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渡边祐子（Watanabe Yuko）应邀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做了“日本近代与基督教”系列讲座的第二场，题为“基督教与日本近代化”。
渡边祐子
本次讲座作为第一场讲座的后续，主要阐述开国以后，基督教对日本近代化所产生的影响。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传教士来日
当时有众多传教士来到日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期来日的三位，即合文（James Hepburn），他于1859年来日，是明治维新后第一位来到日本的新教传教士，勃朗（Samuel Brown），他在香港进行过传教活动，颇为知名的是将容闳带到了美国，以及魏卑克（H.F. Verbeck）。今天由于时间关系，主要介绍合文。
James Hepburn 1815-1911
合文的日本名字叫“平文”（ヘイブン），发音与他的美国名字“Hepburn”的发音非常相近。合文是美国的医疗传教士，受到美国长老会的派遣，最早于1841年7月抵达新加坡，之后于1843年11月来到厦门。而他的夫人由于无法适应厦门的天气而生病，曾在1845年11月一度返回美国进行治疗。1858年时，合文听闻日本正式开国，本来就抱有在东洋传教信念的他决心去往日本，而不是中国进行传教。1859年10月，他来到了日本，但当时基督教在日本被禁止，因此他无法进行传教活动，主要做起了医疗活动。另一方面，他的夫人克拉拉开办了面向男生的英语学塾，给5名日本少年上课，但该学塾很快关闭。不过1863年再开后，成为了主讲人渡边祐子现在工作的明知学院大学的前身。而合文自己在1862年成为幕府开设的横滨英学所的特聘外籍教师，教授英文。因此主讲人并不从基督教传教的视角，而是从日本文化史的视角看合文的事迹。
合文最为人所知的是编纂了第一本日英词典，名为《和英语林集成》。1864年，曾患眼病并在合文的治疗下痊愈的岸田吟香出于感激之情，成为合文编纂字典的助手，帮助校对。两人于1866年前往上海，将原稿带到美华书馆，请他们印刷出版。为什么是在上海呢？因为在当时的东亚，只有上海才有活版印刷机器，而在日本只有木板印刷。为了出版该字典，当时也制作了金属的日语假名活字。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上海不愧为东亚基督教交流的据点。字典在上海印刷出版，在横滨销售，售价100万日元，合人民币6500元左右，非常贵。一般来说，词典有很多作用，主讲人特别强调其中一点，即合文自己深入研究了日语发音，发明了契合日语发音的罗马字，现在被称为平文式罗马字。日语的罗马字标音有点类似中文的拼音，现在共有3种罗马字，分别是平文式、日本式和训令式。今天我们日本人护照上标注的罗马字全部都是平文式罗马字，最主要的原因是使用平文式罗马字来发音，与日语本身的发音最为接近。因此，合文发明的平文式罗马字可以说对日本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Samuel R.Brown 1810-1880
主讲人也对勃朗做了简单的介绍。最早勃朗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1847年他带了包括容闳在内的3名中国留学生回到美国，他的来日时间较合文晚了几个月，之后他也在横滨英学所担任教师。刚才提到合文夫人创办的英语学塾后来成为明知学院大学的前身，而勃朗比起英语学塾，选择了创办神学塾，也成了明治学院大学的前身。也就是说，合文太太的英语学塾和勃朗的神学塾后来共同构成了明知学院大学。
最后是魏卑克，他于1859年来日。与前两位不同，他去往了日本的长崎。魏卑克后来也成为了明知学院的神学部的教授，不过从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他的贡献也非常大。1872年，岩仓具视率领所谓岩仓使节团视察欧洲，而向他做出这个提案的就是魏卑克。他还满怀热情得向日本知识分子诉说宗教宽容的重要性，虽然上一次讲座中提到过岩仓具视本人非常讨厌基督教，但魏卑克的言论最终对基督教在日本的解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魏卑克还提议创立东京大学的前身即南校，并参与了有关学校的规划。从以上三位最早来到日本的传教士都在曾明治学院任教的事迹中看出，明治学院自身的历史与基督教及日本近代化的历史密切相关。
基督教团契
明治维新前，日本陷于内战之中，幕府及其支持者与倒幕派展开了争斗，最终倒幕派取得了胜利，结果导致了曾经追随幕府的武士们在明治维新后失去了能够尽忠的对象。从一般论来说，失去尽忠对象的武士们也在摸索其他新的方式来贡献新国家。于是他们想到了接受新的宗教信仰，通过这种“思想”维新来补充“政治”维新。
