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讲 关于“报告文学”的写作
谢龙飞
报告文学，是介于新闻通讯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具有新闻性和文学性的特点。之所谓新闻性，是指它所描写的是真人真事，是生活中的客观实在。如果说小说是塑造典型，那么，报告文学则是从现实生活中选择典型。之所谓文学性，就是要求报告文学选取典型情节，运用文学语言，进行具体描写，让形象说话。
写作报告文学，要注意把握三个问题：
一是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提炼。
选择题材，要是现实生活中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和新生事物以及丰功伟绩。而提炼主题，就是要把题材放在时代的背景下，通过分析、判断，看它说明了什么，这个说明是否有针对性。
二是点、面、线三者的有机结合。
“点”是作品中表现主题，塑造人物最关键、最重要的题材。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的三个事故，都是“点”。“面”就是作品中起补充、陪衬、铺垫和联接过渡作用的材料。它和“点”的关系，是“红花和绿叶”的关系。《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的“我”，就是把“点”和“面”贯串，接连起来的线索。它有虚有实。一般地说：人物活动、事件过程或物件贯串的是实线；用主题思想直接贯串的是虚线。在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中，“点”要突出，“面”要体面，“线”要有牵连。这样，才能浑然一体。
三是几种表达方法的综合运用。
报告文学的表达方法是描写、叙述，借助议论和抒情。
描写──就是对人物、事件和场景，进行具体的勾勒和刻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它们的特征，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叙述──就是直接交代和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和人物活动，它要求有头有尾、有因有果、剪裁得当、线索明确；
议论──就是对某种事物、某种思想直接表示态度和看法，揭示出它们的本质和意义；
抒情──就是直接抒发作者对人物或事件的爱憎好恶之情，用强烈的感情去感染读者。
在报告文学中，议论和抒情，都要建立在描写和叙述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无病呻吟。
我们写报告文学，还要注意处理好三个关系：
1、写人和写事的关系。要力避“见事不见人”的毛病，始终把写人作为中心。
2、人物的言论行动与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关系。不光写人物言行，还要借言行写出他的精神面貌。
3、英雄人物和革命群众的关系。要在群众中写英雄，决不能用贬低群众突出英雄的方法来写。
这是我们写作报告文学所要懂得的基本常识。
参考范文：《祖国高于一切》
祖国高于一切
陈 祖 芬
柏林妻子
30年前，德国柏林。
俗话说：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即使象王运丰这样豁达的人，现在也屡屡跌进感情的深渊。他陷在厚实的沙发里，望着正在地毯上嬉戏的三个儿女；孩子们和她长的太象了！那凹陷的棕色眼睛，那举手投足之间，无一不渗透着她的音容笑貌。说来也怪，只有在她出去之后，他这做丈夫和父亲的人，才充分地领略了这一切遗传上的惟妙惟肖之处。于是孩子们那欢快的笑声，只能引起他悲凉的情思。人对于失去了的东西，总是感到分外地宝贵。她出走了，却较之她在家的时候，愈发地使他感觉着她的存在和他视之比生命更宝贵的她的爱情。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象旋转木马似的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一切都是从那个邮件开始的。那是一张祖国寄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简直不是看报，而是吞！他一口气把那条喜讯吞了下去，然后才久久地品味着、陶醉着……当然喽，回国去！一九三八年他出国留学时，坐的是德国海轮。这样先进的海轮，这样超乎他想象的内燃机！世界上一见钟情的故事不少，他和内燃机的姻缘就由此产生了。海轮途经新加坡，几个洋人向海里扔下几枚钱币，对中国人说：谁下海捞着，钱就归谁。洋人笑着，笑得白脸变成血红，下海的中国人也笑着，笑得黄脸变成惨白。这种愚味痴呆的笑，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一架燃烧起自豪和力量的内燃机！
