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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参加过中国远征军,才晓得人为何会舍生取义

中国远征军的传奇

自1940年8月起,日本相继攻陷越南、缅甸,魔爪从滇南伸向滇西,妄图占领云南,进而威逼重庆。云南转眼间由抗战后方变为最前沿:从日军“火”计划空袭云南到“南侨机工”回国参战,从美国“飞虎队”到“史迪威公路”,从中国远征军入缅到中美联合开辟“驼峰航线”……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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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在印度的大型美军训练营积极备战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蒋介石会面史迪威商讨入缅甸作战问题,他将缅甸战区的指挥权全权交给史迪威。

此时,日军组建多个师团分别对缅甸各部发起进攻,缅甸战役就此拉开帷幕!应英国政府的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大批中国军队赴缅作战。

1944年8月25日,在腾冲南城墙,远征军正在用82毫米迫击炮攻击日军阵地

作为甲午战争后第一支打出国门的军队,中国远征军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而又辉耀的一笔。透过穆旦、黄仁宇两位亲历者的回忆,让我们去触摸那个时代的横截面;或者去见证,七十多年前真实的残酷与心灵的挣扎。

穆旦(1918-1977)

诗人穆旦翻过野人山

穆旦向世人奉献了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等诗人的作品译著二十多部,堪称一代翻译大家。可是,你会知道吗?这个文人才子,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展开血战!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原名是查良铮),应征入伍,被安排在远征军司令部杜聿明身边做翻译。1942年5-9月,穆旦被编入了207师,做师长罗又伦的随身翻译,亲历了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的殿后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

穆旦翻过野人山,活了下来,他最长断粮达8天!

等到1942年秋冬之际,他随军退至印度加尔各答,又差点因为过度饥饿之后暴食而死。但他后来对这一经历闭口不谈。他只对自己的恩师吴宓作了详述,深为惊骇的吴宓写道:“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

史迪威

广西卫视每晚19:30《东方战场》剧照

穆旦的好友,青年诗歌理论家王佐良回忆:“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

第20集团军横渡怒江

作为诗人,穆旦也许更愿意将内心的波澜寄寓于诗歌。1942年之前,穆旦的诗歌创作大多稳定在每年存诗十几首,1942年陡然下降为7首,随后两年更少:2-4首。从诗人的写作量变化可以看出:如何释放内心强大的阴影与压力,诗人一直在犹疑与酝酿。

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时,宋希濂军长(左三)和道恩将军(左二)在怒江边准备渡江

直至1945年,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此时,穆旦内心才像决堤之水一样倾泻而下,这一年他存诗25首,对于写作量一直不大的他来说可谓诗情勃发。

1945年9月,穆旦写下了唯一一首直面野人山经历的长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诗歌的最后一节“祭歌”中,诗人饱蘸热血与激情,深情吟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黄仁宇(1918-2000)

印度集训与密支那战役

1943年2月,和穆旦同岁的黄仁宇响应号召入伍,他和一群军官作为先遣部队,飞过“驼峰”到达印度兰姆伽,成为驻印军第一军军长郑洞国身边的秘书。

因从小就爱写作,黄仁宇兼任了战地记者,为《大公报》写了十余篇战地亲历记。《密支那像个罐子》一文中,他描述了敌人夜袭时的恐慌——“瞳孔之外,无一不是黑暗,一时我恐怖之念突起,仿佛一切都没有主宰。”迷路后,兄弟的枪顶着自己胸前,“我知道他的食指正在扳机上。”

1944年5月,密支那战斗,黄仁宇的右大腿被日军步枪击中贯穿倒地,“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

“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写于四十年后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再回顾那段历史,黄仁宇的文字里,多了史学家的沉静与文学家的细腻敏感。

远征军穿行于热带密林中

《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编剧兰晓龙曾说过——黄仁宇笔下细腻丰富的战地描写,是他创作剧本的灵感与素材的一个来源。

黄仁宇记录下在印度兰姆伽集训的种种情况——到印度不久,因为训练营队雇佣了一帮印度贱民阶层干活,“按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以致于“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在印度集训,“士兵每个月可领到12到20卢比(合3到5美元)”,条件较为宽松,“为了美观与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定做的制服”。

“美国人对兰姆伽的训练课程很引以为傲”,不过黄仁宇觉得基本军事策略的授课大同小异,“美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正是战略物资,不只是因为其充分,还包括他们用系统的方式去处理。许多我的军官同胞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机,去上坦克驾驶课程及野战炮兵训练”,他本人就在那儿学会了开卡车。但中美军队之间仍存在着各种文化与观念上的冲突,“我们虽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点。”

“国民党深信,中国事务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个中因由,甚至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

然而在当时,美国人不习惯中国人复杂的政治人情,想要用企业化的管理来管理军队,并且把指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腾冲,远征军训练使用火焰喷射器

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黄仁宇坦言,四十年前作为战地记者,“为了凝聚意志力”,很多时候他必须刻意“强调光明面”。

不过,战争还是给黄仁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思绪。战争是血肉横飞,是尸骨枕藉,更是双方的灾难,具体个体身上,也许都是身不由己的受害者,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在孟拱河谷,黄仁宇看到一座桥下歪倒着一具日兵的尸体,头浸在水内,“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

激烈巷战后的中国远征军伤兵

最后一句,黄仁宇写“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大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这是多么美丽而无比残酷的瞬间!

1944年9月,中国远征军在打击腾冲的日军残部

黄仁宇总结:“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享受暴力及战争行为带来的快感。”不过,“战场上的恐惧也有其动人的层面”,甚至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这或许可以解释,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愿意冒险,在正常情况下却不愿意。”

走啊,我带你们回家”,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台词

“走啊,我带你们回家”,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一句台词——饰演团长的影星段奕宏,谈到这句台词,他总会激动不已——在残酷的战争中,激起已溃败的远征军的斗志的,正是这句充满人性的承诺。而黄仁宇,幸运地,能回到了家。

抗战结束之后,黄仁宇于1950年负笈美国,后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者、明史专家,著作《万历十五年》几经重印畅销不衰。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用近乎平淡的笔触、分析明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而这些平淡的叙述自有力量,他淡然勾勒出的人生困境,即便是对历史学不感兴趣的读者,也心有戚戚焉。

学者朱学勤曾经说:“那段戎马岁月,被黄仁宇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

1944年10月,远征军战士在腾冲展示他们在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战旗、武器、钢盔

伫立大地,山风呼啸,记忆在僵冷的时光中温润地苏醒,行伍列列,恍若踏歌而来,歌声激荡,应和群山的伟岸与苍莽。

中国远征军墓地

北纬25°01′69.0″-25°01′81.3″

东经98°28′77.3″-98°28′89.6″

出了腾冲

沿高黎贡山山脉蜿蜒北行

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阵亡将士忠骸的墓冢群落

中国远征军墓地

每块墓碑上,都深深镌刻着烈士的姓名和军衔。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抚摸着墓碑上那凌厉的笔锋,仿佛听得到大地深处低沉的怒吼,听得到沉睡官兵血脉贲张的心跳。一座座墓碑,如扇形从山底拱列至山顶,恍惚间,似有无数个灵魂从碑中破石而出,由石碑幻化为列队的士兵,在晨练、在出操、在冲锋、在进攻、在诀别。

时间无情流逝,折戟沉沙铁未销,大自然已经开始选择遗忘,面对重生。然而,中国人民用血泪书写的历史,永远只有重生,没有死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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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卫视《东方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