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光阴荏苒，四季轮转，“金嗓子”周璇今日如若健在，该满100岁了。
上世纪30年代，大银幕上那个明丽纯真的“小红”，噘嘴摩娑着两条麻花辫，一曲《四季歌》，从春数到冬，唱的都是好景致；令人唏嘘的是，歌声背后的一代巨星周璇，经不住这人世的大暑大寒，只活了短短37个春秋……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水银灯下“马路天使”，留声机畔“天涯歌女”，十里洋场，流光溢彩，天上人间，转瞬即逝。多少年过去了，周璇的歌声，仿若一颗时空胶囊，总能开启人们对老上海的纷繁回忆与想象。
白先勇在《上海童年》中记叙：“那时上海滩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花好月圆’，户户‘凤凰于飞’。”
王家卫拍摄电影《花样年华》，“灵感来自于周璇主演的《长相思》里面的主题曲《花样的年华》。”
周璇短暂的一生，拍摄了四十余部影片，演唱了两百余首歌曲。她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最耀眼的明星，她的电影和歌声曾给“孤岛”时期的人民带来安慰和愉悦，描摹出或迷惘或享乐的旖旎浓郁的海派风情。
当时，有华人生活的地方就有周璇的歌声，她的影响远远超越上海，甚至超越了时空限制。有人说，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国语老歌是七八十年代以至整个华语流行乐坛取之不尽的宝库，周璇的歌声也给台湾的邓丽君、香港的梅艳芳等后辈艺人以营养滋润，不少港台歌手都是从翻唱这些老歌出道的。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主流刊物曾赞周璇是“后无来者的一代歌后”。
“提到她的歌唱，可称是现代利用话筒唱歌的鼻祖。从前唱歌都是拉开嗓子大声唱，她却巧妙地利用了话筒轻轻地唱，讲究字正腔圆、柔和缠绵和娓娓动听。”据曾经多次与周璇搭档拍戏的演员舒适回忆，“有一次在百代公司听她灌唱片，她站在话筒前凑近话筒在唱，我们在旁边，只听见伴奏的音乐，一点也听不到她的歌声。到了录音室通过放样片，才听到与音乐很和谐的歌声。”
周璇扬名上海滩始于14岁，当时电台称赞她的嗓音“如金笛鸣，沁入人心”，从此她便被冠以“金嗓子”的美誉。作为中国最早的歌影双栖明星，周璇的“轻吟浅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签，这种曲风也借着她的歌声不断被继承发扬；她又以歌手身份涉足影坛，为当时的中国电影带来了大量新式“歌舞片”。
“我小时候最早听到妈妈的歌也是《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因为《马路天使》这个电影重复在放。80年代我调到电影资料馆工作，有机会看到不少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其中有些刚收回来的，例如1949年拍的《彩虹曲》，据说是中国首部彩色电影。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看到了她跳的舞蹈，而且是各种风格的，例如后来流行的迪斯科，这片子里都有，挺好玩的！”
远在加拿大的周璇次子周伟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谈及他对母亲艺术成就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还有一部电影《夜深沉》，我惊喜地看到她唱的京剧，唱腔非常地道，眼神也很到位。她的京戏没白学，唱念做打，声情并茂。我妈妈在声乐学习上很刻苦，当时她已是明星，还和白虹一起到美籍歌唱家家里学习西洋美声唱法。现在一说周璇就模仿她奶声奶气用小嗓唱《天涯歌女》那些小曲，但这只是她的30%，她还有很多艺术歌曲，比如《彩虹曲》中，她展示了花腔女高音，我去定过音，结尾唱过了High C。”
1942年6月12日，周璇曾在上海《大众影讯》刊载了一篇题为《我爱歌唱》的随笔，文字直白，情真意切。
冗长的岁月，仿佛在我头顶上掠过。每当早晨，我面对着这架“披爱农”（piano，钢琴译音）试练我的歌喉……出神了，我有时候不自觉把手放下，似有一美丽的鹦鹉跳跃着，嘹亮地一声，鼓动我歌唱的心弦。
我爱歌唱，比爱自己的生命更甚。每天无论在家里、在摄影场上，甚至化妆完毕之后站在“开麦拉”（Camera，摄像机译音）前面，我也情不自禁地哼着、唱着。
十余年的熏陶，我没有一天离开歌唱，放弃过我的歌唱生活。我曾经向我妈说：“我的一生是为唱歌而活的。”妈不大了解我这句话，时常责我怪脾气……歌唱一半是天赋，另一半是需要磨练。贺绿汀先生说我的嗓音近乎B调，所以让我唱抒情的歌曲。许多歌所以受广大听众欢迎，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歌唱是我的灵魂，我把整个生命献给它。”这是我的誓言，我牢牢地实践着，永远地、永远地……
马路天使，“这个小丫头神啦！”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17岁的周璇倚着窗台，甜美娇嗔，一边喂食笼中鸟儿，一边低吟浅唱《天涯歌女》。
《马路天使》中这个明媚的镜头，在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电影版图上散发着独特光芒，且永远定格于世界影史。
那时的周璇，年方二八，还不见日后的绝代风华，但她只用了三个演唱段落，就塑造了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歌女形象。
据演员赵丹回忆，导演袁牧之将周璇刚领进剧组时，她“穿一件淡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平底搭绊黑皮鞋，剪得短短的头发，无半点矫饰，也没有当时那种电影演员的风度和气质，更像是一个女学生”。导演向大家介绍周璇时，她羞涩慌乱的神态和动作，还带着天真无邪的孩子气，令在场剧组人员忍俊不禁。