那么他们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契机接受基督教的呢？和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大的契机就是与西学，日文中叫做“洋学”的邂逅。输给倒幕派的年轻人，对于当时的萨摩藩、长州藩这些倒幕派怀有深刻的仇恨，而他们希望通过学习的方式能够在将来有一天报仇雪恨。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他们学习英语、西学等。仇恨成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而他们在学习的旅程中结识了传教士，其中许多因为与传教士的相遇而受到深刻影响。之前提到的在横滨英学所担任教师的勃朗，教导一个把对萨长的仇恨心作为学习动力的年轻人说，学习并不应该为了这样的东西，学习应该是为了博爱、平等和大家的和平。年轻人听到这样的话，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他接触到了闻所未闻的价值观，随后信教后来成为牧师，最后成为了明治学院的第二任校长。
那么当时他们为什么会接受基督教，他们为了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而接受基督教的呢？从目的来看有以下两点。首先是将基督教作为新国家的精神支柱。第二点是伦理方面。有关第二点，例如基督教道德中的男女的纯洁、重视夫妻伦理、节制勤俭等，清教徒的这些价值观和武士的儒家伦理道德有着相通之处，他们在这样的联系下接受基督教。而基督教教义中最重要的内容如“赦免”、“救赎”等，他们虽然也关注，但是明显对基督教伦理方面的内容更加关心。
建立基督教学校
在初步了解了日本如何接受基督教，如何展开教会活动之后，主讲人从教育的视角审视基督教传教的情况。日本基督教教育在基督教解禁前后有明显的区别。解禁之前，由于基督教被禁止，传教士无法进行基督教教育，只能在政府管辖的学校，即幕府管辖的学校和之后明治政府管辖的学校中任教，教授英语。而我们之前提到的传教士开办私塾，基本都是英语学塾，也有极少部分偷偷传授圣经的学塾。而解禁后，传教士们纷纷在居留地，即外国人在日本的聚居地中，开办学校。那么具体有些什么样的基督教学校呢？
就像中国的情况一样，日本的传教士也非常重视女子教育。第一个特点是与男校相比，传教士开办的女校数量非常多。这背后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明治政府并不重视女子教育。此外，传教士之间也有男女不平等的情况，女性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她们只能在女子学校从事教育活动。基督教女子学校不能培养神职人员，那么学校中教授什么呢？基本都教授英语，以及西方文化、西方礼仪，甚至是西餐的制作方法。另外一点，即结婚为何物，女子学校给日本女学生灌输了她们前所未闻的婚姻观念。和中国一样，日本女性当时也是听从父母之命与从未谋面的男性结婚，这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女子学校的传教士们告诉学生们，结婚前应该先恋爱，恋爱是非常重要的，喜欢上一个男性并与他建立恋爱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婚、建立基督教家庭才是正确的。当时的女性传教士也以身示范向她们的学生传达这种恋爱结婚的观念。例如，现在知名的菲莉斯女学院大学的创立者基德，在女学生的观礼下完成了结婚仪式，他们向观礼的女学生展示了西方婚姻、基督教家庭的具体情况。
那么男校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男校以神学校为主，即在神学校的基础上对男学生进行基督教教育。对于当时的传教士来说，最为紧要的是培养日本本地的神职人员。还有一点就是英语教育。例如朱虹老师毕业的同志社大学，那里是以英语学校为起点的，而非神学校，且它的创办者是日本人，名为新岛襄。众多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男校和日本基督徒创办的男校中两种类型并存，它们是现在许多学校的源流，神学教育与英语教育也成为了男校的两大支柱。而与中国的基督教教育不同的一点是，日本的教会学校不开展医学教育。
虽然像合文这样的医疗传教士来到了日本，但是立足于基督教的医学校没能开办起来。这是因为明治政府已经在积极推进和完善以医学、法学为主的高等教育。例如东京帝国大学一经开办，就创立了医学院。要进入国家推进的高等教育中，创办与他们相同水平的教会大学并不容易。直到今天，日本虽然存在有着教会背景的医院，但是拥有医学院的教会私立大学应该是没有的。虽然有听说同志社大学要开办医学院，但应该很困难。
