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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伟/文
◆1983年4月1日，党中央作出《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时指出：“开发建设好这个资源丰富的宝岛”——以中央文件形式把海南定义为“宝岛”。那么，对于在海南未开发之前又未到过海南的大部分人，能否对“宝岛”的人文和自然有一些基本的记忆或想象空间？
◆1984年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沈小岑演唱了《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首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在一夜之间风靡中国大街小巷，或许成为海南岛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广告。
◆现在提起海南，你会想到什么？或许是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全国唯一的自由贸易港。本文通过对“宝岛”更长时间里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探讨及其一些故事的叙述，或许能弥补我们对“宝岛”一些认知不足，让我们更加深刻理会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以及海南新一轮改革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打造生态环境一流的自由贸易港”之要义。
一个人杰地灵的岛屿
据历史资料，海南岛的人类社会足迹始于一万年前的“三亚人”。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屿，在上个世纪60、70年开始就常常被誉为祖国宝岛，之所以称之为“宝地”，是因为相对于中国国土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而言，海南所属陆地面积3.5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岛屿热带地区，其自然资源独特性及“物以稀为贵”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这么一个小岛，我们翻开它的历史就会发现，它曾经抚育出一批历史著名人物，如明清时代的邢宥、丘濬、王佐、海瑞、唐胄、钟芳、张岳崧、王弘诲、王映斗等。它以博大胸怀接纳一批被朝廷排斥、被惩罚流放的历史名人，使得这些人有了身心归宿，如在唐代有姓名可考的就有近百人，韩瑗、韦方质、敬晖、杨炎、韦执谊、李德裕等十四名宰相，“五公祠”被海南人亲切称之为“海南第一楼”，楼里供奉并祭祀的是唐宋年间被流放海南的五位贤臣名相、忠义之士，他们是李德裕、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从这点上讲，海南岛民真的非常纯朴，稍微做点好事，他们都会念念不忘），还有宋代名人苏东坡等等。
正因为海南是一个移民小岛（流放也是一种移民方式），它的文化兼容、交融与沉淀，使得它在近现代呈现出“宋氏”显赫家族以及一批杰出人物，包括著名数物理学家颜任光、人文学者陈序经等文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淞沪会战、中条山战役、武汉会战、远征军入缅作战，呈现出除了抗日名将叶高佩以外，还活跃着许多海南籍将领，如新编第七军代军长吉章简、第一战区副参谋长和西安警备司令文朝籍、97军军长陈武、74军副军长詹忠言和远征军将领郑庭笈以及海军部次长、虎门要塞司令陈策等。
海南拥有红色基因，是琼崖革命先驱和卓越人物诞生和成长的红色摇篮，涌现出张云逸、周士第、冯白驹和王国兴等一批革命家。1927年9月23日，王文明、杨善集、陈永芹等革命先烈指挥的椰子寨战斗，打响了琼崖革命武装总暴动第一枪，拉开了琼崖革命武装总暴动的序幕，以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是海南一张亮丽的名片，上个世纪70年代的著名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唱出了海南岛上发生的革命历史。海南琼崖和陕北这两个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和全面范围之内，从创建到新中国成立一直保持住的两个革命根据地，为此，周恩来总理也说过，海南是“远离中央，孤悬海外，坚持23年红旗不倒”，这一历史片段折射出海南岛民对党忠诚品质。
说到海南，离不开一个字“海”。海南管理或涉足的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比国内任何一个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都要大，著名的《更路簿》故事记载的是千百年来海南渔民在南海航行的经验总结和集体智慧结晶，它同时也是诉说世代海南岛民守护中国200万平方公里这片领海的历史有效见证。实际上，从宋代开始，海南就逐步发挥其中外海上丝路的中转站以及对外经济区位功能，当时朝廷为此还在海南设立了市舶管理机构；明代海南港口的兴盛发展,也反映了当时贸易之盛况。
“下南洋”作为特殊年代的海南岛民“走出去”的风潮，展现出海南岛民拥有海洋文化特质的同时，他们还用坚韧不拔的意志、诚实的处事方式和灵活的经商头脑在南洋闯出一片天地。如今，海南是全国重点侨乡，据不完全统计，海南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390万，分布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30万）、泰国（120多万）、马来西亚（70万）、印尼（18万）、越南（20万）、柬埔寨、文莱、日本、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而且，海南华侨华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且呈现出一些代表，在泰国曾经担任政府副总理、国会议长、国会副议长以及担任政府部长、副部长、警察总监等要职，在马来西亚曾经担任国会下议院副议长、马华公会总会长及国会议员、教育部副部长，在新加坡曾经担任国家发展部部长、体育青年部政务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防卫，巩固海南”八个字成为海南岛建设方针，这一变化从海南区域经济功能上讲，其角色从中外海上丝路中转站和对外经济区转变成远离中央的南方边陲的小岛和海防前线，这也意味着在此后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年代，海南将不会成为重要工业项目的落脚点，岛上除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橡胶产业外，以农业经济为主导。
