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去“打卡”么？
文 、图 | 苏璇 陈佩宜编辑 | 盛倩玉
上午九点半，沙头角中英街的关口刚开放了半小时，游客、村民和水货客们稀稀拉拉地排着队入关。
拿着在办证中心领取到的《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通行证》，通过系列海关检查，算是真正进入了由深港两地共同管辖的中英街。
一些前来购物的人，拉着装满物品的小推车；也有游客拿着手机，为站在界碑旁的家人拍照留念。
这条不到500米长的小街两侧分布着数家商铺，以经营日用百货、食品和药品为主。1985年前后，内地游客被允许进入中英街购物消费，创造了不少“辉煌成绩”。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资料显示，仅1988年5月至10月，中英街黄金装饰品的销售量就达到5吨，金额达6.5亿元。面积仅0.17平方公里的街道，高峰时期一天内涌入游客超过10万人次。
边沿小村“转型”：农民洗脚上田，渔民收网上岸
沙栏吓村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内，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它和香港新界北接壤，后来形成了一条举世瞩目的“中英街”。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民世代以捕鱼为生。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沙栏吓村不仅自古是通往内陆的盐运古道，还在历史演变中成为文化汇集的窗口。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仅让渔民得以生存，更让他们获得额外优待。
沙栏吓村村长吴天其回忆起50多年以前的事情：“我们沙头角这个地方是面向香港、面向外部的，在当时作为社会主义的窗口受到政府不少照顾。”政府无偿贷款、出钱建造渔船等措施都让当时村民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和内地村落比起来，边防地区村民生活质量算不错，但与香港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当时与韩国，台湾，新加坡并称亚洲四小龙。
然而说起内地，吴天其则记得有“做36，不做36”的说法。“在那个时候做一个月就只有36块钱，但香港那边已经发展得很快了，月收入有一两千。”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记载的资料也印证了这一说法，1977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270元人民币，而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却达到了6000元港币（约2400元人民币），相差近10倍。
两地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再加上渔业收入不佳，让村民们决心另辟赚钱道路。1980年，深圳被确立为经济特区，沙头角镇启动城市化建设，在政府的扶持下，沙栏吓村引进香港一家牛皮加工厂。
由村里生产队出地、出人，港方出钱、出技术，独特的位置优势使香港的原料货物可以直接运输过来，加工后的成品又装车运走。
开办起来的加工厂解决了村民的生活出路和就业问题，每月工资也能有几百块钱。吴天其回忆起当时“农民洗脚上田，渔民收网上岸”，仿佛还是昨天的景象。
事实上，牛皮加工厂此后因为排放污水污染水源，没两年时间就关停了，但此时的村民们已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势头也必将越来越猛。
村民靠“带货”赚钱，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深圳经济特区刚建立的后五年，正是改革开放浪潮最盛之时。当时中英街的出入管制还较为严格，但沙栏吓村的村民可以凭居民证进出中英街。
不少村民在五年间因为这一优势，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他们购买香港店铺里的货物，再带到桥头去卖，从中赚取差价。
吴天其解释说，当时大家都不种田不打鱼了，主要就靠带货赚钱，“我卖一块大香皂就可以赚十块钱，卖两家有二十块钱，就是这样赚到一桶金。”
《深圳市盐田区志》记载，沙头角地区一直存在小额贸易活动。1979年，中共深圳市委下发《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允许沿边社队向香港出口农副产品和水产品，并用所得外汇的40%进口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1980年，吴天其还学习驾驶并取得牌照，此后他开一辆从香港引进的14座中巴，在中英街关口外拉客人和他们带的货，送到横岗、坪山、葵涌等地，每天能赚几百块，多的时候甚至达上千块。
1983年，有关开放中英街的协议签订后，中英街开始有限制地向内地游客开放，内地游客被允许进入中英街购物。往内地带货的买卖越发不好做，村民转头又热火朝天地开展往香港的蔬菜贸易。
村里没有田地种蔬菜，就到临近的南塘市场收购高质量的蔬菜，再挑到香港去卖，“2块钱的青菜，在香港能卖到5、6块。”