柏林到了。呵，这么多的汽车！一辆、两辆、三、四、五、六……唉，数不过来！来自人力车和马车的国土的王运丰呵，这些飞驶的汽车无疑是给他来了个下马威：你们中国造不了汽车，你们连一个内燃机厂都没有！
唉唉，中国在德国的四百多留学生，几乎谁都不学内燃机专业──回国没饭碗呵！可是难道中国就永远没有内燃机、永远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轮船了？！不！……
现在王运丰是西德内燃机专业的国授（国家授予）工程师，拥有一吨多重的书。正是这些书，浓缩成他生命的精髓；而他的生命，也分解在这些书里了。书本是他生命的影子，当然要跟随他回国的。影子是不会和他自身分开的。妻子再好，也可能分开……前几天国民党在西德的便衣跟踪他、审问他。昨天半夜又有人打电话来威吓：“小心点，否则我们要用手枪来对付你。”妻子吓得睡不着了。他痴愣愣地瞪着他，那棕色的大眼睛更加凹陷了。一夜之间，她变得象一朵萎缩了的花。他的心也萎缩了起来：他干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他召集了留德同学和侨民开会，呼吁响应周总理对海外知识分子的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立刻给周总理发了电报：“留德同学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表示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并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回国参加建设的号召，请速派遣外交代表和安排留德学生回国事宜。”祖国解放前几年，国民党驻西德的机构先后三次动员他回国，他拒绝了。可这次，他偏要回！“你别走吧……”棕色眼睛的妻子哭了，泪水莹莹地望着那六间一套的家。每间房里都有大幅的地毯和贵重的家具。于是，他看见爱情在讲究的咖啡壶上闪耀，在雕花木上微笑，在地毯上伸展，在她的泪水里流淌……只有他和她才知道，他的事业加上她的爱情，才能经营起这个美妙的家庭。他们是一体的。他和她之不能分开，犹如他们那三个孩子不可能再分解成他和她的细胞一样。
但是，当她知道他回国的决心已不可动摇时，她赌气回到东柏林的娘家去了。这位柏林妻子和他竟是同样地把祖国看得高于一切。唉，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一个共性如何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但人们可知道，往往同一个共性，又能使眷属终成无情人？
无情？当法官宣读了离婚的判决后，她在法庭上当众就哭了起来。他真想一把搂住她说：别哭了，和我一道去中国吧，就象结婚时他拥着她走向他们的家……
家被无理查封了。家具、地毯、车库，一切都贴上了封条。根据当地法律，私自撕毁封条的，要加倍从严地法办。但是封条可封不了王运丰那急于回国建设的心甘情愿，那颗象内燃机一样产生巨大能量的心。一切可能发生的凶险，都在“祖国”这个古今中外最有魅力的名词面前，变得不值一顾了。王运丰撕下了汽车上的封条。在德国司机的帮助下，他带去了三个孩子和跟随他的影子── 一吨书。而财产，全丢下了。“生活中最没有用的东西是财产，最有用的东西是才智。”这话是谁说的？对了，莱辛！是呵，只要有书，有才，就可以为祖国服务。他怀着赤子之心奔向理想的境地。呵，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5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天真的。第一个从西德回国的工程师王运丰，和他那三个七岁、五岁、两岁的孩子一起稚气地笑着……
“德国特务”
有人靠回忆度日，有人靠想象生活。有人因独具精神而力量过人，有人因敏于思想而陷于痛苦。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有了思想。王运丰被作为专政对象，独个儿在河北蔚县的崎岖山路上担煤。他的思想却因抵抗专政而变得毫无规则。如果他能未卜先知地预料他这个留德的内燃机专业工程师在60年代中期将以担煤为生（虽然煤也是燃料），真不知当初他还能不能拚命攻读了？不过他当然还是要攻读的，否则他就不叫王运丰了！“王运丰，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德国特务？”特务？他在德国倒是有特殊的任务。他在内燃机专业毕业后，本来满可以每两年准备一篇博士论文，到一九四五年，两个博士学位也到手了。但他不去考。他给自己规定的特殊的学习任务，是尽可能多学会几门技术──祖国什么都欠缺呵！于是他又去学焊接、电工、管理、铸造。铸造是冶金不可缺少的部门，但在旧中国被看成下贱活；打铁翻砂么！西德教授惊讶地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王运丰：“我没见过中国留学生学我这个铸造系的。”王运丰在铸造厂实习，每隔三、四分钟就得把一只七十斤的砂箱搬上机台。搬几下还凑合，一会儿就对这七十斤的宝贝儿望而生畏了。那也得搬！默默地喊个号子吧：“一、二 一 ──为了祖国！”“一、二 一 ──为了祖国！”十个月后，他的臂力使他在留德侨民中成了划船冠军。二十多年后，他的臂力使他还能在蔚县山区担煤、运煤……