《马路天使》以活泼的喜剧格调传达了深沉的悲剧内容，再现上世纪30年代都市底层人民平凡而卑微的生存图景。导演给大家讲戏时，周璇两手托腮，眨巴着大眼睛，就像孩童贪婪地听着大人讲故事，她好奇而专注，时而忍不住笑出声来，时而被吓得缩起了脖子，时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尽管没有接受过系统表演训练，周璇的感受锐敏，情到形到，她站在水银灯下唱起《四季歌》时，身世凄凉、活泼纯真的卖唱姑娘“小红”立刻就出现在大家眼前……仅仅这一个画面就把当时摄影机旁看她表演的人都给怔住了。“呵，这个小丫头神啦，竟然是导演要她有什么她就有什么！”赵丹禁不住跟边上的资深演员魏鹤龄称赞道。让人感到诧异的是，几日前，别人排演时，周璇还像个孩子似的跟个12岁小演员一起趴在地上打玻璃弹子呢！
导演袁牧之最早是在参演《风云儿女》时认识的周璇，虽然她当时不是主角，只扮演了一个舞女甲，但首次上银幕时自然淳朴的表演给袁牧之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袁牧之又从周璇养父的次子、电影演员周履安那里得知周璇身世，遂下了决心起用她来饰演《马路天使》中的小红。
周璇在《马路天使》中的表演可谓本色、自然，更多依靠感觉和自身生活经验，因为她有着和“小红”一样的迷苦身世，正如成名后她在自述中所言：“我是一个凄零的女子。我不知道我的诞生之地（只知道是常熟，不知道哪一个村落），不知道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当我六岁的时候，我开始为周姓的一个妇人所收养，她就是我的养母。六岁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永远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了！”
周璇大半生都在寻找亲生父母，可直到去世也没有找到。关于她的身世之谜，曾有种种传言，甚至说她是庵里抱来的尼姑的私生女。成年后的周伟曾四处探访，认为自己找到了母亲的原生家庭：周璇原名苏璞，1920年生于常州，父亲苏调夫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在嘉兴教堂当牧师；母亲顾美珍曾在常州市武进医院的护士班进修，后任护士长。苏璞还是婴孩时，母亲把她留在常州外婆家，4岁左右却被不务正业的舅舅拐卖至金坛县，两年后又被辗转送到了上海周家，养父周文鼎、养母叶凤妹，她被取名为周小红。
在周璇的表述中，童年记忆自是悲苦。“养父家里另有大妇”，她与作为二太太的养母的生活“困苦颠连”、“断绝供给”，养父“吃喝嫖赌”、“吸毒成瘾”、“积蓄败个精光”，“后来，我们家境越来越穷困，养母被迫去帮佣度日，那个被鸦片熏黑了肚肠的养父竟丧心病狂要把我卖去妓院当妓女，幸亏养母及时搭救，才免去我一场更大的灾难……那时只知道日子越来越苦，往往饿着肚子呆呆地坐着，口水直往肚里咽，不敢说也不敢哭，否则养父会穷凶恶极地打我，用缺德的方法折磨我，捉弄我。”
周璇对自己的不明身世毫不避讳，令人慨叹的是，即便日后大红大紫，孤苦凄楚的色调仍贯穿了她的一生。周伟受访时表示，“母亲的悲剧和她从小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关，她的个人情感比较单薄，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又很难做出对自己比较有利的选择。”
明月社的新星，“周旋”于沙场之上
1931年6月，骄阳似火，暑气逼人，十来岁的“周小红”在弄堂里边搓衣边哼唱，清脆甜润的嗓音吸引了恰巧路过的“明月歌舞团”琴师章锦文。
“小妹妹，你唱得很好！”章锦文上前拉住满手肥皂泡的小周璇，发出邀请，“来参加我们的明月社吧！”小周璇迎来了改变她一生的转折。
明月社坐落于常德路一栋三层小楼里，这个由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创建的歌舞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颇为活跃。周璇进入明月社之时，里头多位团员已在业界小有成就，黎莉莉、王人美、薛玲仙、胡笳等人已是歌舞表演明星。和她差不多同年进入明月社的，还有一位名叫聂耳的小伙子。
经章锦文引荐，周璇“面试”时唱了一首江南民歌中的抒情小调：“我有一段情呀，唱巴啦诸公听，诸公各位静呀静静心呀，让我来唱一支江南景呀……”当唱完一个应该拖长的音符时，歌声戛然而止，她羞涩又紧张地看了看在场每个人。尽管唱得拘谨，但她甜润的嗓音有种独特韵味，黎锦晖操着带有湖南口音的国语鼓励道，“小妹妹，你的嗓音很有前途，但还需刻苦练习，你能吃苦吗？”周璇的脸涨得通红，连连点头，“我不怕苦。”
明月社的训练综合了歌唱与舞蹈表演，社员们的学习包括音乐理论、歌唱发声、乐器弹奏、舞蹈动作等等。年纪轻轻的周璇虽然没什么基础，但她虚心好学、勤奋刻苦，早晨练声乐、中午弹钢琴、深夜背台词……加之天资聪颖，进步极快。周伟向本刊记者介绍，“上海的小洋房都是水泥和木质结构的混合体，后面背阳房间都是水泥地，我跟几位明月社成员聊天，他们都记得，当时虽有练功房，但我母亲非常刻苦，为了给自己加餐，别人还没起床时，她大清早起来就在水泥地上练功、劈叉，大冬天水泥地冰冷冰冷的，她也从不怕苦不怕冷，即使寒九天也照练不误，一练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练到出汗。”
周璇初进明月社，一口南方方言，唱歌吐字时，翘舌音与齿音不分，曾经让她十分苦恼，觉着“学国语比唱歌难”。为了学好国语，每逢翘舌音与齿音的字，周璇一天要读个上百遍，就这样苦练，日子久了，成效显著。攻下语言难关，为她后来迈向有声电影时代的银幕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璇的第一任丈夫严华，上世纪30年代颇有名气的作曲家和演员，曾是她在明月社的国语及乐理老师。据严华晚年在文章中回忆，除了练功、学国语，周璇在钢琴上也下了一番苦功。“她初进明月社哪捞得着她去摸钢琴……先进社的演员上午都要弹钢琴，她只好等人家弹，她在一边看，等到下午一般不排练，或者别人不弹，她才能去摸一摸。她恳求号称胖姐姐的章锦文教她弹，五线谱不识，也请胖姐姐教，就在这‘明学偷弹’的情况下，两年不到已经弹完‘拜伊尔’全部基本练习曲。她在艺华公司拍《三星伴月》电影时，方沛霖导演看到她看着五线谱，弹着钢琴，还能自弹自唱，赞不绝口，引以为奇。”
