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知识局sjzhishiju 作者/王动
在最近的新闻里，你一定听说过「晋江毒王」的大名。
根据报道，这名男子在1月底从武汉返乡，走亲戚之余还参与了多次大型活动。尤其是1月22日这天，他参加了有300桌规模的宗祠酒席，最终导致7人确诊、3000余人被隔离观察。
「晋江毒王」本人并不是病情最严重的，但他一定是最知名的患者之一。归根结底，这源自大家对「超级传播者」的恐惧。
在流行病学中，这种造成大量感染的「毒王」被称为「超级传播者」。由于80％的病例来自20%的传染者 ，因此在传染病防控中寻找「超级传播者」就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2003年非典疫情时，按照世卫组织的统计，将SARS病毒传播给10人以上者，即被认定为「超级传播者」。
京华国际九楼SARS病毒的传染情况
2003年，正是通过居住在香港京华国际酒店的超级传播者刘剑伦，SARS病毒被传染给了同酒店的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房客，迅速蔓延至全世界。
被终身监禁的「超级传播者」
棘手的是，某些传播者虽然携带致病原，但却并未发病，因而成为了隐形的疾病播种机，这就是所谓的「带原者」。
历史上最有名的带原者是俗称「伤寒玛丽」的玛丽·梅伦（Mary Mallon）。在她一生中，先后将伤寒沙门氏菌传染给53人（另有47人等说法）——其中3人不治身亡。
玛丽·梅伦，（1869.9.23－1938.11.11）
在玛丽生活的年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伤寒都是当时最可怕的流行病之一。它不仅会引发咳嗽、失眠、腹泻、高烧等 一系列症状，还可能导致肺结核、脑炎等并发症。除了本身5-10%的致死率之外，伤寒还会摧残人体的免疫系统，从伤寒中康复的患者次年死亡率是正常人的 3 倍。
玛丽之所以能成为超级传播者，和她的职业有关——她是一名厨师。而且，玛丽不仅是一名厨师，还是一名倍受欢迎的厨师，她的雇主大多是来自纽约的富人阶层。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庄园，同样位于牡蛎湾
1906年夏天，银行家沃伦（Charles Henry Warren）一家到长岛的牡蛎湾租了一栋度假别墅，并成为了玛丽的第八任雇主。三周之后，沃伦的女儿感染伤寒，接着是沃伦太太以及家中的女佣，接着是园丁……最终，家中的11人有6人染上伤寒。
这场突如其来的伤寒不仅困扰着租户一家，也让房主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忧心忡忡。
伤寒主要的传染途径是不洁的水和食物，因此大多在卫生条件糟糕的贫民区爆发，如今这栋豪宅里竟然出现了“穷人病”，如果不能尽快找到传染源，租金昂贵的夏日别墅很可能面临租不出去的窘境。为此，汤普森雇佣了一名卫生工程师乔治·索珀（George Soper）寻找疫病源头。
乔治·索珀
钱没白花，索珀确实有两把刷子。他很快锁定了玛丽，通过中介，索珀调查了她过去的七任雇主，发现几乎每家都有人感染伤寒。
索珀决定上门和玛丽谈一谈。在1906年的美国，还没有健康带原者这个概念（毕竟玛丽就是第一人），这样的指控当然让玛丽怒不可遏，她不仅勤劳、健康，还曾主动帮助雇主照料家中的伤寒病人，如今竟然有人指控她是瘟疫之源！玛丽抄起叉子赶跑了索珀。
根据后来见过玛丽的人描述，她高大健壮，简直健康过了头——从索珀落荒而逃的表现来看，这种说法应当属实。
玛丽是右边那个，不是左边
第二次，索珀学乖了，带上了助手——结果再次被打跑了。
最终，借助警察同志的帮助，索珀终于如愿带走了玛丽，检测表明，她体内的确携带了大量伤寒病菌——虽然玛丽自己是健康的。玛丽糟糕的卫生习惯和他的厨师身份相叠加，让她成为了一个移动的传染源。
未经任何审判，纽约的卫生部门将玛丽送往了纽约附近的北兄弟岛长期隔离。玛丽始终无法接受这一点，她曾多次抗辩，自己从未患过伤寒，也无意加害于人，为什么要被放逐？
在被圈禁三年之后，玛丽与卫生部门达成了妥协：她承诺不再担任厨师，接受卫生部门的监控，以换取自由。
在被拘捕之前，玛丽的最后一份厨师工作月薪为45美元。
20世纪初，美国仍然实行金本位制，1美元约合1.5克黄金。一战之后金本位制解体，截至本文发稿时，黄金市价约50.5美元。经过简单的换算，玛丽这份月薪约等于今天的342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000元。（如果按照美国劳工局的通货膨胀率来计算，则玛丽的月薪约合今天的1350美元，接近10000元人民币，也不少了）
玛丽在北兄弟岛的小屋