黑煤上闪烁着白雪。漫天又飞扬起雪片。一九四五年，炮弹皮和断砖碎瓦象雪片似的飞着。苏军进攻柏林了。柏林当局规定，居民听到空袭警报，全下防空洞。“王先生，整个楼的人都下防空洞了，你快走吧！”邻居劝他。“我就不信炸弹正好掉到我的头上。”炸弹尖叫着，偏偏来到了他的头上。他万念俱灰，只等着人生最后的刹那。一声巨响，楼晃悠着，土直往他头上掉。还有知觉？那就是说还没死？他活脱脱地蹦了起来，跑出去一看，五十米远的一幢楼成了瓦砾堆。他又回到楼里攻读。他不是不怕死。天生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他只是想，每次轰炸几小时，他要是往防空洞一钻，这几小时岂不是浪费了？对于一个学习癖，最痛苦的莫过于时间的浪费了：几个小时又可以吸收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顾不了危险不危险了。一个人只有忘却自我，才能真正地发现自我。正是在忘却的时刻，他会焕发出他全部的智慧和力量，他将惊讶地看到他拥有着什么样的才能！
“王先生是我们的安慰，王先生不怕轰炸我们也不怕了。”德国邻居们信任地望着他，差点没把他当成了上帝。但是炸弹象下最后通牒似的把他的门、窗都震落了。搬家。又震落了门、窗。再搬。他终于把一叠十几张设计图交给了德国老师考核。“王先生真不是一般的学生！”他快活地在弹坑间疾步走着，好象在生与死的边界线上穿行。“王先生来了！”书店老板亲热地招呼他：“我给你留出了一捆书，准是你需要的。”他和书店老板之间已经达成了这样的默契：不用他挑书，老板知道该给他留下一些什么样的书了。他又把一份咖啡送给了好心的老板。咖啡在战时因缺货配给而变得身价百倍。但是咖啡再贵重也就是咖啡。而书籍却能变出内燃机，变出坦克，变出祖国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宝物。
天安门前的阅兵行列里，开来了一辆辆中国制造的轻坦克、水陆两用坦克和装甲车。王运丰坐在观礼台上，象父亲欣赏独生子那样，向坦克倾注了全部的情和爱。真不知是坦克因他的注视而变得威武雄壮，还是他因坦克的出现而变得这样不能自己。他回国后就担任了坦克专业局的技术领导职务。可是厂呢？只有农机修理厂，机车修理厂。衣衫褴褛的祖国母亲呵，让我们来装扮你吧！先把这几个修理厂改建成发动机厂和坦克制造厂。唉唉，师傅们还是在山沟里制造步枪的半手工业做法，没有工艺规程，做出的零件一会儿一个样。必须把坦克几千个零件的每一个工艺规程都写下来，一切纳入现代化生产的轨道！规程写了3年，以后进程就快了。原先坦克的大部件都得向苏联订货，以后定货单上开的项目一年比一年少了，最后终于全部取消了订货单，而代之以中国制造的坦克。
不过他跟坦克的缘分并不长，反而跟卡车很有缘。一辆卡车载着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抄走了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他这个全国先进生产者的相片，抄走了好几箱书。书是他的影子。人一旦连影子都给剥夺了，将是怎样地凄苦！另一辆卡车拉他游街、批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特务！他的柏林老婆还到中国来串连过！”唉，柏林妻子！他离开柏林时，把本想留给她的小女儿也带走了──愿思念儿女的心情使她回到他的身边来吧。他给她邮去了路费，一年年地等着，终于把她等来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期待中的会见又这样地激动着他。在匆匆的一瞥中，他就把对于他是那么熟悉的她的身影、她的一切都看清楚了。“亲爱的，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她笑了。她又伤心了：孩子们的德语说不利落了。因为前不久他出差了七个月，孩子们没人管了，就把德语忘了一半。可是他总得下去开展工作呵。他吻别了妻子，又走了。妻子回来一年多，他走了倒有八个月。他怎不想想，这个数字对一个不懂中国话、又对德国有着深深的眷恋的妻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何况当时又正逢困难时期。“你看人家全家去德国了，我们一起走吧！”妻子痴愣愣地瞪着棕色眼睛，作着最后的努力。火车门关上了。妻子的泪水一行行挂在车厢玻璃上。他追着启动的车厢想说，想说什么？唉唉，全忘了，忘了。他只是用内疚的、失神的眼睛看着她，眼睁睁地看着火车载走了他的爱、他的心。他的胸膛一下空虚了，只有火车的隆隆声在他那空荡荡的胸膛里撞击着、回响着……