改革开放后，海南迎来“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历史性机遇，改变了数十万年轻人的人生轨迹，这些人当中包括冯仑、潘石屹等，可惜海南的“汽车风波”、“洋浦风波”和“房地产风波”等，使得海南经济方向受阻。
近20年，海南经济发展一直探路和摇摆，但真正实施的主导产业一直与房地产业及“资源依赖型”有关，造成海南经济对房地产业严重依赖的同时离以实体经济为核心和以新技术支撑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越来越远。以上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另外一个结果是，海南近20年来成为人才净输出地区，不断向祖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输送各种优秀人才：据海南省内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近20年来海南高考外出人员返回约10%。
近百年来海南岛开发建设与生态经济问题的反思
海南岛经济社会的发展肯定是这一岛屿自然资源交集一起的，形成一种海南岛开发建设与自然资源消耗及使用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虽然在2011年国土资源部与海南省政府曾经发布《海南岛生态地球化学调查7年纪实》，希望通过对海南岛的土壤、大气、地表水质量展开调查，尝试从科学角度回答“海南岛的生态环境真的一流吗？”这一问题，而且，调查成果证明——“这里的生态环境确实一流”，但这一研究成果只是把海南岛生态与国内内陆省份生态进行比较，若在开放条件下和全球热带自然资源（特别是热带岛屿）中比较，这一结论及相关看法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自然生态上, 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对海南岛也是完全适用的，即“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个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虽然目前针对海南岛生态系统及其生态经济价值的科学研究，从整体上来说仍然属于初步，但从一些已有成果来看，近100年来的海南岛生态环境不容乐观，海南生态经济发展之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颜家安（2006）以海南岛的植物和动物变迁为视角，对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近100年来海南岛在整体上的生态环境变迁结果不容乐观。这是因为，海南岛在西汉前森林覆盖率约为90％，从明清开始急剧下降（尤其是近100年来下降的速度大大加快），到1956年本岛的天然林覆盖率已降至25.5％，1964年降至18.19％，1987年再降至7.2％，1999年仅为4％；在1956年至1999年的43年间，本岛还丧失了80％的珊瑚礁，红树林也由解放初期15万亩，下降到1982年的7.2万亩；生物多样性也在不断丧失，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日趋减少，分布区域不断缩小，前景令人担忧。而廖继武等（2004）主要针对海南岛西部沿海地区近70年来的生态环境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近70年来该区生态环境变化很大，20世纪30年代呈典型的热带稀树草原景观，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小；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大面积的风沙化环境，生态环境恶化；此后，风沙化环境一直呈逆转趋势，1970年至2000年，人类重视对生态环境的建设，生态环境比较稳定。该研究同时说明，在该区具有自然生态环境脆弱性，而大规模的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自然灾害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互动作用的产物，而生态环境变迁及其破坏的结果必然是自然灾难如期而至。胡玉萍（2007）对建国40年间（1949-1988年）海南岛自然灾害的研究结果表明，受自然和社会因素（海南岛开发过程中对大量原始森林进行采伐）影响，海南岛自然灾害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主要有台风、干旱、洪涝、低温冷害、潮灾、龙卷风、雹灾、虫灾等9种灾害，总计235次，平均每年约6次。其中台风灾是海南岛破坏性最大的灾害，40年间，海南岛出现台风36次；旱灾是海南岛最为频繁的灾害,建国后40年间共发生37次，平均每年0.9次，且70-80年代旱灾破坏程度比前代要更为严重；洪涝灾破坏性仅次于台风灾害，且80年代洪涝灾最为频繁。
