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政良 杨金藤（Thaisoon Kingkan）/ 撰稿
2022年3月2日晚，“厦门大学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写作暨强基班学术训练系列讲座”第二期在厦门大学庄汉水楼403教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资本时代的东亚画像——尼德兰制图学派中的中国与亚洲”。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主讲，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博翼主持。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达志、2021级历史系博士班学生、部分2021级历史系硕士班学生、2020与2021级历史系强基班学生参加讲座。
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近期研究兴趣包括：区域及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边疆与民族、东亚史、城市、历史地理等。出版专著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smarcations, 1881-1919（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和《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香港：中和，2019；台北：联经，2019；韩国：历史批评社，2020）。中英文评论发表于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Geopolitic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社会学评论》《新史学》《开放时代》《读书》《区域》《文字纵横》等刊物。
讲座伊始，宋念申教授介绍了他近期研究关注的核心内容：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和东亚本土（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关于东亚这一地理轮廓的想象是如何通过地图逐渐成型并呈现的？地图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权利关系？本次讲座便是宋念申老师关于东亚地理、地图的综合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即：兴盛于16-17世纪欧洲的尼德兰制图学派（The Nertherlands Cartographic School）为何突然展现出了对东亚的极大兴趣？这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权利博弈？本次讲座主要围绕两大部分展开，以图文结合的生动形式进行叙述。
一、读图习史：尼德兰制图学派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读图习史：尼德兰制图学派”，宋念申教授回顾了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发展史以及该学派兴盛时期的历史背景。尼德兰制图学派兴起与16世纪下半期，在17世纪发展到了顶峰，该学派是欧洲制图学史中承续古典、开启现代的重要一环。
宋念申教授首先展示了《CHINEA》地图和《JAPONIAE, IVSVLAE DESCRIPYIO》两幅地图，它们分别收录于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编撰的《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地图集1584年版和1595年版中，前者是欧洲地图学史上第一张以“中国”命名的单幅地图，后者则包含了日本和朝鲜。《寰宇大观》地图集的出现，被认为是尼德兰学派的开端，编者奥特柳斯自1570年以来不断更新再版《寰宇大观》地图集，并加入新的内容，直至1612年才停止更新。这幅《CHINEA》地图的作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皇家制图师路易兹·豪尔赫（Ludovicus Gerogius），他延续了托勒密地图中的曲线，参照了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中国的描述，豪尔赫的知识来源是《东方航海志》一书，而《东方航海志》的作者伯拉迪诺·德·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则取材于葡萄牙历史学家巴罗士（Joao De Barros）的《亚洲旬年史》（Decadas Da Asia）和道明会教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Tratade Das Cousas Da China），其中只有克路士本人曾到过中国，短暂驻留于广东。《JAPONIAE,IVSVLAE DESCRIPYIO》地图的绘制者是西班牙皇家制图师路易斯·谢特拉（Luis Teixeira）。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评判这两幅东亚地图，那么它们大部分内容都不准确，例如“竖琴”形状的中国轮廓、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形状；从绘制、印刷的角度来讲，这两幅地图都在铜板蚀刻印刷的基础上进行了手工着色，十分精致美观；从地图的商品属性上来看，它们采用了更多欧洲读者受众熟悉的地理知识，并加入了戏剧性的细节，例如《CHINEA》地图中山西省的“洪水男孩”。综合上述因素，这两幅东亚地图显然是以销售为第一目的，商品属性大于科学属性。
《CHINEA》地图，收录于《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84年版