显然，没知识、没学历的玛丽不可能找到像这么好的工作了。她曾做过洗衣工，但收入远不及做厨师。
于是，玛丽决定隐姓埋名，重操旧业……
1915年，纽约的一家医院爆发伤寒，这次做调查的，依然是索珀，他遇见了老熟人——改命为布朗夫人的玛丽，被抓获的玛丽不得不二进宫，再次被打入北兄弟岛的河滨医院，这一次，卫生部门再也不肯给她妥协的机会了。
医生费劲心思，也没能把伤寒病菌从玛丽的体内消灭，她只能在孤岛上度过一生。
在孤岛之外，「伤寒玛丽」的名头逐渐流行起来，在一些都市传说中，「伤寒玛丽」甚至成为和「开膛手杰克」并驾齐驱的神秘人物，行走在世界的瘟疫化身、疾病工厂。
一幅漫画：「伤寒玛丽」正在烹饪，锅里是很多骷髅
实际上，玛丽并不是传染人数最多的超级传播者，与她同时期的托尼·拉贝尔先后传染了122人；
她也不是唯一的健康「带原者」，直到她去世时，纽约已经发现了400多名健康的带原者；
她甚至不是唯一的携带伤寒病菌的厨子——一名面包店老板和她情况类似，但并未被逮捕，因为后者还要「养家」，而玛丽终身未婚、孑然一身。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患有伤寒而幸存下来的人中，有多达6％的人可以在康复后很长时间内将这种疾病传播给其他人。在玛丽生活的年代，纽约的街头可能行走着数千名伤寒带原者，但只有玛丽一个人被终身羁押，承担了大多数的污名。作为一个健康的人，她不得不与结核、天花患者一同被放逐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
北兄弟岛的放逐者们
玛丽离群索居的生活习惯，底层移民的身份，暴躁的性格，低下的教育水平……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混合着人类对瘟疫的恐惧，共同酿成了「伤寒玛丽」的都市传说。
1941年，人类成功分离、提纯出了青霉素，可惜玛丽没有等到这一刻，三年以前 ，她因中风引发的并发症死于北兄弟岛。
被误读的「0号病人」
所有的超级传播者都有一个源头，即第一个染病者，由于制造了第一例人际感染，他们被称为「0号传播者」（流行病学研究中称之为「初始病例」）。
有史以来最具破坏力的传染病大流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正是肇始于一位军营中的0号传播者，美军列兵阿尔伯特，吉特切尔（Albert Gitchell）。巧合的是，他也是一名厨师，也就是说，他是一名炊事班战士。
1918年3月，他病了。头疼、发热，看起来像是感冒了。
不过，他依然在带病坚持工作，因为他是该部队唯一的厨子，他倒下了，兄弟们吃什么？
他的意志力令人钦佩，但到3月11日上午，他实在顶不住了，不得不去了医院。军医为他量了体温：104℉（约40℃）。军医本以为他只是感冒了，但接下来的情形开始不妙，症状相似的病人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往医院送，到中午，已经有107人住进了病房。
是流感。
3天内，军营中的患者增加到了500多人，3周后，数字增长到了1100人。
此后，流感病毒跟随8万多名美军一起被送往了欧洲战场，变异后，成为20世纪初最令人胆寒的杀手。
1918年流感的传播路径
从北极圈内的冰原到太平洋上的孤岛，这场流感肆虐了一切有人类居住的土地。
最终，全世界有5亿人感染了这场疾病，死亡人数在5000万以上。疫情结束之后，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12年。
西雅图街头的美国警察
由于战时保密的需求，各参战国都隐瞒了实际的感染情况，只有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疫情得到了大范围的渲染，因而这场流感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不过，Albert Gitchell并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0号病人，这个称号属于基尔坦·杜加——传说中的首个艾滋病感染者。
1970年代，纽约爆发了一场传染病：和前述的西班牙流感不同，它的传染性似乎没那么强——仅限于男同性恋之间，但一旦感染，便无药可医。
今天我们已经已经知道，这种神秘的疾病就是艾滋病(AIDS)，但在70年代的美国，人们这种来势汹汹的新型疾病几乎一无所知。它能够迅速摧毁受害者的免疫系统，使他们死于感染或恶性肿瘤，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
