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最近公布了一项草案，计划对「牛羊打嗝」进行征税，税收由饲养牲畜的农民上缴。
新西兰是一个典型的农牧业大国，人口约500万，但牛羊总数就达3600多万。
其农牧产品出口约占出口总量的50%，羊肉和奶制品出口量世界第一，羊毛出口量世界第三。
虽然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但新西兰却是一个发达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高度重视环保的国家。
新西兰政府认为，新西兰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农业，而「牛羊打嗝」则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之一。
如果这项法案得以实施，那么新西兰将成为首个让农民为牲畜排放买单的国家。
新西兰本届政府就是工党和绿党共同组建，今天的绿党是由原来的价值党和绿色和平组织合并而成。
而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部长，就是绿党领袖詹姆斯·肖。
这位部长认为新西兰需要减少排放到大气中的甲烷量，而对农业排放进行定价收费，将会帮助他们实现减排目标。
此前农业碳排放一直排除在碳排放交易计划之外，对农民征税的措施遭到了强烈抵制，这也导致新西兰政府阻止全球变暖的承诺饱受外界质疑。
新西兰作为一个农牧业大国，直觉上看，环境保护对他们自己肯定有利的，但为什么新西兰的农民会强烈抵制？难道是他们觉悟不够高，认识不到环保的重要性？很明显不是。
真正的原因来自于两个层面的矛盾。
一是目的上，政府对环保追求和农民对环保需求的冲突。
另外一个则是手段上，政府认为征税、碳交易是有效的手段，而农民则未必认可这个逻辑。
实际上，新西兰政府和新西兰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其他国家、其他行业同样存在。
目前全球各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共识是，全球气候正在变暖，而且这是件亟待解决的坏事，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又是其中的罪魁祸首，所以需要严格控制碳排放、防止气候进一步变暖。
但是严格来说，这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仅仅是政府间的共识，而不是科学界的共识。
甚至说，某些政府间的共识，在科学界看来是完全相反的。
这其中的矛盾根源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尺度，以及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认识地球，以及衡量人和地球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尺度和标准，恐怕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如果时间跨度以百万年来计，纵观漫长的地球演变史，这颗星球经历过很多个冰河期和温暖期，历史上比今天气温更高的时代也有很多。
科学家通过各个地质时期生物化石的氧同位素含量，来估算不同地质年代的全球地表平均温度，2020年的数据是14.9℃，而2亿多年前侏罗纪是16.5℃，一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是18℃。
地质史上的三大冰期
也就是，从一个非常大的时间跨度来看，地球过去的平均气温明显要比今天高。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相对「高温」环境下，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物形态，才在地球上逐渐孕育演化至今天的样子。
换句话说，我们祖先的祖先的祖先，如果能按照基因一直往前追溯的话，他们都是经过「高温」考验的。
实际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大多数生物，都不怕「热」，而是怕「冷」。
因为温暖，意味着更湿润的空气，更充足的降水，更庞大而活跃的生物圈，以及由此带来更多的食物来源、更长的食物链，也就意味着更广阔的人类宜居地带。
相反寒冷，特别是极寒地区，意味着冰封、干燥、植物难以生长，伴随着的便是食物短缺、饥饿和饥荒。
而如果我们把时间跨度以百年来计，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相关性规律。
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每次天下大乱时期，都对应着一段寒冷期，也就是气温明显下降的年代。
五胡乱华、辽金蒙古入侵都是处于一个寒冷期，而明末清初也是气温骤降。
与此相反，百花齐放的春秋时期则是一个温暖期，盛唐也处于一个漫长的温暖期中。
1972年，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其中给出了相关数据。
图中实曲线表示的是挪威雪线高度，作为温度变化的参考，0℃则为作者成文年代时的平均温度(作为基准)。
《齐民要术》(公元533—544)记载，当时黄河以北阳历4月中旬杏花盛开，5月初旬桑树生叶，与现在相比约迟了两周到四周。
清初的张标研究了秦朝《吕氏春秋》中的物候资料，认得出结论，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
中国历史上极寒的时期出现在明末清初，事实上，这一冰期自明朝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初才结束。
据《广东通志》记载，明正德元年(1506年)冬，广东琼州府(今海南)万州雨雪，正德四年(1509年)冬，广州潮州「陨雪，厚尺许」。
严格来说，我们无法据此断定其因果关系，但其中的相关性并不难理解。
因为古代社会不是今天的工业社会，那就是靠天吃饭，气温直接决定着农业的收成情况。
很显然，天气严寒或者是气温骤降，会显著直接打击农业生产。
而如果农业歉收，朝廷又没有及时削减税负，再加上朝政腐败，农民起义也就很容易在这个时期频发。
今天的情况当然要好很多，但即便如此，高纬度的东北地区水稻是一年一季，而低纬度的部分南方地区，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季。
先不论口感和质量，从产量效率和生存条件来讲，温暖的南方明显比亚寒带地区的东北更有优势。
而且寒冷地区的经济形式往往也比较单一，每年可以开展经济活动的时间也比较短，经济也往往是欠发达。
所以除非是从小长大的出生地，否则极寒地区往往没有人愿意去常年生活。
横向来看，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国际化大都市香港、新加坡、东京、纽约，都不是极端寒冷地区，甚至都不是高纬度地区。
古人说的鱼米之乡，今天中国最好的经济区域长三角、珠三角，都是在温暖的南方，而不是寒冷的北方。
所以，从自然科学、人类历史，以及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来看，「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冷」。
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也都集中在北纬30°附近的人类宜居地带上，而不是寒冷地区。
更进一步，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其实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好事。
更何况，工业革命近两百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好像是在升高，但时间跨度拉长到万年，整体上地球平均气温还处于一个下降的区间，或者说升温并不明显。
也就是，全球变暖这件事，本身也没有值得那么担心。
丁仲礼在跟柴静的对谈中，就直接回答过这个问题。
地球用不着你拯救，地球温度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地球二氧化碳的浓度比现在高10倍的时候有的是，地球都是这么演化过来的。
所以是人类如何拯救人类，不是人类如何拯救地球。
但是为什么全球各个国家又这么热衷于环保和碳排放交易呢？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有高尚的个人情怀和追求在其中，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跟直接利益有关。
比如新西兰的联合执政党——绿党，原来就是极端一个环保组织，参与执政后积极推动对农民牲畜的征税工作。
说他们这是单纯为了情怀和地球，我是不信的。
除了像新西兰政府这样对自己国民下手之外，还有来自国家间的博弈，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
众所周知，因为实施的管制越来越多，三十多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增速远赶不上中国。
而美国政客们一方面希望有人能替他们「背锅」，另外一方面则是希望部分产业能够回到美国。
中美「贸易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摆到台面上的，而所谓的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碳排放交易，不过是另外一个「战场」。
很明显，征税、碳排放交易，并没有真正成为环境保护的手段，实质上变成了某些国家控制、干扰其他国家经济和政治博弈的手段。
表面上看似倡导环保和利用碳排放交易这种市场形式来促进环保，实际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手段。
其背后的本质是，谁控制了话语主导权，谁就控制了经济和贸易的主导权。
发达国家以一种看似「合情、合理、合法」，却唯独不合科学的手段，来实施对其他国家的限制。
那么我们怎么应对呢？从中国角度来讲，国际大环境这样，有时候不得不遵循一些国际规则。
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以新西兰政府为鉴，尽量避免对自己人下手。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千万不要像新西兰政府这样，让自己国家的人难受，让自己国家的经济受损。
2022年06月19日，本文作者张是之，首发《南方周末》，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