《JAPONIAE,IVSVLAE DESCRIPYIO》地图，收录于《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95年版
宋念申教授指出：相较于地图绘制技术和对地理信息的视觉表达，他更倾向于强调尼德兰制图学派地图的消费品、商品属性。《寰宇大观》的出版与兴盛，说明了在尼德兰制图学派兴起的年代，地图不再是人工绘制的并专属于国家和王室秘不示人的情报，而是成为可以批量印刷并面向城市中产阶级销售的商品。奥特柳斯在安特卫普（Antwerp）出版了他的地图集《寰宇大观》并大获成功，让这座城市成为尼德兰制图学派发展前半段的中心。这一时期，欧洲的经济重心北移，众多商贾、天文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等知识分子云集于安特卫普。八十年战争爆发后，安特卫普于1585年被西班牙攻陷，尼德兰制图学派的中心则转向了阿姆斯特丹（Amsterdam）。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阿姆斯特丹等城市成立。
安特卫普与阿姆斯特丹均位于尼德兰地区（The Netherlands），尼德兰意为“低地”（低地国家），包括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部分地方。尼德兰地区地图的生产、制作、销售和消费，正是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印刷技术的传播、书籍市场的形成、低地国家市民阶层的行器、出版行业的职业化，以及最重要的——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欧洲势力对亚洲的拓殖。
接着宋念申教授展示了《CHINA》地图，该地图收录于亨德里克·洪迪乌斯（Hendrik Hondius）编撰的《地图集》（ATLAS）中，这张地图包含了东亚中国、日本、朝鲜等地理信息。奥特柳斯去世后，《寰宇大观》难以再版更新，另一名出版商洪迪乌斯在收购了著名制图师墨卡托（G. Mercator）留下的图版后，在此基础上推出了自己的地图集并命名为《地图集》，广受欢迎并占有了大量的市场，书名“ATLAS”一词则成为了后来英文中的“地图册、地图集”。《地图集》中收录的这幅《CHINA》图，仅仅是在奥特柳斯《寰宇大观》地图信息上略作补充，例如上北下南的绘制方法、更合理的海岸线等，其他大部分内容与奥特柳斯的《寰宇大观》并无显著差异，例如竖琴形状的中国轮廓和悬针形状的朝鲜半岛。值得注意的是，《地图集》从印刷和绘制的角度看，仍然非常精美，保留了《寰宇大观》中戏剧性的“洪水男孩”，并在日本右侧绘制了日本禁教运动的画像进一步提升地图的故事性。
《CHINA》地图，收录于《地图集》（ATLAS）
接着宋念申教授又展示了《SINARVM》地图，该地图收录于约安·布劳（Joan Bleau）编撰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中，这张地图是中国总图，另有十五幅分省图幅以及一幅日本朝鲜图。在奥特柳斯与洪迪乌斯之后，另一著名出版家族布劳家族出版了《地图集补遗》（ATLANTIS APPENDIX），打开了市场并广受读者欢迎，开启了与洪迪乌斯——杨松纽斯两家的地图竞争，之后又出版了内容更加丰富的《新地图集》。1662年，布劳家族的第二代约安·布劳着手出版了史上最庞大的地图集《大地图集》，该地图集成为了17世纪欧洲价格最昂贵的一套书，《中国新地图集》便是《大地图集》中的一卷。这张《SINARVM》地图一改以往中国地图中的问题，更新了地名、绘制了更精确的海岸线、更正了日本和朝鲜的形状方向等，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性。绘制者是著名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卫匡国把自己在中国游历时测量的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的数据以及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结合后，绘制了这幅17世纪欧洲最先进的中国地图。
《SINARVM》地图，收录于《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
在布劳家族和洪迪乌斯——杨松纽斯尼家族的运营下，尼德兰制图学派发展达到顶峰，其作品在欧洲广受欢迎。但遗憾的是，1664年杨松纽斯去世，1672年约安·布劳的印刷厂毁于失火，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地图集无法更新，至于18世纪，欧洲制图学的中心也从荷兰转向了法国巴黎，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发展史至此结束。
二、俗欲：地图的利润及消费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俗欲：地图的利润及消费”，宋念申教授指出了本次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地图”这一物质背后体现出了什么？地图的利润和消费是怎样的关系？
尼德兰制图学派制作的地图十分畅销，与此同时，价格也十分昂贵，为前面讲到的出版家族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以《寰宇大观》《新地图集》以及《大地图集》为例，《寰宇大观》上市时价格在6-16荷兰盾，而《新地图集》价格已涨到25-36荷兰盾，而1570年左右一个印刷工人的年工资在100-150荷兰盾之间。到多卷的《大地图集》出版后，一套黑白版就要350荷兰盾，彩色版则高达450荷兰盾（相当于今天的两万英镑）。布劳家族的印厂失火损失高达38.2万荷兰盾，其他个人和企业无力承担如此高昂的制作成本和运营费用，尼德兰制图学派再也无法继续发展。
