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等到真正的战斗打响后，英军部队为了建立防线，不得不进行了一连串的努力，但均以失败而告终。12月11日，在日得拉，英军设在公路上的第一处路障，被日军坦克部队轻而易举地扫到一边。在此情况下，英军下令开始全面后撤，却导致部队迅速陷入混乱状态，许多人在丛林中迷了路。
接下来，基于同样的原因，英军试图阻击对手向霹雳河推进的努力再次宣告失败。当时，英军守备部队曾打算在金宝小镇建立起一处阻击点。经过浴血奋战，他们终于创立了一处坚固支撑点，没想到日军却利用缴获的小筏子渡河成功，迂回到英军防线的后方，从侧翼包围了英军部队。当时，日军部队双管齐下，同时向东西海岸推进。
12月23日，波纳尔中将赶到，从空军元帅布鲁克-波帕姆手里接过指挥权，担任远东英军总司令。他决定实施一项新的作战计划，此时，位于斯林河上的另外一处支撑点距离吉隆坡以北还有一段距离。这一次，日本人选择了从丛林中穿越，他们发现了一条废弃的丛林小道，于是沿着这条小路前进，成功绕过了英军守备部队层层设防的大路，于1月8日对驻守麻坡河桥的英军部队发起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
另一次指挥权交接发生在1942年1月10日，韦维尔上将出任英军最高司令官，随即对战略进行了调整。英军部队所采用的边打边撤的战术收效甚微，甚至为此遭受了巨大的伤亡。截至此时，英军从马来亚中部撤出，吉隆坡于1月11日被日军占领。在此情况下，英军在麻坡河上构筑起一道新的防线，并由来自新加坡的英军防守。然而，日本人再次迂回到英军防线后方，在巴株巴辖登陆，切断了驻守防线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的退路。英军试图在柔佛拦阻日军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到了1月31日，剩余的大英帝国军队不得不退回新加坡。
随着马来亚战场的溃败，撤退到新加坡的英军部队越来越多，这使得防守新加坡的守军一时之间剧增到了85000人，其中不少于70000人属于作战部队人员。
然而，鉴于武器装备过于落后，地面部队人数再多，也无法避免一个显而易见的失败结局。当时，英国政府甚至向新加坡派出了增援部队，其中一些人还是敦刻尔克撤退下来的老兵，但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为了取悦澳大利亚政府，使他们确信英国政府将会履行其在战前所做的承诺，绝不会轻易放弃新加坡。
这时候，驻守新加坡的部队并没有配备任何空中兵力，他们的15英寸火炮尽管能够击中日军舰船，但由于炮弹的穿甲能力低下，无法对于日军部队造成严重杀伤。而爆碎弹虽然能够造成一定杀伤，但数量却不多。另外，这些火炮主要用来击败来犯之敌，对战列舰和巡洋舰实施攻击，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其他作战预案。
防守新加坡岛的关键在于连接其与马来西亚的堤道，日本人先是使用飞机和重型火炮对堤道进行狂轰滥炸，摧毁守备部队的抵抗意志，而后派出13000名突击部队沿着8英里长的河滩地带发起攻击。
在此情况下，防守堤道的英军部队开始向新加坡城后撤，以防遭到日军的迂回包抄。在此情况下，通往新加坡的主要通道豁然大开，日军登陆部队趁势上岸，很快聚集起30000名的兵力。在此情况下，英军不得不放弃此前的防线，丢弃了不计其数的补给物资。
如今，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还没等到日本人对新加坡实施围城作战，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已经认识到守军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他甚至将新加坡称为“赤裸的岛屿”，并向他的战地指挥官帕西瓦尔将军发出了一道相互矛盾的指令，要他不但采取“焦土抵抗”政策，还要严防死守到最后时刻。然而，当帕西瓦尔巧妙地提出，自己要么选择焦土抵抗，要么选择与新加坡共存亡，只能执行其中之一的政策时，丘吉尔收回了成命。
随着形势愈发明朗，新加坡已经无法防守，在此情况下，丘吉尔再次改变了主意，他提议放弃这座岛屿，守军撤退到其他地方继续作战。其实，就连丘吉尔本人也将自己的想法视为一个“丑陋的决定”。
当时，驻伦敦的澳大利亚特使获悉丘吉尔的提议后，随即向堪培拉做了汇报。丘吉尔与澳大利亚总理的关系原本就很紧张，这一次，他接到了来自堪培拉政府的电报，约翰·科廷在电报中将从新加坡撤退的做法斥之为“不可饶恕的背叛”。别无选择，只有继续战斗。
接下来，驻守新加坡的英军部队进行了坚持守城的努力，但没有坚持太久就崩溃了，因为城里水资源短缺。2月15日，帕西瓦尔将军率领130000名英军部队向日军指挥官山下将军投降。截至此时，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最终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因为无论驻守这座孤城的兵力有多么庞大，但它能否坚持下去，充分的水源和来自马来西亚的粮食补给必不可少。当时，在日本人不但控制了海洋，而且控制了天空的情况下，要想对这座城市进行物资再补给，简直难如登天。
在马来亚陷落后，紧接着就是新加坡，日本人以不到10000人的代价，就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取得了一个非常牢固的优势地位，并为向新几内亚和缅甸发起进攻铺平了道路。除了澳大利亚，日本人还企图将印度划入其梦想的大帝国版图之中，全然不顾此举将使其军队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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