也是因着练琴之事，让周璇对这位教她国语的“严先生”暗生情愫。有天早晨，一个提琴师正靠在钢琴琴盖边上拉小提琴，周璇见钢琴闲着，跃跃欲试地走过去把琴盖掀起，哪料到这位琴师一声吼叫，竟粗暴地一脚把她踹在了地上。周璇顿时被吓哭了，恰巧被闻声赶来的严华撞见……严华平日里性格温和，肯吃亏，能忍让，社里同仁亲切地叫他“傻瓜”，但这次他却不依不饶，不仅当天安慰了哭泣的周璇，次日出于义愤，他还在社委会会议上公开批评了那位提琴师，让对方向周璇赔礼道歉。此事让周璇心生感激，她对严华的“师生情谊”发生微妙转变，也铺垫了两人日后的“璇华之恋”。
1932年新年前的一场演出，歌舞剧《特别快车》即将开演，明月社的台柱王人美还没到场，救场如救火，12岁的周璇临时被安排上场成为主演。出人意料又在预想之中，她的优美舞姿和甜润歌声，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很快，周璇演唱的《特别快车》被灌制成唱片，广为流传，媒体惊呼：“明月歌舞社里又升起了一颗新星！”这是周璇演艺生涯的关键起步。
同年，“一·二八”事变后，周璇参演了明月社的救国剧目，终场她领唱了主题曲《民族之光》，唱到“往前进，周旋于沙场之上”时，她激昂慷慨的歌声点燃了底下观众的抗日斗志，群情沸腾，掌声雷动。
演出结束，社长黎锦晖（《民族之光》的词作者）和作曲家聂耳高兴地上前向她道贺。为了纪念这首歌曲的成功，黎锦晖建议将周小红的名字改作歌词中的“周旋”，自此，明月社同仁都开始亲切地称呼她“小旋子”。不久之后，有人建议取“美玉”之意换作“璇”字。于是，“周小红”的名字悄然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未来震撼歌榭影坛的——“周璇”。
“五月的风”吹遍上海
“五月的风吹在花上，朵朵的花儿吐露芬芳，假如呀花儿确有知，懂得人海的沧桑，它该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五月的风吹在树上，枝头的鸟儿发出歌唱，假如呀鸟儿是有知，懂得日月的消长，它该歇下歌喉羞惭地躲藏。五月的风吹在天上，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假如呀云儿是有知，懂得人间的兴亡，它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假若有一种所谓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情调，那便是从周璇这首名曲《五月的风》吹起并荡漾开的。她的演唱低回婉转，不疾不徐，将歌中的乐景悲情、人海沧桑娓娓道来，这柔美的岁月留声总能触到人们内心最脆弱敏感的神经。
明月社的歌舞生涯，是周璇一生中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如她后来在回忆文字中记述：“我开始以歌唱为职业，并认识了严华。在当时我把它称作生活的起点……我每天陶醉在音符飘浮之中，过着嘻嘻哈哈的自由生活。”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周璇在歌坛上起步的时代，恰逢中国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全面发展，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开始掀起一阵“声片热”，同一时期，流行歌曲开始与电影结合，并借助电影迅速在民间传播。
1932年，天一影片公司首开先例，招揽了明月社四大台柱王人美、黎莉莉、严华、谭光友，拍摄了首部有声歌舞片《芭蕉叶上诗》。接着，联华影业又将王人美拉去拍摄《野玫瑰》。由于电影业的冲击，明月社的经济收入难以维持，1933年春末被迫解散，这对艺术上刚起步的周璇而言震动极大。得知周璇深陷困境，严华等人想方设法筹建了新月歌剧社，后又力荐她进入新华歌剧社。新华歌剧社组织了多场演出，周璇又开始受到关注，上海多家电台经常邀请她去播唱，百代唱片公司还把她演唱的《五月的风》等歌曲灌制成了专辑。周璇的多首歌曲通过电台和唱片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为流行一时的名曲。
上海是盛行着爵士音乐的歌唱，爱好歌唱的人们都起来组织歌唱团，有的以业余态度演出，也有的是靠广告的职业歌唱团，上电台去播音，或者是到唱片公司里去灌音，就这样轰动了一时。
我就在这当儿加入了歌唱团，到处献唱，为了自己的兴趣，却也没有感觉到疲倦。相反的，连空闲的时间都花费在训练歌喉中，这样的情形，妈妈是很不满意的，她老人家怕累害了我的身子，常常劝我放弃这种生涯。然而我没有照她的话做，仍旧暗暗地在外面活跃！
（（《我的从影史》，周璇，原载于《华影周报》49-52期））
1934年，《大晚报》主持了一次播音歌星的评选活动，周璇以高票当选为三大歌星，仅次于当时的老牌歌星白虹。有媒体评论周璇，“小小歌星，前程似锦，前途无量”，电台赞美她的嗓音“如金笛鸣，沁入人心”，自此，“金嗓子”的冠名不胫而走。
为了提升自己在歌唱事业上的知名度，周璇也主动宣传自己、以各种方式经营事业，仿照好莱坞每年向影迷提供一百万张影星照的作法，“周璇……这几天……在沪江照相馆，印了两百张的照，听说预备新年送给爱护她……的先生小姐们。”（1936年元旦《申报》消息）声名鹊起的周璇，以照片与歌迷建立联系：不只耳听歌曲，手中还握有最摩登的歌星独照可供观赏。
周璇的歌声和演艺才能也引起了电影界的关注。1935年，新华歌剧社解散，经人介绍，周璇成了艺华影业公司的基本演员，开始了她的银幕生涯。在王人美牵线下，周璇得以在电通公司出品的《风云儿女》中客串了一个角色，她“一学就会”的本领引起业内人士的注意。通过这部电影，周璇从袁牧之、夏衍、田汉、贺绿汀、王人美等电影工作者身上学到不少知识和技能。据当时一篇“电通”访问记所写，“那儿充满着‘青春泼辣的精神’，充满着‘热’，也充满着‘力’。水银灯下的空气，是十分欢乐和愉洽的。”周璇自己也说，从此“开始了电影演员的生活，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愿望，如今总算实现了，当时心里多么高兴啊！”