另一方面，相较于政府管辖的帝国大学或其他公立学校，教会学校有着更加自由的校风。由于国家的教育制度尚在完善中，因此政府没有对教会学校实施严厉的管制，自由的校风对一部分人来说充满了魅力。可以说到1880年代，自由校风还是备受推崇的。而这个时期正是日本文明开化和欧化主义盛行的时候。当时的欧化主义核心即为基督教，崇尚欧化主义的人们被教会学校表面呈现的西式服装、西式建筑、英语教育，以及内里自由的校风所吸引。而这样的情况进入1890年代后逐渐发生改变，日本国内开始了对欧化主义的严厉批判，欧化主义衰退，对教会学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天皇制国家主义”与基督教的冲突
1890年代后，对基督教的批判也愈演愈烈，其中发生的典型事件就是内村鉴三的不敬事件。1870年代至1890年代，日本处于自由民权运动期间，人们向着建立宪法、开设议会的目标而努力。1889年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这也是东亚第一部宪法，但那时自由民权运动已经被压制，天皇制国家主义逐渐表面化，最能表现其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的事件即不敬事件。
内村鉴三 1861-1930
事件的主人公内村鉴三出生于当时的高崎藩即现在的群马县的武士家庭，他的成长时期正好在明治维新期间，青年时期在札幌农学校，即今天的北海道大学学习。虽然内村鉴三一开始对基督教抱有着敌对的情绪，但经过在学校与传教士的接触，于第二年入教成为基督徒。一开始，内村毕业后做了与水产相关的公务员，但他非常想继续学习于是辞职于1884年前往美国留学。他想学习是基督教，但他在看到了美国基督教的状况及那里教会的情况后，非常失望。最令他失望的是美国教会过分注重形式而不追究教义内涵，于是他开始主张独特的无教会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不举行例如唱赞美诗、举行祈祷会这样形式主义的仪式，而是倡导大家聚集在一起学习圣经的形式。为了生计，内村回国后担任了东京大学第一高等学校即现在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英语老师。但不久后，在他的身上就发生了不敬事件。“不敬”一般指侮辱天皇的言语和行动，那么内村做了什么被视为不敬呢？在此，需要先说明一下宪法颁布时候的状况。1889年颁布宪法后的第二年，《教育敕语》颁布。《教育敕语》即指天皇对教育的话语。在《教育敕语》当中列有许多如父慈子孝、夫妇相和、勤奋工作等有关儒教道德的内容，但其中也写了要为天皇而战，如果遇到国家大事，要不惜生命为天皇而战。也就是说它以儒教道德为基础，主张效忠天皇，但最终无论怎么看，这都与基督教教义相矛盾。虽然日本建立了立宪制度，但教育制度并不依据与此，而是以《教育敕语》为基础。
1891年，天皇向东京一高下赐了《教育敕语》，因此学校要举行奉戴典礼，表达感激之情。仪式上，校长手中拿着《教育敕语》站在最前方，所有教师列队每个人都上前行最敬礼。而内村鉴三排在第3位，虽然很快就要轮到自己了，但是他非常烦恼到底要不要行最敬礼，因为在基督教中向物品行礼即为“偶像崇拜”是被禁止的。轮到内村的时候，他最终选择稍微弯腰示意了一下，而不是行弯腰90度的礼。虽然当时没有激起什么大的反应，但列席观礼的学生们对此感到不满，而内村也因此被辞退。本来被辞退就意味着事件的结束，但之后，政治家、哲学家等，包括东京大学的教授纷纷开始对内村鉴三的不敬行为，乃至基督教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批判。
他们批判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基督教挑战“国体”。“国体”是个很难理解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的国家形式。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国体”为何物，以为是“国民体育大会”的简称之类的。二是基督教教义中的“博爱”，不论国籍、民族、性别、年龄、职业，神都爱所有人，而这与日本的价值观相矛盾。之所以会出现矛盾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开始歧视东亚邻国，形成本国优越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曾一度因为欧化主义而被推崇的基督教逐渐变成了被批判、被忌避的存在。