卡车的隆隆声在野地里显得孤单单的──又是一辆卡车把他送往蔚县监督劳动。押送“德国特务”的人戒备森严地拿着枪。其实，为确保安全起见，他们不妨先枪决他领导下设计的坦克。卡车途经八达岭。雪把他的胡子、眉毛都染白了。黑夜里他只见野狼闪着碧绿的眼睛。他柏林家的地毯就象这种绿色。现在要是能把这地毯裹在身上就好了。在这大冬天里坐卡车，身上冷得就象穿了皇帝的新装──什么也没穿！也许今晚就冻死，连同他的知识一起消亡，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知识碰到暴力，毫无招架之功；知识分子碰到秦始皇，也只有束手待坑……
雪，纷纷扬扬地下着。漫天大雪使天地之间成了个大雪坑。王运丰在蔚县的山路上挑着一担煤，一步一停地向山上爬着。爬了半天好象还只是停留在雪坑的坑底。好大的抗呵……
中国母亲
一个人在平静的时代生活、工作，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懂得什么叫解放。当王运丰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利时，他的感觉犹如一个刚走出监狱的人，来到充满阳光的天地里，感到了令人目眩的光明、自由和解放。他的知识和才能，原先就象是一群拥挤着给关进笼子的小鸟，现在要把它们统统放出来，让它们冲天而起，展翅飞翔了。唉唉，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六十多岁的人啦，他是恨不得把每一分钟的时间拉长。有些人受了委屈，或是疯狂地对社会挥着拳头，或是颓废地失掉了自信。一个人要是对自己都不信任，还会信任什么真理呢？──王运丰摇着头。他自信他的才能，他的价值，所以他这个“德国特务偏要给周总理写信──给我工作！可惜总理已病了。他又给邓副总理写信，不料“批邓”开始了。一九七七年他再给党中央写信，于是应邀出席了国宴，获得了工作的权利。
是呵，只要能为祖国工作，他什么都可以不计较──贫困、委屈、凶险、一切。一九六0年苏联撤退专家，某柴油机厂陷于困难境地。“领导同志，让我去支援这个厂吧。”“老王呵，那是重灾区，你知道吗？”“怎么不知道？我刚从那儿出差回京么。那儿，已经有人吃树叶了。”“你能受得了？”“那儿的上万职工都受得了，我为什么样受不了？我还要把三个孩子都带去。整个家迁去！”
“厂长同志，你们厂哪个部门最吃紧？”王运丰问。“铸造。不过铸造车间最脏、最累──”“我来主管铸造车间。”王运丰毫不怀疑当年他在德国铸造厂搬那七十斤重的砂箱时，就预感到有一天会在中国的铸造车间里大显身手了。他和职工们改善了车间管理，稳定了产品质量。
人们往往以为，一场战斗胜利结束了，就可以痛快一下。但是王运丰是这样疲乏，以至没有精神来享受曾经那么期望着的胜利的日子。是的，只是在任务完成了之后，他才一下感到精力衰竭。难以支付生命的需要。生活是苦呵。“李师傅，你怎么没吃饭去？”“王总，是，是这样，我粮票没了。”“李师傅，拿着，快买饭去！”“三斤？！”“快去！”他回家了。孩子们饿得用自来水把生高梁面冲得稀稀的，当饭吃呢。可怜的孩子呵，爸爸怎么忍心看着你们挨饿呵！他晕倒了。营养不良性关节炎，脊椎硬化，等等。他近乎瘫痪地卧床了。一般的人，谁不愿意生活得好一些，活得长一些，留给子女的钱多一些。老年得病难免会想这想那。但是他最揪心的，是他的才能没有得到预期的、真正的发挥。就说在柴油机厂吧，书记很好，带头吃苦。可工厂是多头领导，总工程师制又没建立。他这个党外人士又只能担任副职。他的职权范围就相当有限。想作一些重大的改革，无职无权，无法推广，才能施展不出来呵！医治这种制度上的弊病，比医治营养不良性关节炎要难多了。
当他干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把他的手脚束缚起来。但是难呵，总有一些绳索从他的前后左右伸将过来……一九七五年，他靠边站时，有一位老上级请他到南京帮助筹建电子计算机站。他是个给剥夺了工作权利的“德国特务”，到南京去当临时工，政治上可是担风险的事。但他说去就去了，就象当年走向重灾区。他从大量的技术资料中，发现外国某公司提供的电子计算机，和合同中规定的型号不一样，这是一套拼凑的旧设备，连正规的出厂合格证都没有。可我们的干部说，“我们已经验收了，而且支付了货款的百分之九十五。”“不能听任外商欺骗！”“客人是我们请来的，别谈电子计算机的问题。”王运丰震惊了：这么奴颜婢膝！是呵，往往愈真心实意地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人，愈是有自力和奋发的精神；而排外的人，往往走向媚外。科学使人格高尚，而无知使人格萎缩。