1984年，吴天其也随大流做起了把深圳的蔬菜批发到香港的生意，他每天凌晨1点钟起床，把头一天采购来的蔬菜运到新界北区的农贸批发市场卖。最开始是用手推车，后来改为汽车拉。
他记得，最顶峰的时候，全村仅有的三百多人，竟有35户人家从事蔬菜贸易。
250米长的小街，曾每天挤进好几万的游客
开放后的中英街，有大量的资金和游客涌入。回忆起以往繁荣的景象，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原馆长孙霄表示，深圳经济特区设立后，中英街因为毗邻香港又有免税政策，街上商品从香皂、尼龙塑料到黄金珠宝无所不有，250米长的小街，每天都要挤进好几万人次的游客。
琳琅满目的港货、相对优惠的价格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中英街曾一跃成为全国著名的“购物天堂”。那时的中英街，影响着深圳乃至整个大陆的生活方式。
就有人记得，当全国人民还穿着整齐的灰蓝二色衣服的时候，中英街已经出现了如尼龙布、花布的兜售。有钱人喜欢去那里买洋服装，尽管很多牌子都叫不上名字，穿起来不太合身，但那些见所未见的套头针织衫和西装，俨然打开了人们审美的新视角。
那时候在中英街头，总能看到穿着大垫肩西装的老板，手拿大哥大，腰别“BB机”，走起路来十分威风。
而在多数深圳人的儿时记忆中，中英街更是一个逢年过节扫货的“天堂”。 进口的零食水果，都是“稀罕货”，比如嘉顿饼干、蓝罐曲奇、维他柠檬茶、香港公仔面……
吴天其认为，中英街最繁华的时期就是九十年代初。巅峰时期，中英街曾创下日接待游客近10万人的记录。
面对如此繁荣的情况，1989年，吴天其也在中英街开了家“其记”杂货铺。与香港一侧店铺申请商业牌照不同，当时国家发展集体经济，中英街深圳一侧的商店是国营的，像吴天其这样的个体户如果想自己开店，只能靠租公家集体的牌照来经营，每月按时付租金。
当时，吴天其租了果菜公司的牌照开起了自家的杂货铺，每月要付一万元的租金，但因游客众多，其记的生意非常好。
“购物天堂”日渐褪色，你会去“打卡”么？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中英街摆脱了两国管辖的困局，在“一国两制”构架下形成了“一街两制”新格局。
2003年7月，国务院开放内地居民赴香港旅游“自由行”，内地消费者可以体验真正意义的“购物天堂”。
与此同时，随着内地商业日趋繁荣，中国民众购买海外商品渠道的增多，中英街“购物天堂”的形象也在逐渐褪色。
深圳盐田区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1998年），中英街的游客人数跌至800万人次，2002年仅有128万人次，随后几年，游客年均数量一直在百万人次左右，最冷清时，单日游客不足百人。
面对高昂的租金和日渐稀少的游客，1994年，其记杂货铺终于“收摊”。与其记杂货铺同期开业的还有裕记百货。直到现在，裕记百货已经在中英街坚守二十余年，疫情的冲击下，裕记百货如今也有些“摇摇欲坠”。门店冷冷清清，收银员一直坐在柜台前看手机。
裕记百货已经在中英街坚守二十余年
但也并非都是如此。中英街“老店”实惠百货就在裕记百货对面，在疫情期间中英街每日限定3000人次进入的情况下，实惠百货门前等待结账的游客排成一条长队，有不少拖着行李箱前来购物的游客，可以说是来中英街必打卡的“景点”。
中英街“老店”实惠百货
吴天其透露，游客少时，中英街的生意主要还是靠水客维持。“一街两制”的特殊背景使中英街成为走私重灾区，“水客与假货”更成为外界对中英街的普遍印象。
在微博、百度贴吧等平台，有不少网友反映曾在中英街购物时买到假货。2015年中英街管理局启动了针对水客走私、假冒伪劣货品的整治行动后，“售假”现象虽有所扭转，但“水客”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2018年3月，进一步针对水客走私行为的《深圳经济特区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管理条例》落实，中英街管理局可依据新条例将涉嫌携带违法或走私货物、物品者，通知海关或海防打私部门依法处理。
6月8日，中英街开始有序恢复对游客开放
很多人感慨，中英街今非昔比，当年的繁荣不复存在。当触碰世界的“窗口”、特殊的“购物天堂”回归平静，时空转化中中英街已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意义，其实我们也不必过多感伤。
当那些先进的、时尚的、开放的事物，渐渐成为我们的日常，成为市井的一部分时，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建立了一种新的标准。
现如今，面对着中英街商贸业出现的衰退现象，盐田区委区政府也提出了“旅游、观光、购物和爱国主义教育”新的发展定位。
历经百年的界碑、弘扬爱国主义的警示钟、陈列着深港交流物价的博物馆、具有客家特色的鱼灯舞，都成为了中英街新的“名片”。海边栈道、古塔社区公园等景点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相比于发展商业和旅游观光，村长吴天其还希望吓拦吓村能进行旧城改造。“进行旧城改造才能发展村里的经济，我们村里的楼房大多超过40年，外墙容易脱落，对村民和游客都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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