将在2035年实现碳中和,但是均避免提及是否会从化石能源行业撤资。


二、撤资运动的来源与效果

撤资作为一种常见的抗议形式起源于1980年代的美国校园,当时美国大学生要求各大学停止在南非进行投资,以对抗其种族隔离政府。这一活动取得了一定成功,全美约有150所院校自南非撤资,尽管日后的研究显示其对南非政府垮台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此后,撤资运动的目标转向以化石能源为首的其他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产业,黑石集团各大金融机构和电影明星均不同程度地表示不再向化石能源企业或特定项目进行投资。

撤资运动参与者的初衷,不少是希望借此打击目标企业的股价。但是有研究指出,撤资运动参与者所出售的,来自于被广泛视为不道德的行业的“罪恶股票(sin stock)”,总会有持中立态度或者不道德的投资者接盘,而“罪恶股票”公司由于行业不受欢迎,反而更加需要给既存投资者提供更高的回报率,平均年回报率比其他股票高出2.5%。比如,专门投资烟酒、博彩和军工行业的基金公司Barrier Fund自2002年以来,每年的收益率比被认为是美国股市风向标的标准普尔指数高出两个百分点。因此有批评人士认为。撤资运动参与者所出售的股票,实际上是把不道德企业的控制权交给道德感更加薄弱的投资人。

化石能源的撤资运动也风起云涌,且获得不少大公司支持。截止2019年,包括黑石集团,欧洲投资银行,巴黎银行、星展银行在内的等约1000家金融机构均宣布逐渐自化石能源营收占比超过一定占比(通常为20-30%)的企业中撤资,总资产达到6.24兆美元。2021年,中国也加入了化石能源撤资,此前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一趋势很可能是由于全球气候协定下化石能源前景不明,风险提高所导致,而不仅是由于道德原因或投资人压力。但是,2013年牛津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便是被认为行将就木的化石能源行业中,油气行业也依然坚挺;只有煤炭行业由于利润率下降而难以找到替代投资者,撤资行动可能会造成些微影响。撤资运动的效用更多是在利用媒体损害这些企业的公共形象方面,因为这会使人不愿意在此类行业工作,提高这类企业的用人成本。


三、化石能源撤资运动对东南亚的影响

尽管化石能源撤资对保护全球环境而言有利,但是对于严重依赖化石能源消费及出口的东南亚各国而言,化石能源撤资对其经济发展构成了一定风险。这是因为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电,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吸引力:煤炭资源丰富,比天然气储存更加便宜安全,燃煤发电技术历史悠久且比较简单,且比风能太阳能之类的可再生能源可靠性更高。除了中国积极在推行去煤炭化之外,对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煤炭都是性价比更高、风险更低的既有选择(参见图1)。2020年,OECD国家对煤炭的依存度为13%,而中国以外的非OECD国家对煤炭的依存度为21%,且这一数值仍呈上升态势。

图1 2013-2014年各类能源平准化度电成本及加权均值

(平准化度电成本:生命周期内的成本现值/生命周期内发电量现值;单位:美元/千瓦时;绿色为化石能源;红色为地热能,蓝色为水电;黄色为太阳能光伏;橙色为聚光太阳能热发电;深灰色为海上风电;浅灰色为陆上风电)

但是随着环保运动的不断深入,化石能源行业如今大量出现搁浅资产(stranding assets),指由于意外的政策变动或形势变化导致过早贬值或转为负债的资产。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其价值 350 亿美元的煤电厂资产面临搁浅风险,而菲律宾则有130 亿美元的资产面临搁浅风险。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研究,马来西亚、越南和柬埔寨的经济也可能容易受到碳转型风险的影响。同时,当地也开始出现草根撤资运动:2019年,亚洲人民债务与发展运动 ( Asian People’s Movement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领导了国际抗议活动,要求日本商社及银行履行其撤资承诺,退出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煤炭项目。

由于殖民历史和全球化分工,东南亚的中低收入经济体基本上都被锁定于资源开发型的经济发展阶段之下,即依靠私人资本或面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开发金融(Development Finance)机构发掘其丰富的化石燃料储备,以用于出口及满足国内飙升的廉价能源需求。但是撤资的大环境下,发展中国家获取这类融资变得日益困难,尤其是煤炭行业。2019年,印尼煤电巨头PT Adaro Power的副总裁Dharma Djojonegoro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欧美、日本、新加坡的银行均陆续叫停贷款给新的煤电厂,如今全世界85%的银行资金池都不愿意给煤电项目提供融资。目前还有个别中国的银行愿意,但也不是全部,我们得一家一家尝试。“印尼由于能源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增长,此前计划在2024年以前新增35千兆瓦的发电量,其中54%由煤电提供;而随着国际银行日益退出,很多煤电厂仅仅获得了第一期的贷款融资,后续融资无法确保,而中国也于2021年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大量搁浅的煤炭和石油资产可能会损害印尼这类国家的财政收入,影响政府支出,而投资不足可能会使得国内电力供应一时间难以跟上能源消费增长。


四、结论

尽管对于撤资运动对目标企业的效果众说纷纭,但是由于煤矿为首的化石能源企业本身盈利能力和风险都日益恶化,此类行业的撤资是全球变暖全球治理下不可避免的大趋势。面对这一形势,东南亚国家需要防患于未然。一方面,各国及企业做好对化石能源转型成本的充分预估,如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督促相关企业披露其投资组合对气候变化和转型风险的抵御能力。另一方面,面对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化石能源撤资的矛盾,各国要引导资本向新能源行业的转型,减少撤资带来对就业和能源供给的影响。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显示,尽管东南亚地区可再生能源存储量丰富,且其利润率正在稳步提升,但是2018 年对东南亚电力部门的投资不到各国实现减排目标每年所需投资的一半。尽管发展中国家一般技术转型会慢于发达国家,但是随着以太阳能为首的新能源基础设施成本逐渐降低,东南亚可通过财政激励和监管手段,使低碳行业的投资更易获得银行支持。最后,东南亚国家也应该调整发展战略,使得国家逐渐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本文作者:

杨立中

本文选自《中国与全球南方》第九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与全球南方》是海国图智研究院推出的全新中英双语刊物,整合了原有的《东南亚观察》、《拉丁美洲观察》和《南亚观察》三本刊物内容,并增加了非洲观察的板块,希望为对中国外交和发展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朋友,整合更全面多元的视角。

获取更多内容,欢迎关注海国图智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