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82—1984年间，正值“两伊战争”的高峰期，我们在伊拉克承建一个大型秘密军事基地，代号202。该项目的总承包商—业主为前南斯拉夫伏龙芝 VRANNICA 国际公司（总部在萨拉热窝）；我们属于中国铁道部对外公司（中土公司）派遣的劳务人员。参加基地建设的有大约两千名中国工人和一千多名南斯拉夫工人，另外有少数高级咨询专家来自英国、德国和瑞典。在伊拉克202项目的土地上，我们洞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1）在工地上
第一年里，我主要在B3分项目工地（负责建设战斗机和轰炸机机库）从事翻译工作。B3项目工地上有500多名中国工人（山西籍和安徽籍），和500多名南斯拉夫工人（主要来自马其顿、克罗地亚和萨拉热窝）。伊拉克的酷暑、烈日炎炎、温度高达摄氏50多度。过高的气温曾导致一名来自山西阳泉的工人严重脱水而死亡。
在战争阴云和炎热酷暑的笼罩下，我亲眼目睹的一幕是，中方工人两人抬一根钢筋，走得小心翼翼、颤颤悠悠。 反观一起施工的南方工人们，他们是一个人扛一捆、甚至有的光着膀子、穿着短裤。中方工人的一个理由是“老外”的工资高、我们的低，因此只能一根一根地扛。当时南方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000美元，而中方工人的只有不到100美元（我看过和雇主签的合同，上面清楚写着的中方工人的平均工资为500美元；翻译为700美元）。可以确定，中土公司剥削的太狠了。而且，我们拿不到现金，只能拿到数字（记账人民币）回到北京后买所谓的八大件。第二个原因，中方工人认为“老外”的身体过于强壮，肌肉发达、浑身长毛、尤其是胸毛、又黑又浓。在工地上，混在一起工作的两国工人们连说带比划地也聊一些带色的事情，经常开怀大笑。中方工人们都幽默地说: "老外的GULAZI就是大的多!"
相比之下，中方工人确实显的要单薄、瘦弱许多。尽管如此，工地上南方工人的顾虑显然比我们少；他们的笑容、歌声和笑声确实比我们多。随着一步步接近竣工，项目被轰炸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面对死亡的威胁，中方工人的恐惧心理明显强于南方工人。每天回到宿舍，很多中方工人（包括我）都要在墙上用铅笔画一道,并不断相互提醒，“注意安全，咱们一定要活着回国。”
（2）一次联欢酒会
第二年时我已经成为202项目中方首席翻译。夏季的一个周末，几个来自马其顿的南斯拉夫朋友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周六晚上的歌舞酒会。我带了五个中方技术员参加，南方朋友也邀请了一个瑞典人和一个英国人，包括我们一共大约有20个人。外方朋友不停地喝酒，有啤酒，有威斯忌，有自制果酒，全喝晕了。
我们六个人相对克制，没敢放开喝。随着音乐响起，人们开始跳迪斯科舞，我带着两名中方技术员也参与了进去。突然间，有几个醉酒的南斯拉夫人开始将空酒瓶甩到墙上，顿时地板出现了玻璃渣。我们急忙后撤。然而，那些老外们继续跳舞，穿着拖鞋，有的脚在流血，但他们全然忘乎所以。我们被惊呆了，他们向我们挥手喊着，“Come on, guys 快来呀，伙计们!” 然而，我们只敢观看，既怕地板上的碎玻璃割破脚，更担心玻璃渣溅到眼睛里！
（3）营地生活
当时两伊战争正在进行，双方使用飞机和导弹互相轰炸的事时有发生。我们被告知，不能擅自随意乱跑，营地的周围埋有地雷，持有特别通行证方可出入关卡。
每逢周日（每周休息一天），中方人员基本在中方营地内活动，打乒乓球、篮球、打扑克、下象棋。我们不外出有三个原因，一没钱；二怕出事故；三有严明的纪律。只有特殊情况下，个别人员可以外出，例如买菜、买食品；办理回国机票；延续在伊签证；有人生病、受伤需要去医院；去大使馆回报工作等。
外方营地与中方营地相隔500米。每个周六晚和周日早晨，业主会安排大巴车专门接送他们的工人去巴格达等大城市过夜生活、玩儿；假期还会安排包机去泰国、新加坡度假。
（4）严明的纪律
也是在第二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项目部有位男翻译（项目首席翻译），只是将一只手搭在一位南斯拉夫女翻译肩膀上拍了一个照。被中国大使馆发现后，该翻译立刻被遣送回国。80年代中国的外事纪律确实“猛如虎”。有了前车之鉴，从那以后我们在遇到外方女翻译时变得格外小心，只是敢握手时多几秒钟。是那位翻译的离去，才使我有了被提拔的机会，心里五味杂陈，既高兴、又难过。
当时的南斯拉夫尚未解体，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中方的纪律比南方要严格的多。
后记
在伊拉克的时候，我们也曾探究过中南双方人员之间的不同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中方项目蔡总代表的说法，“欧洲人还远没有进化到我们的文明程度，他们浓浓的胸毛就是例证！” 当时，好多人同意蔡代表的说法，还开怀大笑。
我现在依然不能确定蔡总代表的说法正确与否; 但不得不承认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巨大。 就文化特征而言，中国文化呈理性，南斯拉夫文化呈感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代表着东西方文化的两句名言: “好死不如赖活着” 与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令人遗憾的是南斯拉夫2018年发生解体，变成了七个独立的国家，这无疑也与他们的文化中更崇尚自由的元素有关。我相信，为了争取自由，他们绝对敢于奋不顾身。
最近，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在有疫情的情况下美国人还敢召开万人马拉松? 面对肆虐的疫情，为什么很多西方人不愿意被封禁? 如果问问那些和南斯拉夫人一起工作过的中方工人们，他们一定能知道答案。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我国之所以能如此快的控制疫情传播，绝对和中国政府的纪律严明、国人的自保意识和循规蹈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