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一国两制”是重拾香港社会信心的起点。如果让香港经济重现活力，必须从立法和行政角度允许竞争、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格局，松动社会阶层结构，让家庭出身不再是创业致富、更不是做官的通行证，给草根阶层带来希望，也给经济开道
(2019年7月5日，游客在香港“天际100”观景台游览。图/新华)
文 |《财经》记者 王延春
编辑 | 苏琦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香港的底色。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正是按照“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香港原有的经济、社会制度没有变，生活方式没有变，法律框架没有变，司法独立和终审权受到了尊重。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及冯氏讲席教授、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前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认为，“一国两制”的实践，不仅把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下来，而且也让香港在未来发展上，有了更广阔的平台。中国正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和内地人员、货物、资金、信息等要素高效流动，亟待“一国两制”作保证。不能继续坚持“一国两制”，就消除了香港的特色优势，消除了“超级联系人”的桥梁角色。“终结两制等于终结香港几乎所有的优势，等于终结大湾区计划的本质意义，香港就不再会是香港了。”
值得关注目前香港阶层固化带来的社会隐患。由于香港阶层趋于凝固化，一方面富豪阶层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团体；另一方面普通人阶级晋升途径僵化，更多年轻人没有了改变命运的希望，扼制了创新精神，也使得香港经济缺乏活力，步入衰退通道。
2017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39，接近0.6的全球最高等级线；2018年香港千万富翁的数量达到51.1万人，占香港整体人口约9%；香港前十大富翁所拥有的总资产，相当于香港GDP总量的35%，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香港一部纪录片《穷富翁大作战》就展示了香港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阶级固化问题。
香港回归后，几届港府也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为了提升香港的竞争力，港府一方面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解决高房价问题；另一方面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为香港未来经济转型寻找新动力。但因诸多因素，导致尝试未能如愿，而改革的受阻进一步加剧了香港的困境，也使得社会蓄积了不满和戾气。
如何疏通普通人的上升通道，打破阶层固化？香港经济和金融的未来前景如何？近日，《财经》记者专访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他从香港的经济结构和资本金融的优势发挥等方面解析了香港的未来出路。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及冯氏讲席教授、 耶鲁大学前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图/IC)
香港可以渡过难关
《财经》：香港回归已经22年。20多年来香港在发展中变化，也有很多没有变。您怎么看香港22年来的变与不变？
陈志武：过去22年，香港和内地都变化很大。内地经济规模翻了多倍，以至于深圳GDP超出香港200多亿元。而1997年香港回归时，经济规模超越深圳45%左右。如今，两个城市的相对地位对调。这一成就是大家都注意到的。
然而，也有很多方面是没有变的。比如，香港人均收入继续高于深圳、上海和北京，虽然深圳经济规模超越香港，但深圳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可香港常住人口不到1000万，所以，按人均算，香港更富有；香港的法治可靠、司法中立，香港是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中西荟萃，文化包容，是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几十万外国人常年以香港为家，许多国家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出香港，等等，这些在“一国两制”之下至今没变。香港社会实质上秩序井然，犯罪率仍然偏低，人均寿命蝉联世界首位，超过日本和美国，继续令世人向往。
《财经》：从香港历史看，它曾经有过几次起飞的机遇。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内地解放以后，来自上海、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资本、人才，以及民国的遗老和人才都去了香港，带给香港第一次腾飞的机遇；第二次是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扶持亚洲四小龙，香港由制造业带动经济的腾飞；第三次是内地的改革开放，使香港成为外部世界进入中国内地的唯一窗口，有了香港全面的腾飞。当下，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第四次机遇吗？
陈志武：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个角色还将继续，也应该继续。“一国两制”不只是让香港从中受益，内地经济实际上从中受益更多。过去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能够增长这么多、这么快，而印度却没法做到？”我就说，因为印度没有一个属于印度人的“香港”；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也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有相当程度的计划经济分量和国有企业，从90年代初在竞争压力下也开始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改革，但成效迟迟难以出现；1980年印度人均GDP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到1991年左右两国人均GDP持平，如今只是中国的一半左右；他们苦于没有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经济、自由港给他们提供便利。
而中国更幸运，有香港这个桥梁供内地随时使用、尽情使用。不要说别的，这么多年里，印度人在美国大公司里做得很杰出，微软、谷歌等高科技公司以及花旗集团等华尔街公司，CEO高管有好多是印度人，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里好多是印度人，其他美国名牌大学里也是印度裔教授众多，可是，他们却不回去印度帮助发展；而在美国成功的中国人，好多人回国贡献，先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回到香港，基于香港为国家建设服务，后是一部分人搬回国内，一部分继续留在香港为国服务。换句话说，正是有了香港，在西方成功的华人，才方便地将资本、技术甚至将自己的人力资本带回国内，给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做出贡献，而印度人至今还没法如此做到。
