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那边 章山 何平 高雷 丁雨晴】“美国社会冲突的核心是千禧一代对美国式资本主义共识的拒绝。”《华尔街日报》曾做过这样的评论。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也曾这样描述美国国内的一大群中青年“失意者”：“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年至1996年……他们经历过2001年‘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带来的精神创伤，又目睹了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美国舆论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显得格外多。在总人口3.3亿的美国， 千禧一代有8000多万。相比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和之后的“X世代”，美国千禧一代——80后、90后享受了更多科技和便利，但生活压力也更大，而且被悲观者看成是“最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又最无能为力的一代”。
被亏欠的美国80后、90后要革命？
《华盛顿邮报》近日刊文称，千禧一代是美国历史上“最不走运的一代人”，他们已遭遇最严峻的经济状况，且许多人永远不会再好转。就在刚进入其黄金工作年龄阶段后，他们就遭到大衰退的“碾压”——最大的千禧一代正在接近40岁，而最年轻的大约二十五六岁。今年3月和4月，美国千禧一代的就业人数骤跌16%，跌幅高于X世代（12%）和婴儿潮一代（13%）。2019年，千禧一代超过X世代成为美国全职劳动人口中人数最多的一代人，但疫情危机使他们遭受严重打击。美利坚大学经济学家格雷·金拉夫表示：“像我这样年龄最大的千禧一代，经历‘9·11’恐怖袭击，然后在金融危机引发的萧条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代人，在毕业后难以在就业复苏过程中找到工作，然后又接连遭受萧条的重创。”
近日，美国彭博社刊登的一篇关于“千禧一代与社会主义”的文章，又在美国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文章作者宣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造成死亡的多为老年人，但从经济层面，受损严重的美国80后和90后正快速地倒向社会主义”，因此提出“50后和60后们，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来革你们的命”。文章提到，与早就安享晚年的30后、40后以及正在开始享受退休生活的50后、60后、乃至凭借着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互联网革命，已“业有所成”的70后不同，大多数80后和90后实在是被时代“亏欠”的一代人。这代人的焦虑很多，如要支撑50后和60后的退休金，又要无奈面对被“前辈们”炒高的房价。
在该文作者看来，对现实生活不满的美国80后和90后越来越青睐“社会主义”，开始在政治上转“左”，希望用“社会主义”来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却被一些“左派民粹分子”忽悠，把“给富人加税”和“限制房租”等措施当成是“社会主义”。作者最后的建议是：美国所有世代的人群就应该以“自由主义”为纲领，给年轻人提出一个更公平的方案。这番言论让不少千禧一代网民感到不快。有的网民留言说，文章前半部分确实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可文章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根本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他们陷入困境恰恰就是自由主义害的，所以应该去寻找新的出路，而不是还想着“用自由主义去挽救自由主义”。有人还称现在美国的情况就是“握有巨大财富的1%的人在剥夺其他人的发展前景”。有人干脆还给“社会主义”打起广告，称社会主义能带来公平的机会，带来公平的医保，还能降低犯罪率……所以，人们不应害怕社会主义，而应该尝试“社会主义”。
有人还具体提到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强调“通过一个强力且独立于财阀影响的政府来平衡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限制其掠夺性，一方面给人们创造更多平等的发展机会”。很快，又有网民表示，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并称北欧国家推行的制度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支撑，其次是针对中产阶层的高税负……。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属于千禧一代、30岁的纽约州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大·科特兹曾表示过，过去四十年来美国贫富差距加剧，阶层固化日益严重。
新加坡前驻美大使陈庆珠近日在《海峡时报》网站撰文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资本主义举步维艰。在美国，有些人谈论回归社会主义，但总体而言30岁和30岁以上的美国人还是完全支持资本主义——坦率地说，没有多少美国人理解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曾任小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伦·哈伯德近日也在《经济学人》周刊撰文说，“美国需要修正主义以拯救资本主义”。他给出的“药方”是：出台为人们提供更多机会和增加社会保险的政策。
比父母穷的第一代美国人？
“悲惨和迷失的千禧一代根本负担不起美国梦！他们并未像其前几代人一样积攒房贷债务，反而在学生贷款和消费方面债台高筑。”美国《星条旗报》6月28日以此为题刊文称，截至2019年，千禧一代现在仅拥有美国5%的住宅，相比之下，上一代人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拥房比例为15%。美国媒体对千禧一代的关注格外多。《大西洋月刊》今年4月形容千禧一代是“迷失的一代”，“将成为美国现代历史中第一代比父母穷的美国人”，并提到“他们中很多人在酒吧、餐厅工作，还有一大部分人从事零售业”。美国商业内幕网今年2月的数据显示，现在美国千禧一代比婴儿潮一代的收入低20%，尽管70%的美国千禧一代开设储蓄账户，但大部分（58%）的账面余额不足5000美元。美林财富管理近期的报告显示，六成千禧一代将“财务成功”定义为“不负债”。
