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镇海北部有一个叫龙山镇（现属慈溪市）的地方，因其濒临海边有一座伏龙山而得名。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叫山下村，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虞洽卿就生于此地。
虞洽卿出身贫困，1882年15岁开始就闯荡十里洋场大上海，一直到1945年病逝。在他60余年的商业生涯中，从颜料行学徒到外国洋行买办、从创办四明商业银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到拥有三家独资轮船公司，使他成为了巨商大贾和上海滩一大闻人。
他是“宁波帮”早期的典型代表和领袖人物，他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会长期间，主持兴建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大厦至今仍屹立于上海西藏路口（西藏中路原480号）。
虞洽卿是中国早期的著名航运实业家，是全国最早的船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建立了一支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船队，成为中国民族航运业的巨子。他曾说：“重庆民生公司、北方政记轮船公司、上海三北公司为中国三大民营航业。”
虞洽卿
逼迫英国船公司降价，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中艰难胜出
20世纪初，宁波与上海开埠通商的主要途径是海上运输。沪、甬线上的客货运输日趋繁忙。当时在这条航线上走的客货两用船，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北京轮”、法华合资的东方轮船公司的“立大轮”、清朝官商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江天”轮。
这三家公司，原来的统舱（轮船上最底层的大舱，容纳许多乘客的席地铺位）票价都是5角，后来看到购买统舱票的普通乘客越来越多，就不约而同地将票价涨到一元大洋。宁波乡人虽然对此怨声载道，但沪、甬航线由这三家垄断经营，去上海或回宁波，还是不得不乘他们的轮船。
虞洽卿曾以宁波旅沪同乡会名义，多次与各轮船公司交涉，要求降低统舱票价，可三家公司置之不理。他就下决心自办轮船公司。而且，他以商人的敏锐眼光看到了开辟这条航线的潜在商机，既能获利，还能获得更大的名声。
1908年5月，虞洽卿与严筱舫、傅筱庵、方舜年等人，以造福桑梓为口号，号召在沪甬人认股集资，每股5元。他自己认购了2000股。在沪甬商纷纷响应，半个月不到，就集资了28万元。尚需20多万元，由虞洽卿以荷兰银行经理（买办）的身份，向四明银行拆兑了15万元，严筱舫出资6万元，傅筱庵出资2万元。
公司取名为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担任总经理。随后，他向福建马尾船厂购置了1艘600吨位的客货两用船，取名为“宁绍轮”。不久又从中国商业轮船公司买进了“甬兴轮”。
宁绍轮旧照
1909年7月9日，宁绍轮和甬兴轮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首航，出售的统舱客票价为5角。引人注目的是，在宁绍轮上立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5个大字：“立永洋五角”。意思是统舱票价永不涨价，都是5角钱。
由于票价低，同时又是家乡人办的船公司，很快船票就卖完了，首航便客满。那天，太古公司的北京轮差点放了空船。
当年《申报》报道：1909年7月11日早上，宁绍轮抵达镇海口时，“炮台及水师兵轮放炮欢迎”，进口后，“镇海大道头、梅墟等处，均有各商界及学堂沿江升旗燃炮庆贺。”甬江北岸一带“参观者数万人。”当地的商会在江北岸码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号召家乡人乘坐家乡船。这样一来，太古等三家船公司的客源一下子锐减了下来。
为了对付宁绍公司，太古公司、东方公司联合起来，凭借雄厚的资本，故意亏本经营，将统舱票价从1元降至2角5分，并向乘客赠送毛巾、肥皂，意图以此压垮宁绍公司。
宁绍公司开办不久，资金有限，如果一样降低票价，无疑是做赔本生意。这样，宁绍公司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危机之中。
虞洽卿没有屈服，利用他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中的地位，积极宣传“爱国爱乡”，联络沪甬两地商人，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筹集了10多万元资金补贴宁绍公司。宁绍轮票价改为3角，由维持会补贴2角。他还取得了沪、甬两地的宁波厂商的有力支持，“相约报装宁绍轮始终不渝”，将海运货物交由宁绍轮承运。
宁绍公司有了各方支援，渡过了难关，而太古等外国公司眼看低价手段挤不垮对手，只好举手投降。数月后，不得不将统舱票价恢复到5角。宁绍公司是在海运航线上，敢于向外国轮船公司叫板，不畏垄断压力，并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轮船企业。
宁绍公司站稳了脚跟后，1914年又开辟了上海至汉口的航线。同时新购置了一艘客货船，以其为新宁绍轮，代替老宁绍轮，走沪甬线。老宁绍轮和甬兴轮改走汉口线。