“璇华之恋”，何日君再来
“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裳翠盖，并蒂莲开。双双对对，恩恩爱爱。这软风儿向着好花吹，柔情蜜意满人间。”周璇演唱的代表作《月圆花好》，曲作者正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严华。
周璇进入艺华拍摄电影时，严华在民营电台靠播唱维生。在周璇演艺生涯起步期，长她8岁的严华亦师亦兄，不但教她国语，还介绍她到电台唱歌，把她推荐给唱片公司。从小缺乏关爱的周璇，对这位讲义气重情义的兄长产生了淡淡的爱意。“几年来枯燥乏味的日子渐渐在我眼前泯灭，感到心灵上有了点滋润，生活上有了着落，也因为这层关系，我对严华的好感逐渐增加起来。”
1936年初，严华将到南洋进行巡演，临行前，周璇特意邀请他来家中吃饭，还将自己的日记交给了他。登上轮船，严华翻开了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记本，里头记录了周璇进入明月社以来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变化，也承载着少女情窦初开的心迹。据严华《难以淡忘的回忆》记录，“从我为她打抱不平，他就爱上了我，我心里十分激动，我连忙写信给她，发去了爱的回音。”
初恋时的离别与爱意，化入了周璇与严华的对唱歌曲《叮咛》。“我的年轻郎，离家去南洋，我们俩离别，顶多不过二春光，望郎莫悲惶，不必太心伤，沿途多保重……我的年轻妹，娇柔又美慧，我们俩离别，两春不到就可再会，望妹莫牵挂，细心来理家，凡事要谨慎。”这首歌后来也成了周璇的代表曲目。
严华在南洋巡演时，纷飞的信件漂洋过海，传递着这对恋人焦灼难耐的相思。1936年秋，严华归国，与周璇订婚。两年后，他们在北平春园饭店举行了婚礼，婚后那段浪漫甜蜜的日子，也是周璇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
初进艺华公司，周璇月薪40元，每年都有所增加，属于中等收入。刚开始，她还只是个配角。1936年参演影片《花烛之夜》，周璇担任了第二女主角。据她自己回忆，初入影坛，那次拍摄她非常紧张。“这戏正好是我电影生命的开始，虽然不是我主演，可是我很担忧……我害怕到极点了，我的心跳得厉害。有一次布景已经搭好了，许多同事等候我上场，我眼看着这严肃的空气，使我更加不安起来……结果终于拿了剧本躲在布景背后呜咽起来。”
在片场几位前辈的鼓励下，天资聪颖的周璇很快适应了水银灯下的生活。“日积月累地倒也熟练了，结果非但不觉得害怕，反觉感到不够，并且常常想深追穷追地精益求精，由害怕电影又变成爱好电影。”接着周璇又参演了艺华拍摄的《化身姑娘》、新华邀演的《狂欢之夜》等。1936年10月，在艺华摄制的黑白喜剧故事片《喜临门》中，周璇已擢升为女主角。“《喜临门》演完之后，我渐渐得到一个结论：勇气能克服一切……正像学唱歌一样，想唱得更好一些，一定要鼓起勇气来磨练；要使演技动人，一定要鼓起勇气来效仿。”
《喜临门》之后，1936年冬至1937年春，周璇又相继主演了艺华影业出品的《百宝图》和《满园春色》等影片。对于周璇的表演天赋，艺华公司非常重视，预备把她捧成红星，但当时的她正沉醉在爱情中，拍摄《三星伴月》期间，为了跟随严华去杭州演出，她向公司请假，未得允许，但她不管不顾，坚决去了杭州，结果《三星伴月》拍完后，她与艺华公司的宾主关系破裂。
《三星伴月》是周璇与艺华公司合作的最后一部影片，这本是普普通通的一部广告歌舞片，因获三星牙膏中国化学工业社资助而得名，但片中插曲《何日君再来》经影片放映和灌制唱片，立即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一度成为舞厅里热门的伴舞音乐，传遍了上海滩。此曲曾经李香兰翻唱并传至日本，周璇去世多年后，邓丽君的翻唱又再次掀起这首经典名曲的传播。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出，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方全部沦陷，数百万人在日寇的铁蹄下开始了苦难生活。有人说，上海沦陷前流行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沦陷后流行的歌曲是《何日君再来》。1941年，蔡楚生执导的抗日影片《孤岛天堂》中描写舞场情节时以此为背景歌曲，于是有人就认定此曲乃渲染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靡靡之音。同一年，在中国成名的日本影星李香兰（山口淑子）在其主演的影片《白兰之歌》和《患难交响曲》中也演唱了这首歌曲，《何日君再来》的定性就变得更为复杂了。
“我是个周璇迷，非常喜欢她的歌。”出道稍晚的李香兰是周璇歌迷，据其回忆，“灌制《夜来香》唱片那天，当乐队随着黎锦光先生的指挥棒响起那轻快的前奏时，我透过录音室的玻璃窗，突然发现一位楚楚可怜的女士，站在监听室那里目不转睛地朝这边望着，我一眼就看出那是女明星周璇。前奏完毕后刚要开始唱时，我因为见到偶像过于激动兴奋，情不自禁喊出了一声‘哎呀，周璇！’结果由于这意外的插白，使得录音成为NG（作废）。”
这次以后，李香兰和周璇成了好朋友。在她眼中，周璇“温柔娴雅，丝毫没有大明星的架子”，她们经常一起喝茶、吃饭，“彼此交换一些各自的拿手歌，或到她家的钢琴前干脆待上几个钟点，因为她要学习乐章结尾时的婉转唱法，我们曾在一起进行过热心研究。”
《何日君再来》后来又被引入日本，渡边浜子灌制了该曲的日文唱片。李香兰评价说，“《何日君再来》是中国歌曲在日本流行的开端。”这首歌在日本也经历过风靡和遭禁的波折。历史的原因成就了这首歌，政治的标签却使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歌唱者遭受了太多磨难。作为原唱的周璇，成名后的情路愈发坎坷，也确乎印证了歌词中所写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孤岛求生，婉辞“影后”桂冠