鉴于海南在建省前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曾一度趋于恶化，以致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些专家如皮德昌（1981）和汤仲之（1981；1982）就公开发表文章并呼吁“制止海南岛生态环境恶化和建立新的生态系统”问题，同时对海南岛开发建设与生态经济及生态平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徐广泽，1981；刘士焜，1983）；中山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唐永赛（1982）对海南岛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系统和深度分析，提出了建立最佳组合的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森林生态系统的设想, 他同时说明了，生态修复和治理工作不是把海南岛恢复到“原始”状态，而是要利用自然规律，发展海南岛优势，把海南岛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宝岛。
1988年，海南建省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其政治、社会地位发生巨大变化, 之后的30年海南人口不断增加（1988年人口大约605万，2017达到926万，30年增量321万），经济发展路径实质上是以房地产业和旅游业（房地产业派生）及传统农业等“资源依赖或资源消耗型”产业为主导，海南城镇化加剧导致建设用地增加，而增加的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林地和耕地的转换，成为一种必然现象。因此，从整体上讲海南改革3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主要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
进一步来讲，海南在这30年当中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开展一些环境治理与修复工作，而且在1999年就率先实施“生态省”试验示范，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尤其复杂和尖锐条件下，这期间的海南区域生态环境很难往好的方向转变（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比较）。马荣华等（2001）以 1987 年海南植被类型分布图, 1988 年海南省土壤侵蚀图和1998 年的 TM 遥感资料为信息源, 基于RS与GIS对海南岛自然生态环境评价说明，海南经济发展已经影响甚至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之结论。
虽然针对海南改革30年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科学研究不是很多，且评价结果也因评估方法不同而参差不齐，但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与共识：海南岛的自然生态系统面积持续减少，服务价值也呈降低趋势；海南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受自然生态系统数量变化影响最为明显，生态系统所处的气候环境及人类社会活动，不仅影响到生态系统的数量与质量，而且也直接影响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欧阳志云等，2004；刘建波等，2009；隋磊等，2012；周亚东，2015）。同时，雷金睿等（2020）对1980-2018年海南岛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开展系统性研究，其结果表明：（1）林地是海南岛自然生态系统的主体，占62％以上；2010年以后建设用地增加迅猛，增长率高达122.46％，而土地利用主要呈现出草地转为林地，耕地、林地转为建设用地或水域的变化特征。（2）1980-2018年海南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3）1980-2018年海南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损失冷点区主要出现在海口和三亚等重要城区、洋浦经 济开发区以及旅游资源丰富的沿海地区。
以上研究结论，基本上反映了海南改革30年来海南岛的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说明了海南岛具有战略地位的天然林生态系统状况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并不十分乐观的发展态势。
如果把解放后海南的人类经济对环境影响简单地划分为改革前30年和改革30年后两个阶段，那么，改革前30年最大影响事件是，为建立360万亩国家天然橡胶种植基地而对大量的原始森林进行砍伐，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当然，这个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代价，因为国家的安全高于一切）；而改革30年后最大影响事件是房地产无节制的开发，其结果是人为造成很多自然资源不可逆的破坏，用2017年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的狠话讲就是，“房地产企业指到哪儿，政府规划跟到哪儿，鼓了钱袋、毁了生态。”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如何在海南岛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实现平衡？
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自然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自然是有价值的。海南岛得天独厚, 以热带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潜力而论, 堪称宝岛。然而，今天的海南岛已不再是纯粹的待开发地区，它的自然优势尚末充分地发挥出来, 更未充分地转化成经济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南岛还是潜在的宝岛。
海南自由贸易港需要有大流量的经济活动支撑，但对于海南岛这样自然生态遗产十分丰富而经济发展又相当落后的地区来说，其高质量发展的任务是双倍加重的：既要更加大力高质量发展经济，又要更加严格地保护自然环境。可以说，海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在海南新一轮改革和自贸港目标确立之后，其实比以前更加尖锐和深刻，更加持久和复杂。
