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在“狮城商海 | 世界华商的大家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上）”中，我们介绍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创立之初的发展历程，以及二战后领导当地华侨取得新加坡公民权的运动。
本期狮城商海，继续为您讲述总商会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后的两个重要发展节点，及其近年来在中国的表现。
03 打破西方国际航运垄断
新加坡取得独立之前，区域内的航运业基本上由英国的远东航运公会（FEFC）所控制。该公会长期实行垄断政策，其运费比非航运公会的价格高出20%到50%。这给当时以橡胶为主要贸易对象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承运商带来巨大的负担。
垄断下的运费问题成为南洋航运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1967年，积攒已久的矛盾重新浮出水面。当年3月开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启动并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旨在结束远东航运公会的垄断地位，并施压政府采取措施控制运费。为此，一个航运及转口贸易研究小组委员会在总商会内部成立。
两个月后，总商会集结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的贸易、工业代表。各方力量一致同意，愿意支持总商会与航运公会开展运费自由竞价的斗争。为此，总商会制定了明确的策略，共分为4个方面。
其一，是加强与马来西亚华商的合作。1967年9月，总商会代表团一行6人前往马来西亚，参加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会上集中就脱离航运公会垄断的途径进行了商讨。1968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有122名航运公会的主要客户终止了与公会的合作合同。
其二，是争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的力量。总商会联合新加坡树胶公会主席陈永裕，动用各方资源联络政府，并获得新加坡财政部长吴庆瑞的支持。1972年，新方政府成立了研究船务货运费率的专门船务货运部以提供协助。
其三，是动员新加坡国内资源。在总商会的支持下，代表新加坡承运商利益的组织——新加坡全国配货人理事会，于1972年9月正式成立。同时，总商会设立“定载中心”，来帮助出口业者安排新的货船，取代了远东航运公会的网络。
其四，是寻求海外非航运公会成员的协助。为建立以华人为基础的多边商业网络，总商会积极联络香港、菲律宾的航运资源，同时向中国承运商寻求帮助。1971年，总商会会长黄祖耀带队19人贸易代表团前往中国，中方政府在聆听了总商会诉求后表示同意提供协助。1972年2月起，中国货船开始定期前来新马接载货物，并运送至英国及欧洲大陆各港口。
在总商会及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下，打破西方航运公会垄断地位的运动取得很大成效。1967年至1970年，区域内橡胶运费保持稳定，有效提升了新马的橡胶出口额。同时，新马承运商在西方航运业参与者面前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也降低了对其的依赖程度。
资料来自《新加坡华社五十年》
04 世界华商大会
自成立以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长期扮演着英国殖民政府与华人华侨之间的纽带角色，发挥了华人非正式政府的功能。1965年新加坡被迫独立后，这一功能逐渐被取代。
在这期间，总商会转换角色，成为当地华商利益的代表。通过积极响应政府“走向区域、面向世界”的号召，总商会开始寻求海外发展，希望加强与其他地区的经贸联系，帮助新加坡拓展全球商业网络。“世界华商大会”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早在1987年总商会会长陈永裕访问中国时，就曾向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表达了举办世界华商大会的构思和设想。1991年8月10日，在李光耀的支持和鼓励下，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的首届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顺利召开。
首届世界华商大会吸引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75个城市的800多名代表出席。时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出任主宾、亲自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他表示：“东南亚华人与世界各地华人一直都联接在一起，非政府的中华总商会则是最好的媒介，最好的接触他们的机构，双方有共同的利益，这一角色因此益加重要。”
基于首届大会的空前成功，为确保延续性，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香港中华总商会、泰国中华总商会携手建立了世界华商大会的轮办机制，并决定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在世界各地巡回举行。
由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便担负起为华人搭建全球商业网络平台的重责。直至今日，世界华商大会已成功举办15届，走过新加坡、香港、曼谷、温哥华、墨尔本、南京、吉隆坡、首尔、神户、大阪、马尼拉和成都等城市。2019年，世界华商大会来到英国伦敦，第一次走进欧洲。
05 总商会在中国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在中国的发展机会，并与国内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协同关系。近年来，总商会更是通过设立代表处等形式，深耕中国市场，致力于协助更多的新加坡企业走进中国，并融入当地的商业环境。
2010年，总商会的第一个中国代表处在上海成立。同时，在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的支持下，新加坡企业中心也在上海落地，旨在协助新中两国企业发掘海内外潜在的商机。
2017年，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和“一带一路”发展框架下，总商会决定拓展中国西部市场，在重庆设立了第二个中国代表处。一方面为有意开拓中国西部市场的新加坡企业提供落地计划的咨询；另一方面为有意到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并将业务辐射至东南亚的中国企业进行对接。
2018年6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黄山忠亲自率领30人商业代表团出访广西南宁，拜会当地政府，了解广西和南宁最新发展动向。在南向通道建设的大趋势下，双方达成协议将共谋合作，在物流、金融、贸易等方面深化共赢。
2019年5月，为扩大总商会对中小型企业提供支援的地域范围，新加坡企业中心（成都）完成揭牌。新的企业中心将覆蓋我国西北部（四川、陕西和甘肃），与专注西南部的总商会重庆代表处共同深耕西部市场。
结语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反映着新加坡的历史。”1966年，李光耀在写给总商会庆祝成立六十周年的贺词中对其给予了高度肯定。
一个世纪以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新加坡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是一个与新加坡经济密切相关的商业团体，也是一个深刻体现本地华商精神的民间机构。
上世纪40到60年代期间，南洋一批优秀的华商领袖，如连瀛洲、李光前、陈六使、高德根、孙炳炎等，都曾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一职。他们无一不鞠躬尽瘁，为当地华商华人倾其资源和精力，也为保障华族权益做出了突出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总商会拥有86个商业团体会员，以及3,750个企业、个人会员。发展至今，总商会的大家庭不断壮大，目前已聚集超过160个商业团体会员和近5,000名商号会员，企业会员突破40,000个。
百年沧桑，历久弥新。总商会的存在具有时代的意义，它不但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参与者。相信如今已枝繁叶茂的总商会将带领华商群体再创辉煌，迈向新的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