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出现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中西合璧创作实践。第一次是在明清之际，以郎世宁为代表的欧洲画家来到中国，他们为迎合中国皇帝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取向，融合西洋绘画和中国传统绘画进行花鸟画创作。第二次则是在近现代时期，随着中国的“门户开放”，西洋绘画再度冲击中国绘画界，出现了花鸟画中西合璧范式的创作高潮。
较之第一次，第二次的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刻，主导者也由西洋传教士变成了“学院派”花鸟画家。所谓“学院派”花鸟画家，是指近现代各类大学里经过正规且完整的学校美术教育和学术训练的花鸟画家，他们有着娴熟的绘画技艺和高深的学术造诣。“学院派”花鸟画家不同于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花鸟画家，他们主张用西洋画来改造中国画，讲究造型准确，注重明暗关系，强调结构严谨，呈现西体中用的艺术面貌。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的先驱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凭借在近现代中国画改良运动中的历史性作用，成为“学院派”花鸟画家的杰出代表。他们那具有独特审美取向的花鸟画创作实践，是近现代花鸟画衍变中最具革命性的革新和探索。
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兴起
中国的学校美术教育历史悠久，肇始于五代两宋时期的画院教育。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随着列强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涌入中国，冲击着古老的中华文明，推动了以美术教育普及化和教育模式学校化为特征的中国美术教育的近代化变革。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催生了学习“西文”和“西艺”的新式教育，部分新式学堂开设了图画课、制图课或测绘课，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将西方美术教育引入中国学校教育体系。1903年，清政府推行“癸卯学制”，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确立。1906年，我国近代美术教育奠基人李瑞清在两江优级师范设立图画手工科，其中的中国画课程包括山水和花卉，使花鸟画成为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学的内容之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他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将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1917年，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中国学校美术教育制度逐步确立起来，出现了一批公立和私立的美专、艺专、艺术师范、美术学院、画院等。在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为代表的艺术院校中，诞生了诸多向西方寻求中国画变革途径的画家。他们画模特、办画展、出画报，以美术革命为号召，形成了一股推进中国画变革的历史浪潮。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原名上海图画美术院），是中国第一所私立美术专科学校，成立于1913年，由乌始光出资，刘海粟与汪亚尘、丁悚等人创办，以“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为办学宗旨，致力于承袭中国传统绘画和传播西洋美术。刘海粟曾在《艺术》周刊上称：“美专之旨，一方面固当研究欧艺之新，另一方面更当发掘吾国艺苑固有之宝藏，别辟大道，而为中华之文艺复兴也。”这也正是刘海粟花鸟画的创作指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中国美术院校男女生同校之先河，并仿效西洋美术教育体制建立教学体系，设有美学理论、艺术概论、西洋美术史、艺术思潮论、艺用解剖学、透视学、构图学、色彩学、写生素描等必修课和专业课，延请曾留学欧洲和日本的画家、学者担任教授。培养了包括近现代花鸟画变革型画家李可染、吴茀之在内的美术人才3000多人。
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前身是北京美术学校，1934年更名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成立于1918年，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设立的专业美术学校。北大校长蔡元培曾提出该校的发展思路：“增设书法专科，以助中国图画之发展，并增设雕刻科，以助西洋图画之发展也。”并且主张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和西洋艺术教育并重。至1929年，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已成为拥有教职工近400人，包含中国画系、西洋画系、实用美术系、建筑系、音乐系、戏剧系等6个四年制本科的专业艺术院校。教员中的陈师曾、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徐悲鸿、林风眠等人是中国近现代花鸟画变革的主要画家，也是京津画派和“学院派”写意花鸟画的中坚力量。由他们参与的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全体教师作品展，有力地推动了近现代花鸟画的变革。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为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在大学院设立由林风眠任主任委员的艺术教育委员会，决议筹办国立艺术大学。1928年，国立艺术院（后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成立，蔡元培出席开学典礼并演讲。院长林风眠宣告：“我们这个国立艺术院，是国民政府下唯一的艺术教育机关，对于中国的艺术运动，势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以“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宗旨，成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基地，也是近现代花鸟画变革的重要阵地。南派工笔花鸟画奠基人陈之佛、传统变革型花鸟画家潘天寿曾担任校长，花鸟画家吴茀之、张书旂曾任国画教员。
