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将近，旗王的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赶制国旗。 （南方周末记者 施璇/图）
2021年9月27日，“十一”国庆将近，不少人已归心似箭。但此时正是黄国兴最忙的时候。他是绍兴旗王工艺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旗王）董事长。
早上9点半不到，黄国兴的电话就响个不停，政府的、企业的、学校的，不断有人打来询问国旗的订单情况。电话间隙，黄国兴终于腾出时间招待面前的访客，来人是当地建设银行的一位副行长。
“我听说你们有买土地的需求，今天过来问问。”这位副行长说，前一天有银行职员和黄国兴共同参加了一个退役军人比赛，听闻旗王可能需要钱，他特地来看看怎么合作。
在绍兴柯桥区的旗王办公室里，各种规格的五星红旗随处可见。黄国兴大多数时候都只是憨笑着，招呼大家喝水、吃水果。
从7月份就进入的国庆准备期，旗王已经开始冲刺收尾。黄国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公司2021年国庆期间的国旗订单差不多有1000万面，全年销量预计在3000万面以上。“做各类标准国旗，我们的销量应该是全国最大的。”
“我们这行靠政策”
旗王成立于2009年，是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定点生产企业”，也是绍兴唯一一家国旗持证定点生产企业。旗王的诞生源于黄国兴转型期间的一次观察。
黄国兴生于“轻纺之都”绍兴柯桥，今年49岁，白衬衫整齐地扎进裤子里，走起路来步伐轻快，体态还保留着早年当过兵的痕迹。
1994年退伍后，黄国兴在服装厂打工近十年，几乎每一个岗位都做过。从工厂出来单干，他先后开过服装厂和家纺厂，不过都黄了。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国兴去台州探亲，发现海边的船上都挂着国旗。由于大风和海水腐蚀，那些国旗很容易坏，需要经常更换。于是，黄国兴发现国旗或许是个商机。
国旗不是谁都可以生产的，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特别的生产许可。根据1990年颁布的国旗法，国旗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企业制作。在绍兴，当时并没有持证企业，大部分工厂各类旗帜都会制造。
黄国兴想拿下这个许可。从2010年底开始，经过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层层申报和各类机构的审查，一年后的2011年11月1日，他终于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拿到了国旗生产许可。他心里盘算，政府可能还是看中了他党员加退伍军人的背景。
眼下，在旗王的办公室里，显眼位置摆放着那张省政府颁发的黄铜底色的“国旗定点生产企业”牌照。
“我们这行靠政策。”黄国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做的旗子是有政治性的，质量就是生命，不能出错。”
2015年，黄国兴作为企业家代表，受邀出席了中国经济联络中心和马来西亚华人公会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中国—马来西亚工商界对话”，这是黄国兴的高光时刻。说起来，他语气中还是有藏不住的骄傲，“我最小啦，人家都是央企、中字头的企业。”
201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那一年国旗需求量非常大，整个行业都很繁荣。”黄国兴说，得力、晨光等多个大型文具企业同时找到旗王，寻求合作。
一般来说，国旗制造行业“逢五逢十”、各类纪念日和各种重大赛事时，生意最火。
《绍兴晚报》2019年报道，旗王在国庆节的订单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订单从2019年年底就没断过，各种规格的国旗一直供不应求。2019年之后，旗王销量持续上升，越来越多客户上门。
目前，旗王有三家授权代工厂负责布料、印刷等工作，都在浙江。所有的产品最后都要拿回柯桥区的旗王厂区打包发货。旗王的销售经理吴超称，这是为了统一的质量把控。
根据《钱江晚报》，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旗王的订单量在5月就已达到2020年订单量的67%左右。
吴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旗王的销售网络已经覆盖到中国的每一个地级市。”他非常忙碌，在两个手机间切来换去。“前天有个吉林客户，一家就订了四万多面。”话音未落，又有电话进来。一个早上，吴超就接了十几家订单。
他旁边坐着的老板娘（黄国兴的太太）也一直在通话中，一会普通话，一会浙江方言。仔细一看，手旁还放着两部手机。采访只能在一通通电话间插空进行。
和订单同时来的还有媒体的关注。“你看，这是绍兴电视台昨天来拍的。”在厂房里，吴超拿出手机，兴奋地给南方周末记者播放视频。轰隆隆的机器声中，很难听见什么，只能看到屏幕中主播的嘴巴一张一合。
旗王公司位于绍兴柯桥区大西庄村，门口悬挂着“百年旗王，万年中华”的标语。 （南方周末记者 施璇/图）
“国庆的订单都做不完，没有精力做别的了”
虽然五星红旗和共和国同期诞生，但直到1990年，国旗的制造和销售都没有相关规范，谁都可以任意生产、买卖。
1990年6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该法自当年10月1日起实行，只对国旗的悬挂场所、时间、位置及升降等进行了规定。
赵新风是中国国旗网的创办人，也是中国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第一任班长。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北京相关部门曾对市场上的国旗做过调查，质量、颜色、规格都不统一。“说是五星红旗，有的红甚至偏粉了，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