宁绍轮船票
独资创办三家船公司，成为船王
1914年，虞洽卿由于甬兴轮事件，被撤销总经理职务，离开了宁绍公司。他决心全力经营自己的航运业。
首先，他将在1913年创办的"小三北轮船公司"更名为“三北轮埠公司”，资本从20万元增扩至100万元，并将总部从家乡移到上海；1917年，他又开设宁兴轮船公司；1918年，他变卖大量房地产，盘下英国资本鸿安轮船公司，成为华商全资的鸿安商轮公司。
同时，虞洽卿陆续在镇江、南京、汉口、重庆、福州、广州、天津等 2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公司或代理处。运输航线除上海至天津、大连、福州、广州等沿海以及长江航线外，还开辟了日本、新加坡、西贡等国际航线。
到1936年底，虞洽卿的三家独资船公司，总资本达到320万元，拥有江海船舶（包括驳船）82艘，总吨位9.1694万吨。船只总数比招商局多20艘；比总部在烟台的政记轮船公司多28艘，总吨位多2万余吨；比民生实业公司多7艘，总吨位多4万余吨。
虞洽卿曾说：“重庆民生公司、北方政记轮船公司、上海三北公司为中国三大民营船业。”他的三北公司，居民营轮船公司之首位。
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在当时成为最具竞争性的中国民营航运企业，可以这么说，他是全国最早的船王。
三北公司汉口分公司旧址
遭人非议的“米蛀虫大王”自有苦衷
抗战前，三北公司曾向挪威华伦洋行订购 8艘船，共2万多吨位。1938年虞洽卿向汇丰银行贷款付清全部船款。这8艘船挂起了挪威、巴拿马、意大利等外国旗，进出日军占领区港口，继续行驶于南洋、香港与上海"孤岛"之间的航线。
日军占领上海后，虞洽卿曾从西贡、仰光等地购进大量大米，通过自己的船运到“孤岛”销售，一方面大大缓解了“孤岛”居民的米荒问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孤岛”居民的生活必需，冲淡了市民断粮恐慌，平抑了米价暴涨，另一方面他也从中赚了约500万元的利润，以致他得到了“米蛀虫大王”的头衔。
遭人非议的虞洽卿，对此很有感慨地说：“上海已遭米荒，我在航运未受阻碍之时，大量运输大米，外界都以为我一心想牟利，实不知，一旦米源断绝，无论谁出高价，也买不到一粒米，我只不过有些先见罢了。我不运米，别人也会运米，运米赚钱，赚在我虞某手里，我会将十分之六的钱，还之于社会，如果别人赚了钱，能有几人用之于社会？”
他的话固然有自夸的成分，可从商人角度上说，经商赚钱，天经地义，前提是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当时，日军封锁了中国海面，上海租界当局的江海航运受到极大限制，工部局被迫停止运米。虞洽卿的船挂着“华伦洋行”的旗号，先后购运大米170多万包，在上海按市价的7折出售，并没有损害市民的利益。当然，他并非纯粹做善事。他进口大米可免进口税，出售的差额由“上海平粜会”贴补。
三北公司股票
坚持爱国立场，断然拒绝日军的合作要求
1938年8月 25日，日本海军特务部发函给虞洽卿，提出要虞洽卿经营的三北公司与当时日本在青岛的东海轮船有限公司合作，加入由日伪控制的船舶联合局，为“中日经济提携”效力。
当时，三北青岛分公司执事（经理）孙梁臣未经虞洽卿同意，擅自与东海轮船有限公司签订了中日合作议决书。虞洽卿在8月25日接到孙梁臣寄来的议决书及中日合同两份后，大为愤怒。复函中，虞洽卿明确说，“执事代表本公司签订契约，凭何立场？既无鄙人书面或口头之承诺，即使在青岛公司任中，亦无此项特权”，“本人并未签字，当然不能同意”，“故对寄来之契约等，鄙人完全不能承认”，“执事个人行为，与三北轮埠公司及鄙人无涉”。
9月3日，虞洽卿又分别致函日本海军特务部和东海轮船公司，明确指出：“孙梁臣君并无特权得以代表三北公司成立此项契约，鄙人既未同意于前，断无承认于后之理。”“三北轮埠公司与青岛东海轮船公司成立合作契约加入船舶联合局之事，本人并未同意。盖在此中日不幸事件（存）续中，按环境事实，殊难共同经营海运事业。”
作为三北公司的总经理，尽管其航运事业举步维艰，尽管日本海军特务部不断胁迫，虞洽卿在有关国家尊严、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取舍上，他还是果断地拒绝了日军的要求，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与历史的检验。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虞治卿的轮船公司遭受接踵而至的厄运。保存在长江轮船公司档案室里的，有一份抗战胜利后三北轮埠公司船舶存损记录，虞洽卿庞大的船队仅剩下32 艘，包括驳船14艘，总计才1.73万吨。员工643人，包括船上和地面全部人员。
虞洽卿的船队被敌炸沉5艘，计9452.13吨；被敌虏去27艘，计44780.57 吨；被敌炸伤5艘，计5860.30吨；被政府征用沉塞损失12艘，计16516.50吨；另装运公物牺牲6艘，计3665吨。
保存在虞洽卿故居里的三北公司招牌
1945年5月，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病逝于重庆，终年78岁。弥留之际，他嘱赠黄金千两给国家，以支持抗战。
客观上说，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中国民营轮船公司，成为反抗外国经济强权的本土力量，挑战了外国资本在中国航运业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表明，中国民族经济推动了中国航运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