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中，1896年伦敦遇险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伦敦被囚
1894年6月，孙中山满怀期望去天津上书李鸿章，要求推行社会改革，以求国家摆脱贫弱进而民富国强，却遭冷遇。他愤然转赴檀香山，在当地华侨中宣传他的救国主张，并于同年11月24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次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并前往广州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因事泄夭折，孙中山遭清朝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孙中山先生
1896年9月下旬，孙中山到达伦敦，次日上午即去拜访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夫妇。后又去访晤了也曾在香港西医书院任职的英国老师孟生。此后几天，孙中山都上街观光，了解英国的风土人情。他并不知道，自己已陷于危险境地，一张黑网正悄无声息地向他撒来。
据时任清朝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随员的吴宗濂记述，1896年9月25日，龚照瑗接到驻美公使杨儒的来函，告知朝廷通缉“要犯”孙文已于9月23日由纽约前往英国，将于利物浦上岸。龚照瑗当即派参赞马格里与英国外交部联系，希望能援照香港及缅甸案例请英国代为缉拿孙中山，被英国外交部婉拒，“该部答称‘二约只能行于香港及缅甸，而不能施之他处，设竟代拿，必为刑司驳诘’云云”。龚照瑗无奈，只得雇请私人侦探窥探孙中山的行踪。吴宗濂描述：“英既不能代拿，敝处遂雇包探前赴梨花埔（利物浦）密尾行踪。”孙中于9月30日登岸，“即日乘火车至伦敦，剪发洋装，偕行有二西人与之稔熟。伦敦则有二西医，一名坎特立（康德黎），一名门森（即孟生），曾住香港，与该犯交最厚，前该犯由粤垣逃至香港，即潜匿坎特立之宅也”。
孙中山的行踪，全被人暗中监视，如受雇于清驻英公使馆的英国私人侦探10月1日报告：孙中山“已于昨日中午12时在利物浦王子码头上岸”；“他坐的二等舱，上岸的时候，他带了一件行李，上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坐下午2点50分的快车上伦敦。但是他没有赶上火车。等到下午4点45分方才动身，于晚间9点50分到伦敦圣班克拉司车站。于是他从行李房里取出行李，雇了12616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旅馆”。
1896年10月11日上午10时半，孙中山走出旅馆，准备去康德黎家。这天正是星期日，旅馆附近较清静，行人稀疏。他顺着街道朝前走着，当他拐过一个路口时，一个中国人从身后赶来，用英语与他搭话。听说孙中山家住广东，那人又自称是同乡。孙中山未起疑，两人边走边谈。刚走出不远，又围上来两个人，也说自己是广东人。他们簇拥着孙中山朝前走着，而先到的那人则悄悄离去。
当走到一座楼房前面时，没等孙中山反应过来，就被左右两人推拥进去，随即大门就被紧紧关上。孙中山追忆：“当前门匆促关上，并随即上了闩时，我大为惊讶，突然我脑中一闪，这房子一定就是中国公使馆。房子里有几个穿官员制服的中国人，同时房子又那么宽敞，这足以说明问题”。孙中山正要发问，只见那两人已换了一副脸色，他们强行将孙中山关进了楼上的一个小间。原来，这里是清朝驻英使馆，孙中山被诱捕了！
孙中山被捕后，清朝政府驻英使馆以7000英镑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准备把他装在一个大木箱里，秘密押送回国。清驻英官员洋洋得意地对孙中山宣称：“我们并不打算按正式手续引渡你……一切准备停当，轮船已经预订好，你会从这里被押上船同时会堵塞住你的嘴，所以不会受到骚扰，并且你会被安置在船上十分严密的地方。在香港港口外有炮舰等着你，你被换到舰艇上后直接驶向广州，在那里，你将受到审讯并会被处决。”
虎口脱险
孙中山遭囚禁后，就想方设法寻找脱险的途径。他被关押的小间，窗户装有铁栅，门外加锁，又有专人日夜看守，单靠他自己显然无法脱身，唯一的办法是让友人尽快知道他现在的下落，设法营救。他几次将密信揉成一团用力扔出窗外，盼望有人拾起后帮他送出去，但每次都被看守发现。随即，窗户也被封闭。孙中山忆述：“他们用螺丝钉钉死了我的窗户，我和外面联系的唯一途径也没有了”。孙中山这时犹如一头误入陷阱的雄狮，心情异常烦躁。他很清楚，一旦自己被送回国内，必定会遭清朝政府杀害。对死亡，孙中山并不畏惧，他担忧的是所从事的救国大业。他苦苦思索着脱险的途径。终于，他想出了一个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办法。
10月16日，一位名叫科尔的英国工役走进小间清扫，孙中山以恳切的心情，向他低声简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将要面临的厄运，请求他帮助搭救自己。科尔答应考虑后再答复。孙中山的话打动了柯尔，他去找使馆的另一位英国女工商量。庆幸的是，那位女工也很同情孙中山的遭遇，认为科尔应该伸出手去相救。
10月18日，也就是孙中山被囚禁的第8天，科尔像往常一样走进孙中山的小间。临出门时，悄悄地把孙中山交给他的一张纸条揣进了衣兜。当天，科尔就把它送到了康德黎的手里。在他之前，那位英国女工已在17日晚上，将孙中山被关押的消息告诉了康德黎。康德黎闻讯后，当天晚上就去找了孟生，一起商量如何搭救。次日，又接到科尔送出的孙中山的亲笔求援信，两人即四处活动，设法营救。
