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亚洲国家很早就开始通过协调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来压制疾病的传播。中国、韩国与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防疫成果也屡次得到世卫组织（WHO）的称赞。
鉴于欧美国家仍在控制疫情的攻坚战时期，当地时间4月3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组织来自亚洲主要国家的学者、官员以及医生，对各国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分享讨论。
在同日的WHO新闻发布会上，WHO专家也对意大利和美国死亡率明显高于亚洲、越来越多的年轻死亡病例以及是否该使用抗体血清检测的情况作出了说明。
韩国：治理能力、检测、追踪
在WHO3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由于感染病例骤增，总干事谭德塞称“韩国、意大利、伊朗和日本的疫情是我们最为关切的”。但在一个多月后，韩国的疫情增长曲线大幅放缓，每日新增病例数不足100人，总确诊人数下降至全球第15名。
首尔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前院长权顺万（Soonman Kwon）指出，韩国之所以大幅拉低了疫情曲线，主要得益于治理、大规模检测与追踪接触者三个方面的努力。
在治理方面，权顺万称，在大流行病蔓延的紧急情况下，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政府的透明度十分重要。更重要的，韩国在2015年面临过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疫情挑战，因此有过政策学习的体会。“在MERS时期，韩国是中东以外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自此，韩国政府认识到对此类卫生安全问题做好准备的重要性。” 他说。
权顺万介绍，在MERS后，韩国疾控中心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加强。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韩国卫生部高官会每天召开两次情况说明简报会，对哪个区域出现多少名患者做出非常详尽的报告。同时，韩国民众也像参加社会运动一样很好地遵循着卫生部门给出的建议，没有出现执行上的问题。权教授说：“公共场所都是带着口罩的人们，这就像一种社会压力，如果你不想在外出时戴口罩，你会感到其他人在盯着你。”
其次，权顺万表示，这种治理还伴随着非常快速、非常早期起步的大规模检测。“起初，有人质疑过这种大规模检测是否有必要，但事实证明，新冠病毒可以非常快地在人群中传染，而大规模检测是一种找出、隔离并给予病例治疗的最佳方法。” 他称。
权顺万介绍，“因此即使早在1月底，韩国仅有不到10名确诊病例的情况下，政府就与相关业界进行了交谈，并为生产测试盒进行了快速批准，正因为如此，韩国没有遇到任何在大量生产测试套件中的需求短缺问题”。
据第一财经记者查阅，截至4月3日零时，该国接受检测的人员数量已经超过41万，并仍在以每天超过8000人的增速上升。
最后，韩国至今没有出现疫情反扑的另一个积极因素是，政府对确诊病例的接触者进行了非常积极的追踪。“封锁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而另一个选项，就是进行非常广泛的追踪”，权顺万解释，“韩国是一个无现金的社会，人们甚至在购买星巴克的时候都在使用信用卡，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在使用信用卡乘坐交通工具。因此，我们可以很轻松地通过信用卡记录找到你去过的餐厅、商店，使用的运输工具”。
权顺万称，韩国民众对这种追查方式也几乎没有任何争议，这背后的原因，则是在五年前的MERS危机后，民众对于这种措施有着强烈的公共支持态度。
新加坡：根据风险按比例实施对策
在新加坡，新加坡卫生部传染病管理司司长李坚明（Vernon Lee）介绍，该国采取了一种“风险校对”的政策，即采取的措施与其面临的实际风险相称并成比例。他称，这其中有大量模型专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参与，以预测接下来的几周将会发生什么，从而采取最相应的措施。即在疫情的不同严重时期，采取不同量级的对措。
4月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过电视讲话宣布，将采取包括关闭学校、商业设施、减少人员流动等措施。李坚明对此解释，这是因为新加坡发现了更多集群式病例，并担心情况会进一步扩散。“我们仍将允许基本工作继续进行，同时鼓励企业在网上工作。” 李坚明表示，“我们会针对情况使用不同的政策。这是一场马拉松，我们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这是我们认为最为可持续的方式。”
“这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所谓医疗挤兑，也是想让社会和经济保持这种平衡。因为如果做得太少，该病毒将很快击败你。但如果做得太过，那么这种药方可能比病毒本身更致命。因此，我们致力于按比例并根据实际风险进行这种平衡。” 李坚明说。
李坚明还表示：“我们认为疫情可能会长期发展并成为所谓新常态，因此我们建议个人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并在不舒服的时候承担社会责任待在家里。这些是我们向公众发布的教育信息，以使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健康，并保护他人。”
WHO：谨慎使用抗体测试
在日内瓦当地时间4月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WHO紧急卫生事件项目执行主管瑞安（Michael Ryan）博士称，在不同国家死亡率不同，主要原因是社区中年龄分布的差异以及有些地区医疗系统过载两个因素。
瑞安表示，有些地区的人口中老年占有较高比例，由于该年龄组死亡率更高，导致这些地区总体病死率可能与其他地区并不相同。中老年人群的潜在健康状况也可能导致更糟的结果。另一方面，承受巨大压力的医疗系统会导致更多的医生和护士被病毒感染，从而殃及患者的治疗。
WHO新兴疾病部门负责人范科克霍夫(Maria Van Kerkhove)博士则指出，各地区根据流行病学的疫情传播情况，在找出病例方面所做的工作存在很大差异。在许多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的国家，他们会将重点放在先找出症状严重的病例上，因此没有将社区中的轻症或无症状的病例计算其中，因此这也可能导致更高的死亡率。
范科克霍夫进一步提出，重症监护病房（ICU）中的年龄特征也应该引起注意。她说，在ICU中，大多数重症患者往往年龄较大或患有潜在疾病，“但是我们在某些国家看到的是，有些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的人也在ICU死去。”
瑞安也补充说，在过去的5、6周内，意大利每6个死亡病例中就有1人低于60岁，在ICU中有10%-15%的病患小于50岁。这并不是疾病的传播发生了变化，而是由于病例的增长和临床数据的收集，我们开始看到这种疾病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有影响。
而对于目前不少国家决定启用的特异性抗体检测，范科克霍夫称，现在有大量的分子测试和血清学测试可供使用，其中一些已经在某些国家获得批准。目前，WHO正在与许多国家合作，以探讨血清学检测的使用，并评估该地区人群的抗体水平。
瑞安对此补充道，目前我们使用的PCR类型检测可以通过口鼻取样检测出病毒的存在，但血清学测试不是检测病毒的，而是测试人们对病毒的免疫反应。换言之，这种测试的目的是确认你是否近期或过去感染过某种传染性疾病。
“在使用这些测试时我们必须小心，它可能诊断出你曾经被感染过，但却不一定能被用于检测正在感染中的病例，或者你可能感染了该病毒却没有产生抗体的血清反应。所以，在使用这些测试时必须进行非常仔细的校准。” 瑞安称，“我们欢迎所有创新，我们需要全面的测试工具，但在推广时必须对其要达成的目的非常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