1938年，新婚燕尔的周璇和严华回到上海，他们并肩走在南京路上，这条以繁华著称的街道眼前却显得异常冷清，一切都被战争的硝烟吞没了。从黄浦江上吹来的微风，仿佛也掺和着呛人的苦涩味……
“找到工作了吗？”周璇轻声问道。
“没有，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严华瓮声瓮气地答道。
“唉——对了，那位柳老板来找我，听说他们兄弟俩正在筹划开设国华影业公司，亲自坐车到家来请我去当他们的台柱。”
“是金城大戏院那个柳老板吧！”
“是呀。”
严华不作声了。他想起4年前那个春天，新华歌剧社首次在金城大戏院演出：周璇的歌唱赢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演出结束，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来到后台。“小小年纪唱得不错嘛，”这人进屋后边走边说，引起在场人们的注意。他径直走到周璇身旁，旁人引荐：他就是这个大戏院的柳老板。“哦，柳老板，您好！”周璇正在下妆，她从镜子里看到了柳老板那张长长的白皙的脸。“哈！嘴好乖噢，干脆你给我做干女儿吧！”旁人起哄：“那小璇子就应该叫柳老板干爹啰！”这位青年老板将比自己只小8岁的周璇认作干女儿之事很快传了出去，以后就成了事实。当时严华也在场，见此景象，心生反感……
周璇离开艺华之后，曾一度加入新华公司。1938年8月，柳中浩、柳中亮兄弟投资创办国华影业公司，“干爹”盛情相邀，周璇与国华签订了长期合同，这一纸合同，在她向艺术巅峰攀登的同时，也为她的婚姻生活埋下了隐患。
签约国华后，周璇开始了新一轮拍片高峰，同时又要和严华去电台播唱。周璇性情温和讲究“情面”，为了尽量让老板们满意，不得不奔波劳苦。当时她已有身孕，由于过度劳累，一次在电台播唱中当场晕倒，未能保住腹中胎儿。这次流产对周璇是个沉重打击，她卧床不起，精神恍惚。但没等她身体完全康复，柳中浩又登门拜访，“趁着年轻多拍几部片子吧。”尽管严华表示反对，但柳中浩软磨硬泡，成功怂恿周璇立即复出主演了《孟姜女》。
从1938年至1941年，作为国华“台柱”的周璇，主演了《孟姜女》《李三娘》《新地狱》《七重天》《董小宛》《三笑》《孟丽君》《黑天堂》《苏三艳史》《西厢记》《梦断关山》《梅妃》《夜深沉》《解语花》《恼人春色（上、下）》《天涯歌女》等共17部影片，演唱了片中近40首歌曲，这样的成绩在中国电影史上独一无二。当年，凡周璇主演的影片，无论古装片还是时装片，每部都引起轰动，深受观众喜爱。她主演的电影拷贝特别抢手，不仅在国内，东南亚一带也抢着来买，有时片子还没拍完，片商就已携着现金来订购了。
国华高度市场化的运作打造了周璇这块“金字招牌”。然而，大银幕上光彩照人的周璇，平日里因为通宵达旦赶戏，健康每况愈下。她经常头痛、失眠，极度劳累时，甚至要靠打牛肝针来维持体力，很早就埋下了神经衰弱的病根。对此，严华极为不满，国华完全把周璇当成了公司的“摇钱树”。
“但柳中浩说，我把她捧为掌上明珠都来不及呢！可是话又说回来，当时同行竞争很厉害，一个片子两三家公司同时拍，拍完谁先上就谁挣钱，你要赶工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周伟后来拜访了母亲的这位“干爹”，“柳中浩说她聪明、悟性高、学东西快，而且拍电影不浪费胶卷，那时进口胶卷多贵！周璇每部片子他都喜欢，柳中浩对她的表扬就是‘一遍过’，上镜前，她一定找个地方安静下来，让自己跟角色融为一体，台词脱口而出，在台上跟对手演戏，唰唰唰一遍过，导演都非常满意。还有她从不耍大牌，总是提前几分钟到片场，到得早，如果清洁工还没来，她甚至会拿扫帚把场子打扫干净，等大家来时马上就可以开始，很认真。”
自《李三娘》起，演员舒适和周璇搭档了多部影片，在他记忆中，“周璇没有亭亭玉立的身材，也没有国色天香的容貌：茶褐的容颜，配上一双单眼皮。好在她五官端正，轮廓好，行话说：‘上镜头’，经化妆师略施粉黛，拍起镜头来就楚楚动人。她对演戏是严格认真的。记得有一次和她拍戏时，试了几遍戏，她似乎也没有什么激情，到了正式开拍时，她竟热泪夺眶而出，霎时间使我感到极为意外。再加上她那委婉动听的歌声，无怪乎她受到广大观众的爱戴，这说明周璇不是靠姿色而是靠艺术制胜获得成功的。”
在当年的女明星中，周璇是一位好静的红星，交际场中鲜少看到她的踪迹。据曾和周璇在《孟姜女》等多部电影中演对手戏的徐风回忆：“周璇给我的印象是性情温和、性格内向、行动举止和待人接物都比较稳重的人。”
1941年，《上海日报》发起“电影皇后”选举，周璇高票当选，但结果公布后，她随即发表启事，婉辞“影后”桂冠。“顾璇性情淡泊，不尚荣利，平日除为公司摄片外，业余惟以读书消遣，对外界情形，极少接触，自问学识技能，均极有限，对于影后名称，绝难接受，并祈勿将影后二字，涉及贱名，则不胜感荷，敬希亮鉴，此启。”
“娜拉”出走，“疯狂世界”
在周璇事业发展如日中天之时，她与严华的婚姻却日渐出现危机。
1941年，国华拍摄由张恨水小说改编的黑白故事片《夜深沉》，柳中浩为了宣传，以公司名义发声明称：新片由周璇自挑男主角做搭档，立刻引来外界关注。周璇为了提携新秀韩非，将这位年轻男演员选作主角，不想却招致各种流言，绯闻传到严华耳中，自然心里翻腾得厉害。
影片开拍后发生的一件事，使得严华与周璇之间的误会更深了。据严华的妹妹严斐回忆：“有天夜里拍戏拍得很晚了，哥哥在二层阳台看着，韩非送回来，半夜里头有说有笑的。哥哥她不回来他不睡觉的，那时候刚结婚有感情，有点嫉妒，就跟小璇子吵。”
这次争吵之后，为了甩掉烦恼，周璇拍戏之余常住在柳家，据说还有小报传出周璇与柳家父子的绯闻。面对各种飞短流长，严华有几次在盛怒之下失手打了周璇，导致周璇离家出走，找不到妻子的严华又登报指责“周璇携款卷逃”，两人的矛盾不断被渲染、歪曲、扩大……人言可畏，周璇濒临崩溃，甚至要服毒自杀，还好被人及时发现，抢救了过来。
“罗素说：‘宁愿战斗以死，不愿忍痛以生！’我需要战斗，这就是我离家出走的唯一理由。”周璇后来在《我的所以出走》中写道：“在我的想象中，以为前途注定了光明和幸福，生活会永远美好……谁知一切并非我预料的那样，渐渐地，猜疑、诬蔑、诽谤，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因为我是人，我有自己的生命和尊严！经过思索，我终于选择了‘娜拉’的道路，噙着泪水离开了家，离开了相处九年的丈夫。”