对外扩张的开始与基督教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那么基督教的领袖们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呢？在当时几乎没有对甲午战争持批判态度的基督教领袖。甚至连因为自己的想法和国体相矛盾而饱受批判的内村鉴三也非常赞成这场战争。他真的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他将投稿给美国杂志的“Justification of Korean War”这篇文章翻译为日文，取名为《日清战争之义》投稿给日本国内的杂志《国民之友》。他在文章中想表达的是，开始普及基督教的日本是文明的国度，而正当文明之光要照耀朝鲜半岛之事，野蛮的清国竟然想吞并朝鲜，我们必须拯救朝鲜人民。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当时日本的基督教领袖无意识地在歧视其他东亚国家，包括清国、朝鲜等。
甲午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基督教领袖都赞成这场战争，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10年后的日俄战争的呢？众所周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让日本侵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区，而经过三国干涉，日本不得不归还辽东半岛。因此，日本国内开始对其中的俄国产生了“不能原谅俄国”的对俄强硬论。当时流行的一个词即“卧薪尝胆”，是中国的成语，这个词被媒体大量使用，形成了“干掉看轻日本的俄国”这样的社会氛围。决定要展开对俄战争后，军备扩张路线被确定，大量的预算投入到了军费中。军需产业的振兴使工人激增，而他们劳动条件的恶劣导致了劳动问题的深刻化，社会主义思潮也因此进入日本。
基督教领袖们抱有什么样的战争观念呢。他们为了消除国际上对于俄国是基督教国家即文明国家，而日本是非基督教国家即非文明国家，这种文明国家俄国与非文明国家日本之间进行战争的观念，而利用了基督教。政府认为这些言论有利用价值，另一方面，被政府利用的基督教领袖也予以配合，对战争的正当性发表了更多言论，对他们来说这是推广基督教的好机会。最终对于在国内外宣传强调俄国野蛮而日本文明的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明治学院知名的教授植村正久所写的《俄国简直岂有此理》这篇论文用了非常激烈的言辞来主张日本才是文明国度。
内村鉴三又是如何看待日俄战争的呢？事实上，内村鉴三以日俄战争为契机开始转向了完全的非战论者。说到非战论，我们必定会提到内村鉴三，他是日本非战论思潮的奠基者。当然基督徒中不止内村鉴三反对日俄战争，也有许多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持反战的论调。但是内村鉴三完全没有社会主义的背景，他单纯从信仰的角度反对战争，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更多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反对战争。
总结
本场讲座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187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形成基督教团契。其次，在教育方面，基督教教育对于女子教育的贡献非常大。第三，在欧化主义、文明开化的时代下，基督教受到了欢迎，但进入1890年代后，日本社会对基督教的批判开始变得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文明代表者的基督教领袖利用基督教即文明的言论支持战争，想用这样的方法从批判声中保护基督教。日本基督教领袖虽然主要从言论上支持甲午战争，但这成为了日本基督教会配合战争的起点。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讲座相关内容进行了提问。首先针对“日本在基督教解禁之前有没有像中国一样发生过教案，即百姓反对传教士的情况？”的问题，渡边教授回复道：“解禁之前，因为日本国内没有基督教，所以没有相关的冲突，而解禁后日本发生的教案也非常少，但是佛教相关人士与基督教之间有冲突，虽然也有暴力冲突，但总的来说言论上的批判更多。不过像中国那样，民众组织的大规模袭击的教案几乎没有发生过。”
之后针对“当时有没有基督徒参与甲午战争？”，渡边教授回复道：“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是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的基督徒非常少，在少量的基督徒中不排除会有被征召而上战场的信徒。而日俄战争时，有着无教会信仰的内村鉴三收到了被征召的年轻人的来信，而对这些年轻人，内村的回复非常暧昧，并不直接说拿起武器战斗吧，而是说牺牲在战场的死是贯彻了信仰的行为。征兵令是从日俄战争时期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