第一，人口承载力的科学估算与人口适度控制的制度安排。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将岛屿定义为“周围被水域隔离的土地，海滨与内陆面积的比值较高”，海南特殊的岛屿生态决定了它自然资源有效且相对比较脆弱，海南岛的自然资源尽管尚未充分地开发利用, 但已有研究已经说明，受到岛内原始森林进行砍伐以及房地产开发等城市建设扩张、人口激增等人为活动的影响，海南岛生态状态已失衡，其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面临巨大压力。因此，我们面临且需要科学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高质量品质要求下海南岛资源环境人口承载力”。很可惜，从公开资料来看，只有2017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的一篇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作者：张晶晶）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探；该文一项结论是：“海南岛水资源人口承载力在现有人口规模的基础上还可容纳 1500 余万人”，但该文运用“短板理论”选取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以及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综合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人口承载力较低。
更有甚者，海南省发改委在2018年6月曾组织《海南省人口承载力研究》课题研讨会，虽然在会上很多专家认为海南岛内淡水、电力和自然生态等资源有限，岛上不宜承载过多人口，并有专家提出限制人口流入的观点。这些考虑和看法本应值得科学界深入探讨的问题，却被一些外行评审人士用我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当中的岛屿面积和人口基数的简单横向比较和错位逻辑给否定了，并拍脑袋得出：“海南人口承载力1500万人口没有问题”之结论。
实际上，稍微有点生态经济常识人都知道，在生态承载力的计算中，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不仅单位面积耕地、草地、林地、建筑用地、海洋(水域)等间的生态生产能力差异很大，而且单位面积同类生物生产面积类型的生态生产力也差异很大。据统计，日本每人的生态足迹为4.3全球公顷(以gha为单位)，是世界人均值(1.8gha)的2.4倍，远远超过日本土地、水源所具备的生产能力(0.8gha)，故日本发展模式更多的是利用别国资源。形象地说，如果世界人口都像日本人这样生活水准，需要准备2.4个地球，像美国那样要5个地球。
生态足迹是近年来国际上发展的用于定量研究和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新方法。因此，在海南岛近几十年主要以严重消耗资源发展和生态状态已失衡以及暂时无法依靠自身能力换取岛外与别国资源条件下，海南的动态人口承载力与适度人口控制制度安排究竟怎么样？这一问题答案应该交给科学界系统论证并给出结论。
第二，“海南岛那点自然资源属于老祖宗的”。如果说绿水青山、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和潜在资本，那么，我们一方面要避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这个口号有片面性, 不利于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效益的提高, 应当改为 “靠山吃山要养山, 靠水吃水要养水” 的理念,即经济发展须以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再生资源永续利用为前提, 掠夺性开发应予制止, 已被破坏的生态平衡必须通过休养生息求得恢复。另一方面更要借鉴瑞士人始终牢记“我们没有资源，只有一双手”的名言，虽然瑞士是一个资源较为贫瘠的国家，却是在保护好自然环境的同时硬生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拼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018年5月，时任海南省省长沈晓明在省政府一次全会上也说过一句名言： “把土地等宝贵资源留给后人也是政绩”。特别针对海南特殊的热带岛屿生态系统，其土地等资源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系统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脆弱性，一旦遭到破坏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第三，“两个市场”与“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环境保护不等于不发展经济，而是说在环境保护的同时更多地更高质量发展经济，更何况在中央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文件当中特别强调探索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而海南岛屿经济体特点决定了它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不是不是内陆经济模式，也不能够模仿半岛经济模式，它的未来形成一种“两个市场”（“岛内市场”和“资源和市场都在外的两头在外市场”）互动发展模式。其中，“两头在外市场”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包括低排放绿色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世界工厂转向世界研发中心以及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等内容，才可以弥补海南资源有限和不足之短板。也就是，海南在自然资源有效条件下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只有通过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产业布局，从需求侧向供给侧改革转变合理布局生产力，并采取商品及其他要素输入—增值—再输出，才能够有效发挥区域经济增长乘数作用，为自贸港发展不同阶段打下坚实基础。
