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年超过有1000万学生高中毕业，他们会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上哪所大学。
但一个18岁的孩子对他们所穿的运动鞋品牌的了解，却远超他们一生中要度过200周时间和花费大量费用的学校。
主要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虽然学生可以提前参观学校，了解校园环境是否绿意盎然，建筑是否足够古老沧桑，图书馆是否要占座，但这些信息绝大多数是学校向他们展示的。
如果这个学校远在美国，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从未踏足过这个国家，加上语言差异，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但这正是美国34万名中国留学生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式竞争
在中国，从婴儿出生的那一天起，他或她就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竞赛。这一系列竞赛覆盖了他们人生的前18年，直到迎来最重要的一场竞赛——高考。
高考失败的代价是巨大的，这是绝大多数中国考生和家长的共识。所以放弃尽可能多的睡眠，放弃每一个无关的兴趣爱好，在高考面前都是合理的。
为什么中国学生为了一场考试而集体牺牲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称的“青春期”？
一个词：公平。贫穷农民的女儿和公司总裁的儿子将参加同样的考试，在同样的考场，同样的时间。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有钱有势的人通常都能找到更多的办法，海外教育机会让他们可以避开高考压力，选择另一条成长的路径。
大学的困境
74%的美国人就读于公立大学。虽然平均每年的大学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超过2万1千美元，但他们自己只需要承担其中的五分之一。大部分费用由州政府、联邦政府拨款支付，还有少量的地方政府拨款。
这意味着公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联邦和州政府的预算支持，而联邦和州政府又依赖于源源不断的税收收入。
正常情况下，尽管这个体系并不完美，但它还是可以维持运转。直到2008年开始经济衰退，人们失去了工作，政府失去了税收，大学也失去了资金。
不仅是资金减少了，而且大学在使用资金方面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钱更少了，要求却更多了。
大学要怎样摆脱自己在资金上的困境呢？
优秀的资本家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教育商品化。而且，他们把视线投向了遥远的海外，以寻找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
招收国际学生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但美国的大学很快就意识到，中国留学生在填补预算缺口上的潜力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高考的巨大压力，加上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让人们对海外文凭产生了永不满足的渴望。
如今，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是排名第二的印度的2.5倍，而印度的留学生人数是排名第三的韩国的2.7倍。
中国拥有世界18%的人口，但却拥有美国35%的国际学生。
庞大的需求一直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供给，美国大学只要愿意，他们能吸引到的中国学生数量几乎是没有上限的。
即使是小地方的一所像点样子的州立学校，也能从中获利，只要强调其美国地址，淡化偏远的事实。
但是，假设你是一个从未到过美国的中国学生，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对任何一个州或者一个城市的了解，你如何选择一所学校？
排名的诱惑
拿出手机，搜索“美国最好的大学”，点击第一个结果？毫无疑问，你将在第一时间看到一堆留学中介的广告。
当然不能这么轻率。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普遍渴望客观的答案，希望有什么东西可以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多数人会关心大学排名，比如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美国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等。
大学排名利用了家长和学生的焦虑，对中国学生来说更是如此。根据一项调查，他们最容易被学校的声誉所说服，排名显然是学校最显而易见的声誉。
不仅是学生和家长被排名吸引，学校也陷入排名无法自拔。
每增加一个国际学生，学校中国际学生的比例就会增加，这反过来也会提高学校的整体排名。同时，更高的排名又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选择该校。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国际学生就是故意放弃声望，从而放弃收入。这种不可抗拒的自我延续循环鼓励学校招收英语水平不高的学生，即便他们可能无法学有所成。
采取这一策略的学校往往有非常庞大的中国学生群体，这往往会导致校园中的“社会泡沫”。四年后，他们毕业时可能几乎没有当地的朋友，尽管他们来这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接触”当地人。
虽然国际学生比例只占QS排名公式的5%，但他们的实际贡献却要大很多倍。
很少有美国人会支付大学全部的公开学费。那些在自己州上大学的学生只支付大约一半的学费，甚至州外的学费也会被经济援助所抵消。
唯一支付全额学费的学生是国际学生。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支付额外的“费用”，比如学生宿舍的费用，以及购买看起来便宜的大学膳食计划。
有了这些额外的资金，学校可以通过花钱来提高排名，以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
2008年，美国贝勒大学为新生提供每年1000美元的资助，帮助他们重新参加SAT考试，平均提高了50分，从而间接带来排名的提升。
QS本身甚至提供付费咨询服务，让有迫切愿望提升排名又愿意支付费用的学校更好地掌握排名规则。
规则的囚笼
人们喜欢对事物进行排序，事实上，一个社区大学和哈佛大学之间确实存在不可否认的区别。那大学排名依据什么标准呢？
不同排名机构都有自己的排名规则，我们能想到的学生满意度、教学质量、毕业生就业率等都在其中，一些机构还把师生比例和学术引用量作为非常重要的指标。
