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李光耀坦言：新加坡的殖民者是英国，这对新加坡来说幸运的。
在其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中，李光耀也表示了对英国的感谢：“对于英国的制度和其有风度的离开，我们应该心怀感激”。
他说相比被比利时人殖民的刚果，和被法国人殖民的几内亚。被英国殖民的新加坡和它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比如刚果，他们长期以来都被比利时人当做原材料的生产国来使用。比利时人后来不得不离开了，他们留下一片狼藉，并且任由刚果在内部战争中挣扎。
比如几内亚，因为他们的领袖惹恼了戴高乐，愚弄了法国。戴高乐便下令在撤出几内亚时将那里的电线全部剪断，什么都没有给他们留下。
李光耀说，相比这两个国家，英国人在离开时颇有绅士风度的。他们的总督彬彬有礼地将办公大楼完好无损地交给他，拉着他的手向他介绍了大楼里的每位管家。正如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这位漂亮朋友离开亦漂亮。
当然，李光耀要感谢英国的并不只是他们的绅士风度和他们留下的英语，李光耀更看重英国人的制度。在他看来，英国人留下的制度本是成熟的，行之有效的，他们不需要去将其颠覆，他们只需要去填补和强化一些东西。
能够看到英国制度的先进性并“填补和强化”之，李光耀是明智的，相比之下，诸多前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在所谓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颠覆英国人留下的制度，用本民族的文化构建一套治理方式，其结果无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孔子奖得主穆加贝领导下的津巴布韦。
李光耀一度推崇儒家，1994年他曾经说过：“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体的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
但是几年之后，李光耀在许多场合表示“放弃亚洲价值观、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儒家文化相对于欧美文化已经落后了”，等等。
李光耀这些貌似前后矛盾的话，让许多人感觉不可理解，其实它们是有道理的。李光耀推崇儒家文化的时候，正是新加坡的困难时期，而崇尚忠义、自立自尊、吃苦耐劳，正是儒家文化的特点。
有一个现象不容否认，那就是旅居全世界各地华人，在当地各族群中都是比较体面的，这也是拜华人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观所赐。而这正是李光耀前期力倡儒家的原因，它可以凝聚国民，大家以忍耐务实渡过难关。
但是，儒家文化的这个特点既是长处，也是悲哀，因为这种文化是在两千年禁锢自由的“吃人历史”中形成的，说到底这种文化真正的底蕴是对权力的“恐惧”。而这也是新加坡著名的“威权治理”的原因。
不过，李光耀毕竟远离儒家文化的本土，并且没有废弃英国人留下的制度，新加坡用的还是英语，勤思善悟的李光耀必然会在渡过难关之后更深刻地思考文化与制度问题。不要说李光耀，任何一个有脑子善于思考的人，都能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所谓英国制度，准确地说是“光荣革命”时代由《权利法案》确立的一套治理原则。之前400多年虽然英国就诞生了《大宪章》，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与之配套的压倒性的政治哲学，所以基本上名存实亡。而“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之所以能够成功，约翰洛克的政治哲学居功至伟。
洛克是在英国的文化传统，即基督教《圣经》的基础上展开政治哲学的论述的，代表作品就是著名的《政府论》，它出版于1689年，但早在出版之前，洛克的这套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如果说潘恩的《常识》鼓舞了美国独立，那么洛克的政治哲学就是“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的理论武器。
洛克的贡献不仅仅是以《政府论》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同时他的“经验主义哲学”也为科学确定了原则，把形而上学和玄学赶出了自然科学领域。
洛克的这两大贡献都是划时代的，有人评价说“在亚里士多德和洛克之间，什么都没有”，这是毫不过分的。正是从洛克开始，德先生和赛先生才在英国以及美国飞速发展，其他民族要么跟在后面亦步亦趋，要么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
我相信，虽然李光耀能力超强，但还认识不到这个深度。不过他的直觉还算不错：新加坡的殖民者是英国，这对新加坡来说幸运的。
一个殖民地被哪个国家所殖民，对于被殖民的国家来说确实是影响非常深远的。
比如巴西。巴西当年被葡萄牙人殖民，葡萄牙人在巴西推行的是大庄园制度和奴隶制，他们当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并且他们的制度还是较为落后的封建制。
等到葡萄牙人在1822年离开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任何遗产留下。他们留下的只有一堆烂摊子和两大阶级：地主和贫民。
两大阶级随后展开了长久的斗争。当地主阶级得势时巴西就是军人政府。当贫民势力得势是巴西就是民粹国家。此后巴西就一直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中挣扎，葡萄牙人给巴西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葡萄牙没有洛克，他们的文化也不能理解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