画家和画迹
花鸟画是许多近代美专、艺专、艺术师范、美术学院和画院的重要教学内容，涌现出以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陈之佛、黄幻吾、张书旂为代表的专擅或兼擅花鸟画的“学院派”“教授派”画家，成为推动花鸟画完成近代化衍变的主要力量。
刘海粟（1896—1994），名槃，字季芳，江苏常州人，幼嗜书画。1909年，进入由周湘创办的布景画传习所学习绘画，掌握了西洋绘画的基本原理和技法。次年回家乡创办图画传习所。1912年，17岁的刘海粟与乌始光等人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得到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曾亲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董会主席，还为该校写了校歌。首批12名学生中的徐悲鸿、朱屺瞻，以及曾担任教授和应聘客座教授的黄宾虹、张大千、王个簃、吴茀之、陈之佛等人，均是近现代花鸟画衍变中举足轻重的大家。
1919年和1927年，刘海粟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和研究日本美术教育。1929年以及1933年至1935年，刘海粟受教育部之命两次赴欧洲考察。他在广泛学习西洋绘画的同时，通过办展览和演讲弘扬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抗日战争时期，刘海粟赴南洋，在雅加达、万隆、新加坡等地进行筹赈展览，得到了广大华侨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海粟曾任华东高等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全国文联委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刘海粟注重观察自然和生活，通过写生获得创作灵感，他的花鸟画在绘制技法上承袭了传统绘画艺术，兼容西洋绘画的表现方法，以适应近现代人的艺术审美需要，形成了“西体中用”的艺术风貌。当代中国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在《刘海粟——人民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刘海粟中国画）传统的功底深。他对文人画传统有所钻研，有很强的书法入画的能力，能自由地用重墨抒发自己的感情。”譬如刘海粟绘制的《富贵长寿图》，纸本设色，纵65厘米、横100厘米，现藏于常州市刘海粟美术馆。图绘湖石旁一株怒放的牡丹花。牡丹花用浓重的胭脂和大红色绘就，糅合了西洋水彩画技法和海上画派花鸟画家赵之谦、吴昌硕的绘画风格，显得大气磅礴、热烈奔放、气势夺人。而枝叶则用墨色绘就，挥洒自如、痛快淋漓，极具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的气魄和风范，沿袭传统，自出新意。正如傅雷在《刘海粟论》中所言：“愿你火一般的颜色，燃起我们将死的心灵；愿你狂欢的节奏，唤醒我们奄奄欲绝的灵魂。”
富贵长寿图 刘海粟 作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幼从家学，随父读书学画，后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系。1917年东渡日本研习美术，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他提出“中国画改良”的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1919年，徐悲鸿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绘画。1927年春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北平艺术学院院长。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这一时期，徐悲鸿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北平美术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和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其传世的花鸟画佳作有《奔马图》《雄鹰图》《新生命跃起来图》《饮马图》《八哥图》《猫图》《三牛图》和《柳鹊图》等。
徐悲鸿的花鸟画师法自然、坚持传统，并吸取西洋绘画技巧，形成了融汇中西的艺术风格。譬如《日长如小年图》，纸本设色，纵80厘米、横47厘米，现藏于徐悲鸿纪念馆，图绘3只白鹅悠闲地卧栖于芦苇丛中。画中白鹅和芦苇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绘就，注重以线造型和大笔渲染，有石涛的笔墨意韵。同时，白鹅的笔法中又渗透了西洋绘画的明暗元素，这体现出徐悲鸿花鸟画立足传统、借鉴西洋绘画元素的艺术特点。
徐悲鸿的花鸟画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画家，徐悲鸿用花鸟画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感以及高洁的人品，他喜欢画马、牛、狮、鹰、鸡、寒梅、古柏、墨竹等题材。1937年绘制的《风雨鸡鸣图》，纸本设色，纵132厘米、横76.5厘米，现藏于徐悲鸿纪念馆。图中精神抖擞的雄鸡在风雨交加之时，屹立于山石之上引吭长鸣，意在唤起民众团结御侮的斗争意志。画面左上角画家题署《诗经·风雨》中的诗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对中国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坚强意志的崇敬。