宋念申教授展示了著名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画作《官员和笑着的女孩》（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该画作中人物背后的墙上便张贴着一幅地图。维米尔生活在17世纪尼德兰地区，留下的画作并不多，但多幅画作中都可见到画中人物家中以地图作为装饰（另如《读信的蓝衣女人》《持水壶的女人》《持琵琶的女人》等）。维米尔种对荷兰人日常生活的描绘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商品的流通，其中就包括地图，地图成为市民家中时髦的装饰品。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背景下，新兴市民阶层需要彰显新的文化身份，其中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使用来自遥远东方的商品，并表现出对东方地理的热爱，印刷地图就成为了他们身份的象征。
“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 Johannes Vermeer
接着宋念申教授展示了《INSULE MOLUCCAE》（摩鹿加群岛）地图，该地图的绘制者彼得勒斯·普朗修斯（Petrus Plancius）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用过的海图基础上，为尼德兰船队制作了这幅地图，并将其公之于世，不久以后他便成为新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创始人之一兼第一位制图师。这幅《INSULE MOLUCCAE》地图中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航向线，说明了这幅图主要用于航海，而图像下方一排具象化的香料则说明了这幅航海图背后更深的含义——帮助尼德兰船队拓展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贸易。在激烈的殖民竞争中，荷兰船队绕行巽他海峡（Sunda Strait）来到摩鹿加群岛，这块地区随着荷兰势力的增长演变成为了殖民地“荷属东印度”。地图作为一种知识，帮助荷兰东印度公司扩展了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并最终帮助荷兰帝国建立了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地。
“INSULE MOLUCCAE”,Petrus Plancius
不久的将来，欧洲国家权利的竞争不仅仅是地图学知识的竞争，而是上升到海权与空间的重新分配。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今新加坡海峡附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劫持了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葡萄牙贸易船（圣卡特琳娜号），并将货物带回阿姆斯特丹拍卖。因为这次劫持事件，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葡萄牙告上国际法庭，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请了后来著名的法律天才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为公司辩护。格劳秀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写了长篇的辩护词，而这篇辩护词后来成为他的成名专著《自由的海》（Freedom of Seas），格劳秀斯认为海洋应该向所有人自由开放，之后格劳秀斯在其“海洋自由论”的基础上又出版了《战争与和平的权利》（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延续了他对国际战争和国际法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格劳秀斯的专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荷兰语版文本是由前文述及的布劳家族的第一代威廉·布劳印制，他们两个人有相同的信仰和宇宙观，格劳秀斯对于地球空间的认知便是来自于布劳家族出版的地图产品，后来他又将他对地球空间的理解上升至对法制空间、主权的理解。宋念申教授指出：布劳和格劳秀斯一个重塑了空间的视觉阐释，一个重塑了空间的法理阐释，以不同的方式构建了现代资本主义地图，也重新定义了地球空间。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荷兰文版
三、余论
最后，宋念申教授叙述了他本次研究的余论。首先是荷兰国家的形成，1648年荷西八十年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各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和约成了现代国际体系的滥觞，这一年荷兰也正式作为一个“共和国”成立，但是这个国家的宗教理念、价值体系、地理观、商业实践、殖民行为、战争原则早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时就已经奠定，是“公司在前国家在后，殖民在前国家在后”。
第二是欧洲现代制图学与欧洲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欧洲地图学走向现代是所谓“地理大发现”的结果，其源动力则是资本的发展，突出的表现形式是欧洲强国对“未知领地”的殖民掠夺，最后形成了欧洲与世界最根本的权力关系——帝国主义等级秩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构成了欧洲“现代情境”的三位一体。本次报告强调的“地图资本主义”以尼德兰制图学派为代表，而它的背后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如影随形。
讲座的最后，宋念申教授针对听众关于地理知识非线性增长、尼德兰制图学派地图中的色块、地理信息如何向地图产品的转化、东西方地图制图学发展的机制、西葡两国制图业与荷兰制图业之间的关系、地图展示的“边界”和现代边界线等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
（本讲相关论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