周璇与严华的婚变一时成为“孤岛”上海的特大新闻。经过一个多月的调解，他们双方都曾想过破镜重圆，但由于好事者的挑拨，居心叵测者的干预，这对“佳偶”的婚姻还是在满城风雨中走到了尽头。
1941年7月23日，严华在浦东大厦的写字间里签署离婚协议，周璇是在寓所签的名，两人最终未能晤面。周璇向律师表示，自己除储蓄和衣物，其他皆由严华领受。严华也提出以钢琴和灰鼠皮大衣相赠，作为纪念。
周璇去世三十多年后，周伟拜访了严华，“老人家说，找到我，就像地下党找到了党组织！可以想象这种迫切，我们的重逢给他带来希望和满足，有种情感上的弥补。严华就是大男子主义，他当时的心理，换位思考下也能理解。”
严华晚年曾不无慨叹道：“我是爱周璇的。我考虑过重归于好，相信她也有同样考虑。但一想到她的演艺生涯，要不断同其他男演员合作，还有那么多应酬——这是我难以接受的。”
据作曲家贺绿汀回忆，周璇“出走”期间曾来找过他，“她一见面就说：‘这个短命（沪语：没劲，没意思）电影我不拍了！跟你走，找新四军去！’周璇说得很恳切，也很坚决。听得出来她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和所处环境并不满意，向往新的生活和要求进步的心情是急迫的。这一切使我很感动。但考虑到她当时的名气已经很大……带她一起去找新四军，过于招风，风险太大。”
那次，贺绿汀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星期就走了，临走前托人给周璇留了个口信，建议她要走就先去香港，那里蔡楚生等电影界前辈会帮她。“周璇后来果真去了香港，还拍过包括20世纪50年代受到批判的《清宫秘史》在内的一些电影。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部片子，恐怕也不见得一定是坏戏。”
与严华离婚后，周璇在柳家暂住了一段日子。1943年初夏，“歇影”大半年的周璇，在张善琨的游说下，决定参加由其掌管的“华影”，出演了由卜万仓执导的《渔家女》，这部戏的底本是卜万仓20年代拍的默片《玉洁冰清》。
首次合作，卜万仓对周璇的为人和表演评价极高：“她不但聪明、努力，对于演戏非常用心，而且一切演员的服务道德，她都能严守。拍戏时她从未迟到或缺席，对于导演的话非常听从，而且虚心向人求教，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在周璇的演艺生涯中，《渔家女》堪与《马路天使》相媲美。23岁的周璇在片中成功塑造了渔家女翁琼珠美好善良、智慧勇敢的形象，其中，琼珠因爱情受挫而发疯时唱出的那首《疯狂世界》，清晰勾勒出一个浮生若梦、黑白颠倒的时代，被“孤岛”男女寄托了无穷哀愁。此歌一经问世，即风靡上海滩。
“他们来帮我们的忙？他们把我们的家抢了去了！他们把我们的东西抢了去了！现在拿钱来买我们的心。”“你们拿钱来收买我们。”“我们穷人就是不稀罕这个钱！”剧尾高潮，周璇横眉立眼，一指千钧，发出呐喊，她扮演的琼珠，看似开骂情敌，却传递出对当时日本侵略军的悲愤控诉。导演卜万苍解释那《疯狂世界》，“实际上是对沦陷区的现实世界的否定和诅咒”。周璇全身心投入的“疯癫”表演，直指中国人民遭受日本蹂躏后负辱尤深的切身之痛。《渔家女》在上海公映后，造成了万人空巷的观影盛况。
“鸟儿为什么唱，花儿为什么开，你们太奇怪，太奇怪。什么叫情，什么叫爱，鸟儿从此不许唱，花儿从此不许开，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这疯狂的世界。”如今回首，周璇当年发自灵魂呐喊的一曲《疯狂世界》犹如谶语，将她自己的人生也推向了后来失控的悲剧。
凤凰于飞在云霄
记者：“听说你平日除了拍戏极少外出，每日在家看书，弹琴练唱，这真是难得。像你这样的大明星，手头富裕，怎么不及时享享福？还学什么呀？”
周璇：“一个女子能在社会上谋事做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有工作做的人更应当自勉，千万别给人家笑话，给人家轻视，再说学无止境呀！”
（《新影坛》编辑部组织的《渔家女》座谈会上的问答）
1943年至1945年，周璇相继拍摄了《渔家女》、《鸾凤和鸣》、《红楼梦》和《凤凰于飞》共4部影片，每部都创下极高票房收入，百代唱片公司为周璇灌制了全部电影插曲，销量居全国首位。
浏览当时《申报》，舞厅邀请别的歌星“每场献唱《鸾凤和鸣》插曲”，连日伪政府制作的电影《蝴蝶美人》也在“休憩时间播送周璇最新流行唱片”。
战争接近尾声之时，周璇的电影与歌曲在上海滩再掀热潮。
1945年3月底，周璇举行了三天六场的“银海三部曲：周璇歌唱会”，由上海交响乐队伴奏，黎锦光与陈歌辛担任乐团指挥，独唱会票价高达3000元（旧币），但依然销售一空。台上摆满花篮，最引人注目的是《凤凰于飞》导演方沛霖以鲜花扎成“金嗓子”三个字的大花篮。1945年5月《上海影坛》报道：“据说三天歌唱会共售四百余万元，除一切必要开支外，周璇名利双收。”
相比于光芒万丈的演艺事业，周璇的情感生活扑朔迷离。自从和严华离婚后，她再也没有正式结婚。据说1944年，周璇曾受到来自“76号”（日伪特务机关）的“登门”威胁，她和家中姆妈受到惊吓。当时慕名前来的朱怀德自告奋勇出了点子，这给周璇留下好感。朱怀德是上海一家著名绸布店的老板的儿子，据当时的普遍说法，这个上海男人洋装笔挺、风度翩翩，非常懂得体贴关爱女性，周璇与他马拉松式地淡然相处交往了七八年，但前期一直没有接受他。
“石先生的优弱点，我一时还批评不出，见不到什么特殊的显著之处，不过我觉得他虽不温柔，也不粗暴，给他四个字吧：沉默寡言。”抗战末期一次机缘巧合，周璇与“话剧皇帝”石挥邂逅，此后两人交往密切，圈内同行曾热情撮合过，他们在情感上也互相试探，但周璇因之前婚姻失败，对此极其谨慎。有记者采访提到石挥，周璇只是打太极：“告诉你，我们感情很好，不过到现在还是普通友谊，我们同是电影从业员，他（石挥）看得起我，同我交朋友，我当然乐意接受，是吧？”记者穷追不舍：“你最知己的男朋友是谁？”周璇俏皮答复：“我告诉你，男朋友很多很多。”她哈哈大笑：“像你今天和我谈的话，我不敢要求你不发表，那么就直写我男朋友很多，这不完了！”
在影视、歌曲背后，周璇留下的文字并不多，但从她一次次面对记者时率性、直白、机智的回答中，或可窥探到这位大明星的真性情。