康德黎和孟生先去了英国外交部，要求政府干预这桩公然违反英国法律及外交惯例的绑架案。他们又去了伦敦各报馆，请求舆论伸张正义。为了提防清朝驻英使馆秘密遣送孙中山回国，他们又出钱雇了2名私家侦探，在使馆门前日夜监视。他们还向清朝政府驻英使馆当面交涉，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清朝使馆却装聋作哑，矢口否认。如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所报道，英国当局一时“尚无法从清国使馆中营救出这位医生（孙中山），因为国际法有外交机构不受侵犯的规定”。于是，康德黎和孟生再次呼吁舆论的干预。
清朝使馆公然在伦敦街头将人非法绑架的行为，令英国朝野震惊。10月22日，英国政府照会清驻英公使馆释放孙中山；当天晚上，伦敦《环球报》以“可惊可叹之新闻”“革命家被诱于伦敦”“公使馆之拘囚”等为标题，报道了清朝驻英使馆绑架事件，并于次日重新刊发此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孙中山遭绑架的消息传出之后，英国舆论哗然，清朝使馆门前聚集了数百人，声援被囚禁的中国人。在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清朝使馆理屈词穷，无计可施，被迫同意释放孙中山。10月23日下午，孙中山终于获救。当他走出清朝使馆时，受到许多在门口围观的英国公众的热情问候。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应该抓住这次事件，扩大革命主张的宣传和影响。
扩大革命宣传
回到旅馆，孙中山顾不上休息，就向接踵而至的各路记者发表谈话，揭露清朝政府驻英使馆将他野蛮绑架和关押的经过，严厉抨击这种卑劣的行径。吴宗濂在《随轺笔记》中气急败坏地描述，孙中山脱险后，“致函日报，遍谢英廷、英报、英民，文过饰非，倾动众听”。连续几天，伦敦各报仍以较多篇幅报道了这次绑架事件的来龙去脉，继续引起各界广泛注意。此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多家报刊，以及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申报》等，也分别转载刊发了有关报道和评论。
孙中山脱险后致香港友人区凤墀叙述经过的信。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公众，也从这些报道里第一次读到孙中山的名字，知晓他所从事的反清革命活动。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大为扩大。而清朝政府则把自己推到了众人所指的狼狈境地，客观上扩大了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际影响，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897年3月23日，美国《纽约时报》就曾以“为新中国而呐喊的孙逸仙博士”为题，发表评论引述孙中山伦敦脱险后对清朝政府“极端暴政”的猛烈抨击：“对诸如地理学、法律、历史和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被全面禁止了，学生们被限定在仅仅比会话术好不了多少的知识，现在对权力的批评就是极大的叛逆罪。国家的税收则是委托给这样的人，即只要他能够上交给政府预期的数额，他就可以尽情地压榨人民并随意享有更多的财富。”该报认为，孙中山“这样一些发自内心的真诚呐喊”，“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才能，他通过唤起英国公众的同情而使他的政见能传播开来”。
为了进一步揭露清朝政府的丑恶面目，扩大反清革命的影响，争取各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脱险不久，就用英文撰写了《伦敦被难记》在英国出版，以后又被译成俄、日、中等国文字，在海内外流传。孙中山的名字和他的革命事业，因此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得到人们的尊敬。1897年初，他在与该书俄译者的谈话时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他充满信心地预言，革命必将成功，因为它代表了时代的要求，中国的“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有大多数的诚实的人们，准备着而且决心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证实了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孙中山伦敦脱险后，清朝政府并不死心，依旧雇人跟踪，寻找谋害孙中山的机会。据相关资料记载，1897年4月13日，密探报告：“13日星期二，11时30分，一位中国人（指孙中山）由一位英国人陪伴走进寓所。中午12时，三人一同出来，走进南安普敦楼伯克贝克银行，离开时该人将一些硬币放入钱包。他们在法院巷乘公共马车去芬加尔吉路车站，由此乘火车去特鲁波利。出站后，进入特鲁波利船坞，登上‘富士’舰，逗留了三个半小时。然后回到伦敦，三人抵达后即分手，返回寓所”。
又有文记载，7月1日，孙中山坐船由英国赴加拿大。清驻英公使馆特派三等书记官曾广铨和一名英国私人侦探跟踪登轮，同船而行。7月11日，孙中山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跟踪的密探报告：“‘努美丁’号船1897年7月11日到达蒙特利尔，我们派去的人监视该人。”孙中山的革命征程，依旧万分凶险！（戴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