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金马奖，算得上是大年。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贾樟柯的《天注定》和蔡明亮的《郊游》，都参与最佳影片的竞选。
但结果，几位大导都没能如愿。
那年拿下最佳电影的片子叫《爸妈不在家》，导演是一位29岁的年轻人：陈哲艺
六年后的2019，他带着第二部作品来了。
资源刚出，跟片子一样新鲜滚热——
热带雨
豆瓣评分7.7，略低于导演前作的7.9。
演员方面很有意思，前作《爸妈不在家》中，杨雁雁饰演的是角色，是许家乐角色的母亲。
而到了《热带雨》，他们的关系转而亲密、甚至有些不伦。
怎么讲？咱们来看剧情——
女主阿玲（杨雁雁饰）是一名老师。
工作稳定，家庭中产、住的是蛮不错的大房子。
表面看起来似乎无忧，但平静生活下，埋藏着的始终是不安分的种子，而且不止1颗。
首先是职业，
前面说到，阿玲是一名老师，但教的是华文、也就是我们的语文。
华文在新加坡，是不受重视的科目。
大家都只讲英文，即便是华人出生的小孩，华文说的也不利索。
学生对华文这个课程不在乎，
阿玲叫他们留下来补习，一个个都心不在焉，甚至讲：
“中文而已，干什么那么认真”
家长不在乎，没什么人花钱在补习上，学校亦如是，升学重点都在其他科目，校长想法跟学生一致：
“也不过是中文而已”。
中文不受重视，中文老师同样也不受重视
事业上的“失格”，是阿玲的第一个自我怀疑。
但不止职业，阿玲的第二个自我怀疑，是“身份”。
她是马来西亚人，跟母亲聊天用的是闽南语，找工作找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嫁给现在的丈夫，生活也愈发有保障，但母亲关心的问题还是：国籍。
“我叫你把国籍换成新加坡，你换了没？”
国籍是张证，却也是个执念。
嫁给新加坡人的阿玲，始终抛不开身份认知的困扰，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
但事实上，这一切都好解决；
只要有个孩子
而这也是阿玲最核心的冲突——
不育
年近四十，跟丈夫结婚多年，但两人始终都没有小孩。
一开始，他们还会为此努力。两人一起去医院，一起去找医生寻求方式解决。
但渐渐的，丈夫不管了。
去检查的时候都说忙，扔下阿玲独自一人；
到了排卵日的时候，阿玲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家里等，等一夜只等回一个喝醉了酒的老公。
不耐烦、嘴里还念念叨叨：
“都试了八年，要有早就有了”
她所处的家庭，是不完整的。
丈夫早出晚归、整天见不着人，甚至自己妹妹小孩满月，他也不出面、丢下妻子和老爸。
家公瘫痪中风，浑身上下只有手指能动。
护工可以解决大部分照顾老人的工作，但总有些时刻是做不到的。
阿玲要照顾家公，东西要嚼碎了给他吃，还要帮他洗澡、换尿布。
她做足了一个妻子、儿媳的责任，
但始终因为“母亲”这个身份的求不得，渐渐演化成阿玲在这个家庭中的另一种失格。
丈夫的漠视、出轨是如此。
阿玲是个完整的人，但在各个层面她又不完整、甚至满是缺陷。
这个女人没有社交、没有成就感，生活里满是挫败、残缺。
甚至，你看不见生命力。
学生郭伟伦（许家乐饰）的闯入，某种意义上，刚刚补足了阿玲生命中的缺憾。
郭伟伦年轻、练武术，荷尔蒙气息浓。
两人一开始只是普通的师生关系，郭伟伦只是阿玲班里一名普通学生，阿玲只是郭伟伦众多老师之一。
转变在阿玲的第一个“被承认”。
教华文时候，有几个学生被阿玲留下来补课，其他人都蛮不在乎提前先走，只有伟伦留了下来。
他在电影里，是第一个需要华文的人；换言之，也是第一个承认阿玲职业的人：
“如果我中文不及格，我爸妈一定气死。”
一个要学，一个愿意教，
从小集体的补课，到之后的一对一，两人的关系也变化。
此时的她，看伟伦的眼神，多是长辈对晚辈的偏爱。
逐渐的，郭伟伦占据了阿玲生活的更大比例，
下课后阿玲会开车送他回家，并成为两人约定俗成的习惯，以至于阿玲要早回家照顾家公时，还得把伟伦带上。
也就是在这一刻，阿玲的另一个身份“被承认”。
也就是“母亲”。
电影中温馨的画面很少，为数不多的两个让叔印象深刻。
其中一个，是单独补课的时候；
阿玲拿上弟弟带过来的榴莲，在课室里和伟伦分食，满满是溢出的和谐感。
另一个，则是阿玲带伟伦回家的时候。
补习完在家一起吃饭，家公、阿玲和少年伟伦，俨然是一副三代人的合家欢场景。
之后在水果摊上吃榴莲的镜头，也是如此。
在这些个时刻，阿玲缺失的“母亲”，得到了满足。
伟伦不单单是她的学生，又冥冥中承担了“儿子”这个角色。
对于缺憾已久、被否定已久的阿玲来说，少年的出现，俨然给她如死水般的常态，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
可就像原本畸形的失衡，两人身份与自我存在之间的交错，始终也存在某种失衡。
在郭伟伦眼里，阿玲或许是老师、是某些时刻的母亲，但又不止。
当她在偷拍阿玲背影的时候，暧昧开始萌生。
阿玲在丈夫那里得不到的情感，在伟伦这个年轻人这，隐约得到回馈。
感情开始模糊，欲望逐渐炙热；
所以在郭伟伦家里的这场激情戏，生猛、直接，
看似来得莫名其妙，伦理纲常全都打碎。
但事实上似乎又水到渠成，而且本该如此。
有了实质性关系后，导演对两人的相处，描绘地尤为细腻，
郭伟伦总是要强牵阿玲的手，阿玲总是躲；
躲不过，就慌忙地掩盖。
电梯里有工人背着的挡板，公车上有自己带的文件夹，上面还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大字。
克制不直白，却又忍不住的表达。
这跟导演在整个电影里的表达相似，他探讨着阿玲在家庭、在社会中的不自在；
其实也探讨着华人、以及背后文化在新加坡的不自在。
努力地找寻着共同点、找寻着羁绊，但始终融不进去，得不到尊重，找不到自处。
就像阿玲，
家公的葬礼上，丈夫光明正大带着小三祭拜，旁边亲戚闲言碎语，这一切都让她难堪；像极了华人在整个新加坡社会的尴尬处境。
那解决得了吗？
少年的闯入让阿玲的生活泛起波澜，却又失去了一切；
但当她回到马来西亚时，贯穿始终的雨水不见了，母亲在洗床单，天上太阳升起，阳光普照。
或许，这个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