1991年，在时任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院士的主持下，GB12982-1991《国旗》和GB12983-1991《国旗颜色标准样品》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出台，国旗的星角布局、尺寸材质等至此才得到规范。
1990年国旗法第四条规定，“国旗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企业制作。”这表示想要生产国旗，必须先向省级政府申请许可。
“当时授权卡得还是比较严格。”赵新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期国家指定的国旗生产企业主要是国营厂、集体企业和有印染及加工能力的老工厂。
北京京工红旗厂就是其中之一。该厂是北京市政府指定的唯一一家国旗定点生产企业，曾隶属于国资委纺织局。2016年，厂长白志跃在《博客天下》的采访中表示，成本提高、利润变薄，京工红旗厂自2012年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其面临的经营困境是国有企业的普遍情况。
2021年9月底，京工红旗厂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厂目前还未复工，“主要服务外事活动，现在没活儿。”
网传目前有国旗指定生产牌照的企业有12家，但没有公开信息统计、公示它们，南方周末记者逐一查找后发现，仅有3家可查到省政府颁发的牌照照片。
这12家企业大多成立于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之初，浙江省最为集中，聚集了5家企业。从经营情况来看，12家企业中有5家在近几年都没有明显的营业状态。
上海唯一一家国旗指定生产厂家上海茂丰旗篷厂，成立于1998年。其工作人员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说2021年国旗需求量不大，“我们最近只有晚上开工”。
赵新风说，像京工红旗厂这类工厂主要以党政机关为目标，产品比较专一。江浙一带的旗帜厂经营范围更多样。
旗王虽然主营中国国旗，但也做各国国旗和其他旗帜。“美国、马来西亚、巴西、新加坡是我们常年都会接到的订单。之前有一大半都是外贸单。”吴超对南方周末记者算着，“2020年在抖音上就接了马来西亚两百多万面旗帜的订单。”
旗王曾拿下2014年巴西世界杯5000万面旗帜的大单，2018年也为俄罗斯世界杯提供了200万面旗帜。不过，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之后，旗王就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国旗上。吴超说，“国庆的订单都做不完，没有精力做别的了。”
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竞争压力的加剧。在制作各国国旗的外贸市场里，越来越多的义乌厂家成为旗王的竞争对手，但他们却做不了正规的中国国旗。既然如此，旗王不如退守。
“国旗这么神圣”
“国旗每一点都有讲究。”吴超拿起一面国旗，指着车缝线说，“我们的针脚密度要求每厘米三四针，市场上不合规的一厘米只下一针。”
黄国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没有拿到生产许可证的厂家的产品，不仅质量存在问题，也扰乱了国旗市场，不过这几年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了监管。
2008年7月《法制日报》报道，当年北京沿街叫卖的国旗多产自河北农村，在河北藁城梅花镇屯头村有不下二十家不正规的国旗生产小作坊。而当时河北唯一一家政府指定的国旗生产厂就处于那些家庭作坊的包围中。
赵新风创办的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负责各类升旗仪式的培训和国旗知识的宣传宣教活动。在全国各地的活动中，赵新风观察到，“问题国旗最突出的一点，是星角不对。大小、位置都会出错。”
黄国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家一面旗子六七块的成本，出厂价八九块很正常。卖到三四块的产品肯定有问题。”
2021年1月1日，新修正的国旗法实行，修正了原来的第四条“国旗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企业制作”。新增第二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国旗的制作和销售实施监督管理。”
赵新风表示，他希望各级政府部门在监督国旗制作时，要切实负起监管责任，确保每一面国旗都符合国标要求。
从事国旗生产的十年，国旗已经成为了黄国兴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的手机桌面都是国徽样子。“向前，向前，向前！”黄国兴的手机又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打破了原有的谈话氛围。
从黄国兴的办公室出门左转，便是旗王的厂房。铺天盖地都是红色的五星红旗，就连职员的工服也是红色的。淹没在红色的国旗堆里，一时间很难分清人和旗。就是蓝色的秋冬工服，右边袖子上也贴有一面小小的国旗。
黄国兴说，这都是他专门安排的。公司团建也要去红色教育基地，上一回是千岛湖，2021年因为疫情等原因暂时搁置了。他的黑色奔驰车上，也放着红旗小摆件。
黄国兴生在柯桥大西庄村，旗王也在这里安家。忙的时候，周围村民都是他的帮手。“包装一面国旗，1.2元，就当赚点零花钱。”村民在家里包装旗子，最多时能有一百多个人。
“国旗这么神圣。”这是黄国兴最常重复的话。
南方周末记者 施璇 南方周末实习生 金梦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