研究者只能从感染人群入手。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初步判断，这或许是一种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新型性病。通过对部分感染者性史的追溯，研究者锁定了一个名字：盖尔坦·杜加（Gaëtan Dugas）。
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的盖尔坦·杜加是一名英俊的空少，情史丰富。
在同性恋圈子中，他是人见人爱的「交际花」；对于研究者来说，他是最理想的研究对象：坦诚且乐意合作。
在早期艾滋研究中，许多感染者都有混乱的性史，却无法（或不愿意）回忆起具体的情况，只有杜加对于自己的性史有比较清晰的记忆，并向研究者提供了数十名性伴侣的信息。
通过对杜加提供信息的追踪，疾控中心建立了一条艾滋病的传播链条，根据根据感染者的地理位置，他们被标记为LA1（LA指洛杉矶）、LA2、LA3……
杜加则被称为Patient O，「O」代指加州以外的病人（Out-of-California）。
由于杜加是当时已知最早的感染者之一，在传媒和舆论的渲染中，Patient O逐渐演变成了Patient 0——0号病人——第一个感染艾滋病的人类。
在关于「0号病人」的作品中，记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的著作《世纪的哭泣》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他不仅频繁使用0号病人这一说法，还将杜加渲染成一名滥交、故意散播病毒的反社会者，先后与2500多人发生性关系，将病毒传遍了整个美国。
虽然疾控中心反复解释否认杜加是「0号病人」，但依然无济于事。借助相关书籍、电影、纪录片的风行，杜加蒙受了数十年的污名，被人称为「艾滋哥伦布」，「将艾滋病带往人间的人」。
当时人们不知道的是，HIV病毒可以拥有超长的潜伏期，在被人们注意到之前，它就已经悄悄降临人类世界。
艾滋病的早期传播路径
2016年，通过新的基因技术，科学家建立了更清晰的艾滋病传染路线，证实了早在1971年左右艾滋病毒就已经进入美国，杜加只不过是众多早期感染者的一个而已。
病毒的最初起源，基本可以认定来自西非地区的猩猩，通过当地人食用猩猩肉的习惯感染了人类。最早的感染者有可能出现在刚果的金沙萨，时间则早至60年代，只不过，在落后的非洲西部，这种新型的疾病并没有得到足够注意。
至于「与2500人发生关系」的说法，就更离谱了。杜加去世时，才刚刚年满31岁，这意味着他需要从16岁开始，每两天就换一个床伴。
与传言中无恶不作的形象相反，杜加实际上是艾滋病研究的热心合作者。他不仅提供了自己的伴侣情况，帮助研究者追寻艾滋传染路径，还主动向疾控中心捐献了自己的血样，为早期研究提供了重大帮助。
流言、舆论与审判
相比「初始病例」与「超级传播者」，媒体与舆论更青睐「艾滋哥伦布」、「晋江毒王」这样冲突感十足的命名。耸人听闻的故事，比远枯燥的研究报告吸引人。
在「晋江毒王」张某的新闻登上热搜后，很快就有截图流传，添油加醋地声称张某是「划拳手」、病毒的「超级喷射机」：
经过交叉确认，这是一条谣言。
被张某传染的大多是他的亲人，包括母亲、太太、年仅三岁的孩子。张某和他的家人为无知、轻慢付出了代价，但是在1月20日，像张某一样无知、大意、不以为然的人，是绝大多数。
就在1月18日，疫情的中心武汉市也举办了汇聚4万多家庭、13986道菜肴的「万家宴」；1月21日与22日，英林镇当地照常举行了大廷宗祠进主游禄活动和进主宴请活动。
宴席上觥筹交错的人们，都没有将遥远的「新型肺炎」放在心上。
根据张某的太太回忆，他们从武汉返乡时是1月20日，此时官方对新型肺炎的描述还是「可防可控可治」，还有人因造谣被抓，直到当日晚间，钟南山才透露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他们从未隐瞒从武汉归来的历史，镇政府要求他们自我隔离的电话，是在赴宴后的1月23日才打来的。
这种说法显然与当地的通告有出入，孰是孰非，有关部门调查后自然会有结论，但舆论审判已经等不及了：
某自媒体热文
在「伤寒玛丽」、「0号病人」、「晋江毒王」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细菌与病毒带来的不仅是疾病，还有恐惧与偏见。这种恐惧与偏见首先伤害的是感染者，然后是他们身边的人：被铁锁锁在家中的湖北返乡客，漂流在高速公路上的鄂牌司机，援建医院归来后被异样眼光包围的农民工，在出租房中死去的宠物……最终它将伤害我们所有人。
在这个漫长的、停滞的冬天与春天，每个人都为人与物的隔断承担了沉重的后果。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是恐惧与偏见正在成为隔断我们的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