之所以特别强调海南“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是因为海南管理或涉足的南海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从比较长远的未来来看，海洋经济肯定是海南经济发展空间。海洋经济一般包含五个方面内容：（1）直接从海洋获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2）直接从海洋获取的产品的一次加工生产和服务；（3）直接应用于海洋和海洋开发活动的产品的生产和服务；（4）利用海水或海洋空间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5）与海洋密切相关的海洋科学研究、教育、社会服务和管理。而海洋产业又划分为海洋传统产业（渔业、交通运输、滨海旅游、船舶工业、石油和天然气、海洋工程建筑、海洋化工、盐业和矿业等）和海洋新兴产业（海水利用、生物医药、海洋电力、高端装备制造、生物育种、健康养殖、现代海洋服务等）。
从生态角度看海南“陆海统筹”，就是动态地把海南岛陆地资源（基础）和海洋资源（延申）进行有效对接，实现两种资源最优化组合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坚持“海南岛那点海洋自然资源属于老祖宗的”和“海洋资源尽量不开发或非卖品”的思维，另一方面以充分利用为准则，比如在现有陆地资源基础上大力现代化海洋牧场形成未来20年动物蛋白质市场产业链。
第四，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或工业化转型。海南主要是以“三农”（80%农村土地，60%农村人口，产业结构中农业占20%以上）为基础发展经济的，而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往往把“三农”当成一个薄弱的短板，在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背景下，把海南农民引导并加入自贸港建设当中是一项非常重的任务。
历史和多年实践已说明，海南农业“靠天吃饭”模式在国际范围内（特别是与东南亚地区进行比较）是一种弱势（热带农作物产量低几成，人工成本却高几倍），传统农业转型是海南新一轮改革当中面临的一项艰巨工作。另外，与城市相比，海南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包括农村及周边地区许多生态区遭受无序农业种植的破坏、不合理农业养殖污染源扩大、农药化肥用量大影响土壤、农村生活垃圾更难处理等。而海南以“美丽海南百镇千村”为抓手，扎实有效推进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建设以外，还要在两个方面加强：一是要在非农化（Non-farming）层面下功夫，在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中，在空间分布上合理安排一些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转型项目，而且，这项目要以海南产业链和“岛内市场”或“两头在外市场”形成互通或互动模式；二是把科技和新技术加入乡村振兴，在传统农业行业和农村建设中找到科技应用场景。
实际上，国际市场中，发达国家丹麦，人均收入5万多美元，养猪业还很发达。荷兰按国土面积来说是小国家，但它却是全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净出口国。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海南大量的农村农业人口和土地既是自贸港发展的特殊起点，也是海南自贸港发展的潜力所在，海南农业地带的利用效率还有巨大提升空间。
第五，“全岛同城化”整体规划。海南“全岛同城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发展理念，在整体规划时弱化或打破地域行政边界，把海南全岛作为一个大城市、大景区规划、建设和管理，优化全省城镇空间格局和功能定位以及实施省域“多规合一”，除了在抓好“五网”和基础设施以及联通城乡一体发展上下功夫以外，还必须在产业布局方面打破一亩三分地的行政区划惯性思维，超前谋划时要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损失冷点区纳入进去，特别针对海口和三亚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冷点区的开发要进行一定限制，同时把促进生产要素在“两个市场”自由流动和有利于产业链的生成、运作与发展以及实现全岛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当成海南岛未来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
近期，中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可量化目标，在接下来的40年里将主导我们的经济和生活以及改变生产与消费方式。按照中央要求，到2035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到达一定高度，同时海南岛的生态环境要做到全世界领先。因此，海南如何坚持生态优先又要进行大量绿色生产和发展，打造生态环境一流的自由贸易港甚至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正在考验我们各阶层的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投融资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观察报宏观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