“我要上国际法庭控告你们！”外商想先发制人。
真闹出事儿来，王运丰当然是罪加一等。那么又会有辆卡车把他带走。也许是囚车。不过他这时倒冷静了：其实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一部分。当初轰炸柏林时，年轻轻的都不怕死，何况现在？人要是能死在他所爱的事业上，那也就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可是孩子怎么办？这些年他们插队、掏粪，而且因为那显而易见的外国血统而给人围观！活着，还能送去一片父爱……唉，人老了，更重感情了。这三个孩子从小离开了妈……当初在柏林法庭上离婚的劲头哪去了？我是个科学家，一个热爱祖国母亲的科学家。母亲可以一时错怪她的孩子，但我不能不爱母亲。让我们感谢祖先传给我们的这种默默的献身精神吧！我已经和计算机站的领导和同志们研究了一切材料和数据，我们决不能花钱买一架废物，更不能让人把中国当作废物。“科学是使人的精神变得勇敢的最好途径。”布鲁诺又在给我以启示了……勇敢战胜了欺骗。外商同意交一套新产品：“你们中国还是有人才的。”
还是有人才的？仅仅“还是”？不，我们有的是人才！但是在我们这块充满着人才的土地上，还延续着一种扼杀人才的习惯：有些掌握科学而不掌权的，得服从本单位掌权而不掌握科学的；有些想干且知道怎么干的，得服从不想干且不知道怎么干的。在两种对立的精神品质的阴错阳差、东拉西扯中，人才还在给消耗着，但是人们往往不震惊，不愤怒，因为这一切都已习惯了。而习惯是一种何等不可思议的力量！它能把一切可笑的和可泣的、可怜的和可叹的、可鄙的和可赞的、可恶的和可爱的统一起来，维系着一个伟大而落后的国家。
“王院长，您来了！”是的，在五机部党组、国防工办和王震副总理的一次次关心下，王运丰副院长沐浴着党的政策的春雨，来到了五机部科学研究院。“王院长，您来了！”是的，他又来到了以人相待的社会里，重新感到在人和动物的千差万别中，还有礼貌这一说。而礼貌，正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他回国三十年，实际工作时间只十五年。其他时间除了挨斗、靠边，还有让他干坐办公室。他本来可以创造多少价值？他自己无法估计，更无暇估计。他又忙于筹建电子计算中心。“如果说，机械化是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一个象征，那么，电子计算机科学将是从本世纪过渡到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标志。”──他什么时候成了电子计算机的义务宣传员了！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交游广阔！他几次去西德寻找三十年前的同学、老师。在国际合作中，有时私人友谊比官方谈判更起作用。他联系派遣了一批中国实习生去西德学机械制造业，又几次请来西德的专家、教授来我国讲学，进行造船、建工等方面的合作。“王先生，”柏林大学的老校长望着他三十多年前的学生：“在我有生之年，能为中德教育合作建立关系，是最大的愉快。”而王运丰也感受到一种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的愉快。可是我们的行政效率……直到他第三次赴德找老校长时，教育合作才刚有所进展，而这时，老校长已过世了……我们有些当领导的，往往把精力花在如何转动官僚主义的机器上，而不去转动生产机器，去提高生产力。当我们很多人恨不得把每一分种拉长的时候，偏有一些人把每一分钟掏空。制造冤案的时代过去了，但是那种因循的习惯，却象幽灵似的嬉弄着勤勤恳恳的人才。母亲老了，往往有些怪癖。好在祖国母亲现在是又古老又年轻：即有老人的涵养和怪癖，又有年轻人的朝气和冲动。我们作子女的，应该关心的不是母亲给了我们什么和给了多少，而是我们是否帮助了母亲！说起来，王运丰被抄走的书至今没退还。他在“牛棚”被迫写的材料，也没退还。“造反派”为了给他强加罪名，硬把他这中农出身改成“富农”，也至今不更正。他的住房还是那么紧，他那些没被抄走的书，也只能继续封存在板箱里──没有地方摆出来。一位西德专家来他家作客时，他很怕有伤国体：“我这间房又是卧室，又是书房，又是饭厅，又是会客室。”“不，王先生，这已经不错了，你记得吗？战后我那间屋连窗玻璃都没有，只好用X光胶片贴在窗框上。”
好了，伤感使人衰老，牢骚使人不思进取。王运丰毕竟找到了他的幸福，他从一九三八年出国留学时就希冀着的幸福：为祖国奉献才能。人是要有信念的。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发展史上，信念始终是动力。王运丰在科学的道路上探索了一辈子，他确认的最伟大而又最平凡的真理，始终只有一条：祖国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