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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孙中山伦敦遇险记

孙中山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中,1896年伦敦遇险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伦敦被囚

1894年6月,孙中山满怀期望去天津上书李鸿章,要求推行社会改革,以求国家摆脱贫弱进而民富国强,却遭冷遇。他愤然转赴檀香山,在当地华侨中宣传他的救国主张,并于同年11月24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次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并前往广州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因事泄夭折,孙中山遭清朝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孙中山先生

1896年9月下旬,孙中山到达伦敦,次日上午即去拜访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夫妇。后又去访晤了也曾在香港西医书院任职的英国老师孟生。此后几天,孙中山都上街观光,了解英国的风土人情。他并不知道,自己已陷于危险境地,一张黑网正悄无声息地向他撒来。

据时任清朝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随员的吴宗濂记述,1896年9月25日,龚照瑗接到驻美公使杨儒的来函,告知朝廷通缉“要犯”孙文已于9月23日由纽约前往英国,将于利物浦上岸。龚照瑗当即派参赞马格里与英国外交部联系,希望能援照香港及缅甸案例请英国代为缉拿孙中山,被英国外交部婉拒,“该部答称‘二约只能行于香港及缅甸,而不能施之他处,设竟代拿,必为刑司驳诘’云云”。龚照瑗无奈,只得雇请私人侦探窥探孙中山的行踪。吴宗濂描述:“英既不能代拿,敝处遂雇包探前赴梨花埔(利物浦)密尾行踪。”孙中于9月30日登岸,“即日乘火车至伦敦,剪发洋装,偕行有二西人与之稔熟。伦敦则有二西医,一名坎特立(康德黎),一名门森(即孟生),曾住香港,与该犯交最厚,前该犯由粤垣逃至香港,即潜匿坎特立之宅也”。

孙中山的行踪,全被人暗中监视,如受雇于清驻英公使馆的英国私人侦探10月1日报告:孙中山“已于昨日中午12时在利物浦王子码头上岸”;“他坐的二等舱,上岸的时候,他带了一件行李,上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坐下午2点50分的快车上伦敦。但是他没有赶上火车。等到下午4点45分方才动身,于晚间9点50分到伦敦圣班克拉司车站。于是他从行李房里取出行李,雇了12616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旅馆”。

1896年10月11日上午10时半,孙中山走出旅馆,准备去康德黎家。这天正是星期日,旅馆附近较清静,行人稀疏。他顺着街道朝前走着,当他拐过一个路口时,一个中国人从身后赶来,用英语与他搭话。听说孙中山家住广东,那人又自称是同乡。孙中山未起疑,两人边走边谈。刚走出不远,又围上来两个人,也说自己是广东人。他们簇拥着孙中山朝前走着,而先到的那人则悄悄离去。

当走到一座楼房前面时,没等孙中山反应过来,就被左右两人推拥进去,随即大门就被紧紧关上。孙中山追忆:“当前门匆促关上,并随即上了闩时,我大为惊讶,突然我脑中一闪,这房子一定就是中国公使馆。房子里有几个穿官员制服的中国人,同时房子又那么宽敞,这足以说明问题”。孙中山正要发问,只见那两人已换了一副脸色,他们强行将孙中山关进了楼上的一个小间。原来,这里是清朝驻英使馆,孙中山被诱捕了!

孙中山被捕后,清朝政府驻英使馆以7000英镑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准备把他装在一个大木箱里,秘密押送回国。清驻英官员洋洋得意地对孙中山宣称:“我们并不打算按正式手续引渡你……一切准备停当,轮船已经预订好,你会从这里被押上船同时会堵塞住你的嘴,所以不会受到骚扰,并且你会被安置在船上十分严密的地方。在香港港口外有炮舰等着你,你被换到舰艇上后直接驶向广州,在那里,你将受到审讯并会被处决。”

虎口脱险

孙中山遭囚禁后,就想方设法寻找脱险的途径。他被关押的小间,窗户装有铁栅,门外加锁,又有专人日夜看守,单靠他自己显然无法脱身,唯一的办法是让友人尽快知道他现在的下落,设法营救。他几次将密信揉成一团用力扔出窗外,盼望有人拾起后帮他送出去,但每次都被看守发现。随即,窗户也被封闭。孙中山忆述:“他们用螺丝钉钉死了我的窗户,我和外面联系的唯一途径也没有了”。孙中山这时犹如一头误入陷阱的雄狮,心情异常烦躁。他很清楚,一旦自己被送回国内,必定会遭清朝政府杀害。对死亡,孙中山并不畏惧,他担忧的是所从事的救国大业。他苦苦思索着脱险的途径。终于,他想出了一个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办法。

10月16日,一位名叫科尔的英国工役走进小间清扫,孙中山以恳切的心情,向他低声简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将要面临的厄运,请求他帮助搭救自己。科尔答应考虑后再答复。孙中山的话打动了柯尔,他去找使馆的另一位英国女工商量。庆幸的是,那位女工也很同情孙中山的遭遇,认为科尔应该伸出手去相救。