问：对于自己年龄的增长，有什么感想？答：恐慌。
问：人生必有一死，你觉得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最痛快？答：死在上半天，杭州西湖里。
问：每次，当你说谎以后，心里感到痛快，还是痛苦？答：又痛苦又痛快。
问：你的“口头禅”是什么？答：滑稽来。
问：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你最钦佩的是哪一个？答：花木兰。
问：你以为在现时代下，观众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影片？答：教育片。
（辑自1944年《上海影坛》发表的《周璇答二十一问》）
问：人生观？答：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好好做人，像一个人。
问：喜欢和哪个男明星合作？答：演员以服从为天职，怎容私见呢？
问：你的影坛生活有没有受到意外刺激？答：背一句古语作为答覆吧？“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问：你献身影界已经很久了，曾感到一个电影演员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什么吗？答：请多多指示！我在这里，向你立正敬礼。
问：没拍电影前思想是怎么样的？拍了之后？答：未上影坛之前，我尚在童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思想；献身银幕后，越演越害怕，因为凡事不进则退。
问：你相信命运吗？答：可信而可不信，不可全信，不可不信。
问：一个优秀演员应具备什么基本条件？答：认真，万事认真！尊意如何？
（辑自1948年12月上海《电影杂志》中的问答）
冷宫怨，侬今葬花人笑痴
1946年冬，周璇应香港大中华电影公司邀请，离开上海鱼龙混杂的大环境，奔赴香港拍片。她人生中最后11部电影，有9部是在香港拍摄的。据说，周璇在香港拍戏的摄影厂门口，几乎每天都有人等着，想一睹芳容。
《长相思》是周璇在香港拍的首部影片，片中她以歌女形象演唱了后来风靡香岛的《花样的年华》《夜上海》《黄叶舞秋风》等歌曲，被百代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周璇唱片的畅销程度惊人，居所有歌手之冠，加之她从前唱的那些歌，单单版权收入，她一年也有近2000万元。这段时期，周璇在拍电影之外还灌录了大量流行歌曲，包括《永远的微笑》等代表作。
《长相思》之后，周璇主演了《各有千秋》，这是她除《马路天使》之外，自己唯一提过喜欢的电影。和其他电影相比，《各有千秋》没有歌唱情节，也不是她一贯出演的悲剧，它“写物价与环境的关系，写环境与人生的问题”（《申报》广告词），有影评介绍，片子“触及这个动乱的现实环境，描写人在生活里遭受的种种痛苦”，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影片档案中，记录该片结局：“（女主角）慨叹男女始终无法平等，而女性只是依附男人生存的可怜虫。”或许正是这点，触动了作为“职业女性”的周璇，使她对这部电影情有独钟。
1947年，周璇由香港回到上海拍摄《忆江南》和《夜店》两部影片。在《忆江南》中，她同时扮演采茶女谢黛娥和香港小姐黄玫瑰两个性格迥异的角色，她的天赋和演技再次受到观众赞赏。此后，她又赴港拍摄《花外流莺》《莫负青春》《歌女之歌》《清宫秘史》等，其中，口碑最好的要数1948年最后一天上映的《清宫秘史》，周璇演唱的一曲《冷宫怨》，声音色调充满冷冽的绝望，戏剧性地诠释了珍妃复杂的心绪，又仿佛在叙述她自己凄楚的一生。
倔强的个性、时空的距离，加之各种流言，周璇终与石挥错过。周璇往返沪港两地拍片，当她孤身去到香港时，朱怀德特意飞去陪伴，最终以他的殷勤赢得了她的信赖。他们双双在香港同居，朱怀德提出从周璇这里拿些钱，自己先回上海做生意。朱怀德走后不久，周璇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写信告诉他，但他借口生意忙迟迟不来香港。1950年，周璇挺着大肚子回到上海，却得知朱怀德早已与别的女人在一起……她在报上刊登启事：与朱怀德“脱离同居关系”。1951年初，周璇给她在香港的密友、作曲家李厚襄去信：“真如做了一场噩梦，悔也来不及。”
1951年2月12日，周璇又给李厚襄去信诉苦：“近因播音唱了歌，不知道得罪了人，报上挨骂，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不知道怎么样来应付呢，太难了！……这几年就是糊里糊涂地过下来，所宝贵的名誉也坏了，下半世等于完了，所安慰的就是一个小孩（周璇长子周民），才能生活下去。”
周璇的生活似乎已经跌到谷底，感情不顺，对新形势不适应，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她在3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4月给李厚襄的信中，周璇提到要拍一部新片。“这次也是给他们逼上梁山，本来谁也拖我不动……对于酬劳极少不能同香港相比，当然也是帮忙性质。希望的是戏要好，其他的也就不管。”信的最后，周璇又不禁写道，“拍了戏恐怕会很忙！这次我也真不知道怎样来准备它，真是害怕的。”
这部让周璇不愿拍、感到害怕的戏，就是1951年的《和平鸽》，她的最后一部电影。她扮演一个护士。在拍一场给伤员输血的戏时，不知是台词还是即兴，配戏演员问了句：“你的血干净吗？”这话一下刺破了周璇脆弱的神经。
据周伟评述：“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周璇，她一下子从角色里回到现实生活中。朱怀德不是也提出过让她验血吗？不是有人怀疑她爱国吗？甚至由于她的富裕，以及过去和朱怀德这样一个负面人物的情爱关系等等，有人还指责她的‘生活态度有问题’，让她作深刻的思想检讨！周璇终于被激怒了，她呐喊道：‘都解放了啊，这样公平吗？’‘我生孩子又碍别人什么事了，再说他是有爸爸的！’‘你们都走开！让我孤独吧！’”