在理想的情况下，大学通过招收国际学生的带来的额外收入被用来雇佣更多的教师，以增加其师生比例（占QS公式的20%），并用来吸引研究人员，以提高学校的学术引用数量（也占QS公式的20%）。
你可能认为这很正常。学校花钱提高质量，让学校变得更好不是很好吗？但是“质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师生比例只是告诉你一所学校的班级有多小，而不是教学有多好。
为什么很多班级的学生人数限制在19或20人？是因为U.S. News的排名规则主要统计20个人以下班级的数量。
这样一来，好的老师的课就不那么容易上到了。
如果优秀教师足够多，小班授课可能会有优势。但是，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好老师是多么的稀缺，所以太多的小班课必然导致多数学生选不到心仪老师的课。
平均每位教师的学术论文引用数量是一个更糟糕的质量评价指标。一所学校学术引用的数量几乎与本科教学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学校和老师花在研究上的时间越多，对教学的重视自然也就越少。
当人们回忆大学阶段时，会提到有趣的同学关系和一两门出类拔萃的课，但往往不记得他们学校的学术引用数量。
这些评价指标虽然看起来很没有道理，但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却不得不根据基于这些标准产生的排名来选择学校。
排名确实给那些愿意与规则共舞的学校带来巨大利益。比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排名大幅上升，就归功于学校鼓励教师研究而出现了论文发表热潮。
如果这些研究本身是有价值的还好，但很多论文只是为了发表而积极利用另外一些规则，并不在意研究本身。
QS公式的50%是声誉，而一所学校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排名。换句话说，排名衡量声誉，而声誉由排名决定。
有人将排名称为“哈佛测量器”，表示排名只是衡量一所学校与我们已经认定的最好学校之间的距离。任何不能让哈佛名列前茅的排名算法，都得从头再来。
一种衡量声誉的方式是通过在线调查，在调查中，受访者会得到免费的“赠品”作为奖励。
U.S. News让大学校长们给数百位竞争对手打分，那他们在这个调查中还能有多少客观性。
在一项研究中，普林斯顿大学商学院进入了前10名，实际上这所大学虽然有很强的商科但根本没有商学院，受调查人可能只是在随手填写。
与此同时，排名是动态的，这种可上可下的规则让更多学校不得持续应对。马来亚大学曾经解雇了管理团队，原因是该校在泰晤士报的排名因为一项指标的调整突然下降了80位。
排名波动是其商业模式的核心部分之一，因为它每年都会带来戏剧性的变化和巨大的宣传效应。
一所学校下降了10个名次和另一所学校又提升了5个名次，可能学校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但对于通过参考排名来选择学校的学生而言，很容易将之看作前者在走下坡路而后者正在飞速发展。
这造成了学校过于依赖排名而忘记了真正的职责。
就像你在外卖网站搜索到的排名领先的餐馆，不一定是其菜品为好，而是其对外卖平台的排名规则更加理解和遵从。
我们已经讨论过从这个系统中受益的学校。但每出现一所哈佛、南洋理工和普林斯顿排在最前面，就有其它几十所学校不得不屈从于排名规则努力追赶，甚至是不择手段。
排名公司毫不掩饰地威胁学校：要么给出我们要求的数据，要么你的排名将受到影响。例如U.S. News就给拒绝遵从这个游戏规则的学校打了低于平均的分数。
于是，所有人都在围绕排名规则忙碌。教授们为了保住饭碗会被引导发表无价值的论文，学生们会被欺骗，国际学生完全被剥削，管理人员也会被鼓励作弊。
这是一种心理金字塔骗局。即使你不相信排名，你也应该明智地表现得像你相信排名一样，因为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排名对其他人来说真的很重要。
最大的变数
但情况可能即将改变，而这一切的核心是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
这些年来，美国大学找到了一个看似无穷无尽的收入来源，并且欲罢不能。
当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有收获时，即使是最理性的渔夫也很难克制继续下网的欲望。而且，如果他不捕这些鱼，别人也会捕的。
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中国留学生贡献的收入，尽管他们意识到严重依赖单一市场的风险。
疫情不仅按下了暂停键，还带来了更多的影响。
当国家边界在2020年春季关闭，限制延伸到夏季时，大学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已经永久失去了收入模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国际学生人数的下降看起来并不是灾难性的。
现有的学生很可能无论如何都能完成学业，因为在中国，参加SAT而不是高考的决定是提前好几年做出的。所以美国学校仍然还有几年的时间，可以继续招收已经确定走这条道路的中国学生。
令人担忧的是，尽管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将恢复正常，但最大、最赚钱的学生来源国中国一定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疫情持续的时间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已经被国外大学录取的中国学生不得不申请延后入学，或是参加学校的网络课程。
学生们甚至自嘲，在拿到毕业文凭前，自己是否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校园。又或者毕业证书上会不会给打上“远程教育”字样。
对那些缴纳了高额学费，但孩子只能在国内熬夜上网课的家长来说，网课效果如何已经不重要了，他们甚至普遍接受这样的状态。
因为，对中国家庭而言，让孩子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疫情只是其中之一。
枪击事件、华人被歧视这样的报道很容易在中国的社会化媒体上引发热议。虽然国外媒体坚持这些只是个别情况，但对于中国家长而言，没人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那个哪怕是十万分之一。
比如芝加哥连续发生枪击事件，多名中国留学生被枪杀，让很多报考芝加哥大学被拒的家长反而暗自庆幸。
如今他们的择校的首要标准不是教学质量、职业前景，也不是学费和生活成本，而是“安全”。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更多的担心来自于即将为孩子作出路线选择的家长们。
如果一部分现在还能选择出国还是高考的中国家长希望还在还是留在国内，那一些学校最大的收入来源可能会突然消失，而联邦和州政府也无法承担巨额补贴，那这些学校将何去何从？
反过来，这又将进一步影响中国家长和学生的选择。因为一旦这些学校失去了发展潜力甚至无力维持，那些排名靠前的名校竞争将更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