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打造岛屿型离岸金融中心会是一个好的选择。澳门的业务范围应局限在专业化的资本服务方面，而不是建立全球性的离岸金融中心，也不需要提供全面的金融中介服务。从而与香港、深圳进行错位竞争
图源Pixabay
潘圆圆/文 王延春/编辑
提及中国澳门，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映就是博彩，或许还有旅游和美食。事实上澳门的经济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是一个快速的变化。变化首先来自内部： 2015年后澳门博彩业发展疲弱，持续多年的“博彩驱动型”增长黄金期已过巅峰，曾经被快速增长掩盖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明显。澳门正基于现状，培育和尝试新的发展方向。
另一个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澳门需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在一国两制安排下，澳门将如何发挥独特优势，对接这两大战略，提升自身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并服务国家所需？这意味着澳门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和潜力。
基于澳门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路径依赖、潜在的突破口，以及对中国经济趋势、澳门定位、周边区域约束等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服务中国资本双向流动有望成为澳门一个潜在增长点。
澳门的区域空间
如果说中国香港是公认的“东方之珠”，那么不妨将澳门视为璀璨的钻石，其辐射力和光芒北达中国内地，南至东盟各国。澳门背靠中国珠江三角洲，与多个沿珠江流域的内地省份及香港同属“泛珠三角”成员。这些成员中发达地区较多，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制造业基础强，这意味着澳门没必要建立完整的产业结构，而仅需借力内地的支撑来发挥自己的优势。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澳门的优势似乎都在于发展非常规性，无法普遍推广但又确实是不可或缺的行业。
澳门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东盟国家隔海相望，水陆交通便利，经贸往来频繁，文化传统有相通之处。另外，澳门与葡语国家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而葡语国家遍布欧洲、亚洲、非洲和南美。这都为中国在特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澳门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同样熠熠生辉地诠释了“小而美”的含义：仅仅30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有67万的人口，2018年人均GDP全球排名第三，澳门特区政府从博彩业获得的税收为1135亿澳门元，财政储备高达5052亿澳门元（2017年）。对于经济发展已经达到如此高水平的澳门来说，展望其未来道路，香港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参照系。
澳门与香港
在中国倚重出口的阶段，香港从事的贸易转运业务是整个加工贸易链条中利润最丰厚的一环。在过去近三十年中，香港在贸易转运中心的基础上，延伸发展了其他产业，形成了服务业占GDP绝对优势，金融业占服务业最大份额的局面，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支持了经济的增长。
时至今日，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仍然大量服务于地产业，这使得香港的金融服务业虽然相比中国内地其他城市仍具优势，但从中长期看已经出现了不容乐观的苗头，同时面临来自其他城市的挑战。另外，香港在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创新行业尚没有建立显著的优势。
2019年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努力促进香港与内地其他城市加强联系，并弥补香港产业结构方面的缺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香港是《纲要》潜在的最大受益方。
中国转向资本大国的过程中，香港发挥自身与英美法系国家制度接轨的优势，对自身在中国“走出去”中承担的角色还有待进一步明确，还需要为“中国和全球资本市场对接”提供高效的中介和增值服务。一个数据是：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香港并购的案例数量和金额占总量的比重在分别下降至14.8%和6%，而在2003年这两个数分别为41%和31%。
其原因在于，和货物的进出不同，资本的流动对中介所处的地理位置不那么敏感，更看重中介提供信息、降低融资成本和撮合交易的能力。香港目前为中国资本走出去提供的服务，包括尽职调查、税收和其他交易咨询，人力资本咨询、避税、风险评估等，可替代性高，还没有独到之处。中国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与发达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使得香港“优势”更加微弱。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税收安排还有待完善。香港成本居高不下、创新动力不足、社会分配不公、政局不稳等因素，也限制了香港服务内地资本的能力。
资本服务新定位
相比香港在中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过去数几十年中澳门的存在感要差很多。这固然因为澳门资源禀赋有限、经济规模较小，另一方面也由于澳门倚重“政策优势”，选择了“博彩业”这一较为特殊的产业。因此在提及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时，澳门是相对沉默的存在，更像一个折射中国经济增长的舞台。澳门的危机感也因此始终挥之不去：博彩业成也政策，败也政策：自由行政策，其他城市放开博彩业的可能性，国内反腐力度，都会影响澳门博彩业的经营状况，博彩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局面难以持续。
在经济上，中国最重要的转变是从贸易大国转向资本大国。过去三十年，中国通过对外贸易获得了资本，促进了经济增长，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现在作为对外净债权国，中国迫切需要将积累的资本进行对外投资和运营，获得高的投资回报。中国资本输出的方式也将从购买外国国债为主，转变为以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未来更多的证券投资。在这个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急需建立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平台。香港、澳门在发挥中国资本双向流动的平台作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现实优势。
在政策上，《纲要》将香港、澳门与内陆九个城市列为平等关系，港澳与内陆城市的互动和协调将更加市场化。港澳更需要将自己视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环，增加与周边城市的协调互动，共同参与全球竞争。
那么，在服务中国资本走出去方面，澳门是否有后来居上的机会？
从澳门的客观条件看，澳门为全球最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经济体系之一，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属于独立关税区，实行简单及低税率的税制，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澳门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往来，商业运作准则与国际惯例接轨，投资营商手续简便。1999年澳门颁布了《离岸法案》，法案在2000年正式实施。澳门在国际金融市场分类中早就被视为离岸金融市场。
从发展路径选择看，澳门区域相对狭小、土地的承载能力有限，决定了其核心产业不应该是农业、制造业这两类需要土地投入的行业，而应该集中在服务业。澳门资源较为短缺，禀赋不足，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澳门核心产业的选择应该是产业链中单位产出最高，附加值最大，利润率最高的环节。就行业性质而言，澳门不应该是提供普通的日常型消费的地方，而是提供非日常型高端服务和体验的区域。就目标客户而言，澳门需要考虑周边城市的特征，选择服务内地企业和个人的适当方式和细分市场。
在上面两个前提下，澳门打造岛屿型离岸金融中心会是一个好的选择，为澳门在与香港的竞争合作中后来居上提供了可能性。发展离岸金融业，澳门的优势在于金融业有一定基础；与葡语国家关系紧密，建立与西班牙语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联系较为容易，资金汇集能力强大，资金成本低。
优势二由于澳门面积不大，对中国整体来说风险可控；同时离岸金融业对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空间的要求相对较低，同时利润率较高，满足澳门的发展需求。
第三个优势是，离岸金融中心能为中国甚至全球资本提供避税、保密服务和政策优惠，可以用多种方式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复杂需求。在中国提高金融透明度、和其他国家实现税务信息共享的大趋势下，澳门建立离岸金融中心能为中国提供缓冲，正如美国的特拉华州和怀俄明州发挥的作用一样。具体业务上，澳门可以从投资中转、投资服务、资金筹措、财富管理及部分离岸金融服务起步，相机逐步扩展。
对中国内地来说，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和衡量，例如防控金融风险，甚至国家安全的需要，使得金融市场现有的一些创新，并没有办法在内地成为标准的流程，或被监管部门认可。而澳门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市场主体的国际化程度，监管的理念，都使得澳门资本市场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如果采取将创新主体交由市场，澳门监管部门事后认可的方式，将部分创新变成法律承认的规则和制度，能有效促进澳门金融业的发展，构建中国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节点。
但需要注意的是，澳门的业务范围应该局限在专业化的资本服务方面，而不是建立全球性的离岸金融中心，也不需要提供全面的金融中介服务，这能够形成与香港、深圳的错位竞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澳门城市大学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