周璇情绪崩溃了，住进了上海虹桥疗养院。直到这年9月，她的精神才逐渐恢复正常，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开始写日记。日记的封面上赫然写着：拿人家的过错来惩罚自己，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与世周旋了，只能去绝踪
1951年夏，周璇认识了长她3岁的画家唐棣，当时他正在《和平鸽》剧组绘制电影海报。
周璇休养的日子里，唐棣经常去看她，为她绘制肖像，照料她生活。周璇伤痕累累的心慢慢回归平静，她亲切地称呼唐棣“老大哥”，唐棣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1952年，周璇诞下他们的儿子周伟。
得知周璇怀孕后，她身边的人怀疑唐棣的动机，将其告上法庭。1952年5月，唐棣以“诈骗罪和诱奸罪”被捕，判刑三年。这年秋天，周璇再次被送进疗养院，此后整整5年，她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外界也失去了她的消息。
1957年春，周璇病情有所好转，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拍摄了一段影像《访周璇》，人们听到了“金嗓子”久违的歌声，还有她准备复出的信息：“亲爱的观众：我的病已经好了，快要出院了，就快要工作了。我一定在党的培养下，好好拍电影，感谢观众们对我的热爱和关怀。”
令人唏嘘的是，这段影像竟成了周璇生前最后的音画记录，几个月后的9月22日，噩耗传来：周璇突发急性脑炎，不幸去世了……
周璇短短不到四十载的一生，每段都可以打一个结。悲戚童年，坎坷情路，时势逼迫，末世荒凉。一切就如她所唱的那首《心头恨》——“自叹命苦无处诉，世道险恶人情薄。”
据原上海精神病疗养院院长苏复和护士长汪锦凤回忆，1957年初工作时，他们认出病卡上名为“周玉芳”的周璇，她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床上或蜷缩一隅，不言不语，沉思默念。“她瞳子里流露出历尽人间坎坷、饱经人世创伤的哀诉……又好像在低声哀恳：医生！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快救救我吧！”
周璇入院后，她的两个孩子（长子周民、次子周伟）均由好友赵丹、黄宗英夫妇抚养。对于自己身世成谜的诗人周民而言，他曾坦言：“我是不愿拼命当什么周璇儿子的。并不甘心，但是没办法，一生下来就是为了叫这个名字。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历史和遗产之间，在信仰和无聊、无稽之间只能沉沉浮浮。我爱护名誉、保护名誉，有时浪漫有时也很屈辱。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周璇；哪里有酒吧，哪里就有周璇。对于她的歌，在理想年代我是这么认为，现在市场主义下我也是这么认识。”
在周民幼时的记忆中，他只见过母亲3次。
“一次她在病后康复期间，到襄阳南路赵丹、黄宗英家里拜访。那天，房间里来了一大帮人，有摄影师、有录音的、有架灯光的，他们在忙忙碌碌。可能是在过道里有人让我叫她妈妈，我怎么搞得清？不肯叫。旁边又有人让我叫了她一声阿姨，大概我这样叫了。后来大人告诉我，那次她不高兴了……”
“第二次是周璇来襄阳路把我接到虹桥疗养院去。当时是电影局派了他们唯一的一辆镶木的小汽车来接的。在疗养院的房间里，她坚持把我拉到身边，一边紧紧攥着我的手，一边和其他人说话。我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她们谈什么，我的手被攥得太紧了，让我觉得别扭、不舒服。终于让我到前面的花园里去了。我用手帕在花圃里捉了蝴蝶和蜜蜂，装进一只纸盒里，等我把这些拿回房间给大人们看时，她好像数落了我几句，意思是只玩这些，又拿过我手里的盒子，走到门口，把小昆虫都放了。接着，让我老老实实坐在她身边，她又紧紧攥住我的手，于是我又别扭、又难过、又不自在……”
“最后一次是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也就是终极之见了。按余光中的诗说：她在里头，我在外头。记得那天，秋雨瑟瑟，家里的阿姨带着我乘三轮车赶去的。追悼仪式上有一个程序是让我走到她身边，她躺在玻璃罩着的铜棺里，头发被理过了，化了妆，穿着黑毛衣，颈脖上挂着项圈。我不懂难过，但有点怕。仪式结束后，阿姨就带我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记得，秋风秋雨一阵紧似一阵。以后在《上影画报》上看到公祭那天的图片。再大一点以后，就记住了黄宗英妈妈那天的悼词：在新社会一定会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好孩子，周璇，安息吧。以后我更大了，到青年，到中年，还有人讲这句话。”
接到本刊记者电话的那个下午，已是古稀之年的周民淡然道：“我们年纪大了，不搞这些了。已经过去的事情，没有兴趣了。普通人，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们正平静地、平凡地、平安地生活着，就这样了，度过余生嘛……”
和周民的低调相比，5岁丧母的周伟似乎心有千千结，成年后花了大量时间寻访前辈、钩沉往事，对于父亲的入狱，母亲的病情、死亡及巨额财产归向都有所质疑。以笛子演奏出名的周伟，上世纪80年代末，因周璇遗产之事曾将养母黄宗英告上法庭，虽以胜诉收场，但心绪至今都是复杂的……
30年来，移居加拿大的周伟鲜少受访再提往事，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他离周璇似乎已越来越远。3个多小时的采访临近尾声，他突然沉默了，电话那头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重：“周璇不是我个人的，事实上，我现在离母亲越远越好，生活中我想尽量把她忘掉。”
（参考资料：《周璇日记》《周璇自述》《周璇传》《我的妈妈周璇》《周璇画传》《周璇歌曲全集》等。实习记者陈梵、梁文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