10月18日,也就是孙中山被囚禁的第8天,科尔像往常一样走进孙中山的小间。临出门时,悄悄地把孙中山交给他的一张纸条揣进了衣兜。当天,科尔就把它送到了康德黎的手里。在他之前,那位英国女工已在17日晚上,将孙中山被关押的消息告诉了康德黎。康德黎闻讯后,当天晚上就去找了孟生,一起商量如何搭救。次日,又接到科尔送出的孙中山的亲笔求援信,两人即四处活动,设法营救。

康德黎和孟生先去了英国外交部,要求政府干预这桩公然违反英国法律及外交惯例的绑架案。他们又去了伦敦各报馆,请求舆论伸张正义。为了提防清朝驻英使馆秘密遣送孙中山回国,他们又出钱雇了2名私家侦探,在使馆门前日夜监视。他们还向清朝政府驻英使馆当面交涉,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清朝使馆却装聋作哑,矢口否认。如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所报道,英国当局一时“尚无法从清国使馆中营救出这位医生(孙中山),因为国际法有外交机构不受侵犯的规定”。于是,康德黎和孟生再次呼吁舆论的干预。

清朝使馆公然在伦敦街头将人非法绑架的行为,令英国朝野震惊。10月22日,英国政府照会清驻英公使馆释放孙中山;当天晚上,伦敦《环球报》以“可惊可叹之新闻”“革命家被诱于伦敦”“公使馆之拘囚”等为标题,报道了清朝驻英使馆绑架事件,并于次日重新刊发此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孙中山遭绑架的消息传出之后,英国舆论哗然,清朝使馆门前聚集了数百人,声援被囚禁的中国人。在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清朝使馆理屈词穷,无计可施,被迫同意释放孙中山。10月23日下午,孙中山终于获救。当他走出清朝使馆时,受到许多在门口围观的英国公众的热情问候。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应该抓住这次事件,扩大革命主张的宣传和影响。

扩大革命宣传

回到旅馆,孙中山顾不上休息,就向接踵而至的各路记者发表谈话,揭露清朝政府驻英使馆将他野蛮绑架和关押的经过,严厉抨击这种卑劣的行径。吴宗濂在《随轺笔记》中气急败坏地描述,孙中山脱险后,“致函日报,遍谢英廷、英报、英民,文过饰非,倾动众听”。连续几天,伦敦各报仍以较多篇幅报道了这次绑架事件的来龙去脉,继续引起各界广泛注意。此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多家报刊,以及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申报》等,也分别转载刊发了有关报道和评论。

孙中山脱险后致香港友人区凤墀叙述经过的信。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公众,也从这些报道里第一次读到孙中山的名字,知晓他所从事的反清革命活动。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大为扩大。而清朝政府则把自己推到了众人所指的狼狈境地,客观上扩大了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际影响,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897年3月23日,美国《纽约时报》就曾以“为新中国而呐喊的孙逸仙博士”为题,发表评论引述孙中山伦敦脱险后对清朝政府“极端暴政”的猛烈抨击:“对诸如地理学、法律、历史和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被全面禁止了,学生们被限定在仅仅比会话术好不了多少的知识,现在对权力的批评就是极大的叛逆罪。国家的税收则是委托给这样的人,即只要他能够上交给政府预期的数额,他就可以尽情地压榨人民并随意享有更多的财富。”该报认为,孙中山“这样一些发自内心的真诚呐喊”,“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才能,他通过唤起英国公众的同情而使他的政见能传播开来”。

为了进一步揭露清朝政府的丑恶面目,扩大反清革命的影响,争取各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脱险不久,就用英文撰写了《伦敦被难记》在英国出版,以后又被译成俄、日、中等国文字,在海内外流传。孙中山的名字和他的革命事业,因此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得到人们的尊敬。1897年初,他在与该书俄译者的谈话时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他充满信心地预言,革命必将成功,因为它代表了时代的要求,中国的“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有大多数的诚实的人们,准备着而且决心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证实了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孙中山伦敦脱险后,清朝政府并不死心,依旧雇人跟踪,寻找谋害孙中山的机会。据相关资料记载,1897年4月13日,密探报告:“13日星期二,11时30分,一位中国人(指孙中山)由一位英国人陪伴走进寓所。中午12时,三人一同出来,走进南安普敦楼伯克贝克银行,离开时该人将一些硬币放入钱包。他们在法院巷乘公共马车去芬加尔吉路车站,由此乘火车去特鲁波利。出站后,进入特鲁波利船坞,登上‘富士’舰,逗留了三个半小时。然后回到伦敦,三人抵达后即分手,返回寓所”。

又有文记载,7月1日,孙中山坐船由英国赴加拿大。清驻英公使馆特派三等书记官曾广铨和一名英国私人侦探跟踪登轮,同船而行。7月11日,孙中山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跟踪的密探报告:“‘努美丁’号船1897年7月11日到达蒙特利尔,我们派去的人监视该人。”孙中山的革命征程,依旧万分凶险!(戴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