美国2018年的“国家金融安全指数”显示，在21岁至37岁的美国人中，半数以上（53%）从21岁起开始接受父母接济，约37%的千禧一代每月都收到来自父母的钱，59%每年收到几次。许多人将此用于基本生活需求，例如手机费、日用杂货、天然气、医保和房租等。如今在美国的生育成本超过以往任何年代，经济压力已成为美国千禧一代不想生育或减少生育的最主要原因。高中就去美国纽约州读书、现正读大学的何同学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一位美国高中同学的哥哥就是千禧一代，堪萨斯大学毕业之后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家乡——小城海斯市，找了一家小石油公司工作，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住房。”何同学高中曾寄宿的美国家庭在当地生活水平算是中上，男主人在州税务局工作，女主人在中学任教，家中有两子一女。大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后，现在住在月租金1500美元的公寓中。
由于美国千禧一代是在经济低迷时期开始职业生涯的，一些人已意识到大学学位不再意味着工作保障。尽管如此，总部设在伦敦的人力资源及顾问咨询公司华德士集团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他们不满足于一直待在同样的岗位上，9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获得晋升的机会。相比于60后、70后，千禧一代更懂得家庭的重要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赴美留学、就业和定居的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他所处的金融圈中，接触的千禧一代基本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美国算是“混”得不错的，但如果和婴儿潮一代和X世代比较，还是能看出他们的几大不同之处。一是在鼓励借贷消费的美国，这几个白领都很喜欢存钱，然后拿出部分财富投资股市。据《华尔街日报》7月31日报道，美国储蓄率已达到25.7%，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二是节约的消费观。章先生说，他的几个千禧一代同事，没有一个到郊区买大房子。大部人买公寓，联排别墅或租房。虽然他们收入处于美国民众的中上水平，但基本上开的还是丰田等日系车，且多数人家里只有一辆汽车。有一个同事家里甚至没有汽车，完全依靠公共交通工具。而他们的父辈，年轻时都是热衷买名牌轿车、敞篷车或豪华SUV。三是工作认真、勤奋，有的还能吃苦，一年四季骑自行车上下班，而芝加哥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在章先生看来，金融圈白领的工作态度或许是美国千禧一代应具备的。
章先生有时候和美国80后、90后在酒吧聊天，他们中有的会提到自己的父母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失业、大房子被银行法拍，全家人只好搬到小公寓。有的说，没想到毕业后会面临失业潮。有个曾做过酒保的年轻人自嘲说：“千禧一代算是美国在二战后第一代有过苦日子经历的。我学的热门专业——统计专业，但2010年毕业时没找到工作，只好住在父母家的地下室，这让我不愿意超前消费。”
想要社会公平，又有“免责”心态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劳赫去年在一篇对比千禧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的文章中写道：“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对政党的依附感较低，宗教信仰程度也较低，从年龄分层对现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上看，千禧一代也最不青睐他。”劳赫认为，由于千禧一代的种族多元化和左倾观点，他们拥有足以重塑美国政治格局的选民规模，但现实是，只有约一半的千禧一代愿意费力去投票，这意味着千禧一代在选民中的占比很快将超过婴儿潮一代，但他们的影响力还远远落后。
据在美国金融圈工作的章先生介绍，在美国企业里，大家一般都会讳谈政治、制度等话题，但他在和美国千禧一代的交流中，还是能感觉到他们比较倾向于社会公平，而不是资本控制，富豪不是他们的偶像，甚至对现任总统也多有嘲笑。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刚到美国时普通高校一个学分100美元，现在至少要1000美元，而美国人的工资绝对没有长十倍。”在美国密歇根州一所高校教授语言学近20年的中国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很多美国大学毕业生还没找到工作，身上就已背了几万美元的学生贷款。由于高等教育费用上升，美国学生贷款债务已达历史新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增长一倍多。2018年千禧一代应届毕业生的人均学生贷款债务为2.98万美元。
据这位中国学者介绍，在“车城”底特律，由于经济结构转型，传统的制造业日益衰败，千禧一代再不能像他们的祖辈或父辈一样，中学毕业就可以成为一名汽车工人，过起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要重新探索新的就业渠道，这可能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他表示：“我曾一直以为美国千禧一代是被宠坏、我行我素的一代，现在才渐渐明白，其实他们由于内外因素影响，活得也相当不容易。但不能否认，他们中一些人身上还具备美国人特有的创新精神，他们掌握技术，视野广阔……”
这位中国学者表示，在他的学生中，赶上网络时代的美国90后看上去不再喜欢花时间记东西，更不愿意被说教。该学者认为，美国千禧一代的不满情绪确实在增加，但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还不是太高。2016年大选时，他曾问一位当时上大三的女学生“为什么有很多美国大学生不去投票”，对方的回答是：“我不投票就不会对不令我满意的选举结果感到内疚。”类似“免责”的心态，或许正体现出美国千禧一代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