日长如小年图 徐悲鸿 作
林风眠（1900—1991），原名凤鸣，广东梅县人，自幼喜爱绘画，勤临《芥子园画谱》。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入法国国立第戎美术学院、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西洋绘画。1925年回国，先后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和国立艺术院院长。1926年，林风眠发表《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提出“中西融合”的主张：“西方艺术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结果倾向于写实一方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想象为主，结果倾向于写意一方面。”又说：“因相异而各有所长短，东西艺术之所以应沟通而调和便是这个缘故。”他认为东方艺术的形式构成不发达，限制了情绪和思想的自由表现，而西方艺术形式构成较为发达，故而中国画革新应当借鉴西方艺术，取长补短，以实现中国绘画艺术的复兴。
抗日战争时期，林风眠辞去公职，辗转西南，潜心绘画创作，探索新的创作范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退居上海，先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后又定居香港。
林风眠借助西洋绘画改造中国传统花鸟画，在花鸟画绘画语言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作品呈现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艺术面貌。除了打破传统线条模式和大胆应用西洋水粉颜料外，林风眠的花鸟画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大多采用方形构图，这也是其与中国传统花鸟画范式拉开距离的第一步。传统花鸟画也有方形构图，但是最为典型的是立轴和长卷，这两种构图形式较好地体现了中国人观察自然的习惯和艺术思维的习惯。而方形构图则比较适用于西方的焦点透视，呈现出稳定和完满的艺术感。林风眠传世的花鸟画作品《雏鹭图》《梨花小鸟图》《双鹭图》《三鸟图》《舞约图》《春图》《彩霞荷塘图》《猫头鹰图》和《鱼鹰图》等，均采用了方形构图模式。
雏鹭图 林风眠 作
中西融合的艺术风貌
“学院派”花鸟画艺术风格最突出的特点，是将西洋绘画的素描和色彩融入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创作之中，尽量运用西方绘画技巧使作品呈现新的面貌。正如岭南画派花鸟画家陈树人评价徐悲鸿绘画时所言：“对于国画的过去，是有力地改革了陈旧的窠臼；对于国画的将来，是鲜明树立了崭新的鹄标。”
素描是西洋绘画的基础。学习西洋绘画一定要先学素描，以培养基本的空间造型能力。“学院派”花鸟画家对西洋绘画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们极为重视素描在花鸟画创作中的作用，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笔墨之中。徐悲鸿认为，素描是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在主政艺术院校期间，也都把素描学习作为课程设计的重要内容。
虽然我们在他们的花鸟画传世佳作中看不到明显的素描画法，而细细赏析就不难发现，他们已经将素描融入了传统笔墨之中。譬如徐悲鸿的《群马图》，纸本设色，纵110厘米、横122厘米，现藏于徐悲鸿纪念馆。4匹骏马姿态各异，有的昂首远望，有的低头觅食，造型简练准确，寥寥几笔却极为传神。此图的笔墨是传统中国画所固有的，但是融入了写实造型的素描技法，勾线时不仅注重笔墨的轻重、疾徐、枯湿、浓淡等节奏韵律感，而且考虑结构明暗和体积块面等西洋绘画理解物象的因素。两者巧妙地融于一图，堪称“中西融合”理论和实践的绝妙载体。类似的作品还有潘天寿纪念馆所藏的刘海粟《熊猫图》，此作中将中国画笔墨和西洋画素描完美结合绘制出的熊猫，造型逼真、憨态可掬，可谓形神兼备。
“学院派”花鸟画家将西洋绘画的色彩引入花鸟画的创作中，用斑斓的色调改造传统的水墨形态，使花鸟画更具色彩魅力。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林风眠的花鸟画。林风眠认为，在表现物象真实方面，中国绘画不如西洋绘画，这是因为中国绘画以水墨为主。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使花鸟画更好地表达画家的思想和情感，林风眠大胆使用西洋水粉颜料，采用厚涂画法，使水粉颜料的覆盖性和宣纸的晕化性结合在一起，并用墨色衬托斑斓的色彩，产生出特殊的画面美感。
譬如林风眠的《三鸟图》，纸本设色，纵34厘米、横34厘米。此图采用方形构图模式，而其内涵却是圆形的，正如吴冠中所言：“方和圆其实是一致的。方圆相套时适应得很协调，都骑跨在扩张与收缩的边疆上，最充分地托出了量感美，满满墩墩。”此图设色极为丰富，赤色、橙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色无一遗漏，色彩对比强烈、和谐统一，尤其图中三只小鸟，白色的圆肚子是如此醒目，体现了方形构图中所蕴含的圆形艺术内涵。类似的作品还有刘海粟用泼彩法绘制的《粗枝大叶图》，纸本设色，纵67厘米、横131.5厘米，现藏于常州市刘海粟美术馆。此图用头绿、二绿和三绿融合成大片石绿色，成为画面的基本色彩，加之大红、赭石、石青和浓重的墨色相衬托，极具西洋油画的厚重意韵。
总之，以刘海粟、徐悲鸿和林风眠为代表的“学院派”花鸟画家，在使用中国画工具材料和基本技法的基础上，用西洋绘画的表现形式来淡化中国传统笔墨的独立性，形成了“西体中用”的艺术风格，推动了花鸟画的近代化衍变进程，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成为20世纪花鸟画坛上靓丽的艺术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