为什么香港这么重要呢？由于内地机构、外资公司和境内外投资者都相信香港的司法程序公正性，投资签约、贸易签约时各方都能接受香港作为纠纷仲裁地，这对于跨境投资、跨境贸易至关重要。比如，2018年，中国全年外国直接投资（FDI）接近1200亿美元，其中900亿美元是经香港这个桥梁进入国内的，占全国FDI总量超过75%。这是印度无法享用的一种优势。
当然，最近几年力推的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可以给香港带来新机会，是好事。不过，从香港老百姓角度看，这个计划可能对深圳、东莞等内地城市帮助更大，但对他们自己的影响有限，因为这个项目如果完全实施，可以更进一步地让深圳等内地城市利用香港这个桥梁实现新的腾飞。具体表现在香港可以提供风险资本、上市途径、贸易通道、法律服务、审计服务等这些传统优势，但由于香港的住房、租房、写字楼、劳动力等价格都太高，空间又小，大湾区规划并不能让香港年轻人在本地创业致富，即使自己有技术有资金也只能去深圳等内地城市工作发展。
因此，大湾区计划难以从本质上改变香港本地的创业与就业前景。当然，这个规划给香港的富人和高端人才带来新的机会，让他们能更加便利地去深圳等内地城市做投资、享受该规划带来的机会，但对普通香港人的影响比较有限。
《财经》：将11个城市整合成一个占地约5.6平方公里，拥有7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群的大湾区（GBA），根据汇丰银行的预测，每年创造1.5万亿美元GDP，占中国GDP总量的12%，大致相当于整个韩国的经济产出。未来香港将会在这种区域融合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志武：既然过去40年，香港在珠三角和整个中国经济发挥了积极关键的作用，而且香港的法治优势与国际大都市优势依然都在，推出大湾区一体化规划当然是好举措。比如，长期住在香港的外国人就很多很多，过去的英国判例在香港继续有法律效果，这些都是内地城市难以达到的。因此，整合这些资源可以继续为珠三角和中国经济出力。
正如上面谈到，这个项目如果实施了，对内地经济的好处远多于香港。再者，“一国两制”既是保留香港优势的必要，没有两制就没有香港的优势，但这也约束了这类项目对香港的额外价值，因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与内地的法律和司法体系必须各自分开，货币体系、经济与金融政策体系、劳动力市场、财政体系都必须各自独立，政治体系也当然不同，于是，即使在大湾区一体化规划下，两边只能是资金、货物与技术的更自由流动，而不是全方位的一体化，否则，那就是“一国一制”了，那就消除了香港的特色优势，消除了“超级联系人”的桥梁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大湾区内部的一体化程度连欧盟欧元区所实现的一体化程度都赶不上，因为欧盟至少还有欧洲央行、统一货币、一定范围内的财政一体化以及欧洲议会的统一立法，等等。所以，需要关注的是，终结两制等于终结香港几乎所有的优势，等于终结大湾区计划的本质意义，香港就不再会是香港了。
《财经》：中央在上海临港设立一个119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新片区，规划到2035年实现1万亿元的GDP，这是否意味着上海要再造一个“香港”。香港还是全球的“自由港”吗？它的区位优势会不会将来被替代？
陈志武：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区，这很好，希望尽快实施。当然，最好是让全国都成为自由贸易区，那会让中国经济再起飞。
我希望看到上海自贸区成为另一个“香港”，但就我目前所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例如，前面谈到，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核心原因之一在于其法治传统、在于司法中立，让诉方和被诉方都能信得过；而为了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香港的终审法院有1位首席法官、3位常任法官和18位非常任法官，其中首席和常任法官都是香港居民，而非常任法官大多数为居住在英联邦判例法国家的外籍法官，根据需要由终审法院请过来审理具体案件，但平时都不在香港；按照规则，每项具体终审案件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首席法官，三名常任法官及一名非常任法官。这种司法体制设计是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对香港法治有信心的重要原因，也是香港能够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成为世界最著名“自由港”的基础。难以想象上海或国内其他地方能做到这一点，其他国家也难以做到。所以，只要“一国两制”能继续保留，我觉得香港不用担心是否会被上海或其他城市取代。当然，只要中国经济的体量大而且继续增长，水涨船高，上海和香港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两个城市都可以过得很好，可以同时增长。特别是，香港地方这么小，用不着再增长那么多，也承受不了。
《财经》：北京方面和香港在2003年制定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使香港成为“超级联系人”。但有专家认为CEPA实际“干扰”了香港自身的内生动力的发挥，使香港“被宠坏”。您怎么看？
陈志武：这是一个充满误解的地方。正如前面说的，在“一国两制”之下，最多只能是资金、货物和技术的更自由流动，连劳动力的跨境流动都难以更自由。所以，不管是CEPA还是粤港澳大湾区计划，都不应该改变“一国两制”的底线，因此难以从实质上改变香港。但在CEPA之前，在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资金、货物和技术流动已经相当畅通，CEPA等计划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局面，至少从香港老百姓角度看是如此。
因此，CEPA等国内发起的计划尽管初衷是帮助香港全社会，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宠坏”了香港的有钱人，给他们更多更好的投资珠三角等内地城市的机会，可是没有直接影响到香港大众，反而使香港的财富差距拉大，压缩了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导致了更多不满的情绪。当然，这些计划让珠三角等内地城市受益良多，使它们更能利用香港的优势发展经济。我希望大湾区计划不会重复这样的结果。
亟待松动社会阶层结构
《财经》：回归最初十年，香港年均GDP增速保持在6%以上。到了2009年-2015年，其经济增速腰斩至2.5%左右。近两年又受中美贸易摩擦、汇率波动及其他外围不稳定因素影响，香港今年首季增长只有0.6%，您怎么看香港逐步陷入经济衰退？
陈志武：香港经济面对的挑战很多，其中一项肯定跟国内更加开放有关，因为北京、上海如果越来越对外开放，而且司法中立性和公正性得到国内外公司的接受，那么，越来越多的跨境资本业务和跨境商贸业务可能会绕开香港。当然，正如刚才讲的，香港只有750万人口，不需要独霸中国所有跨境资本与商贸业务，只要拿到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的部分业务就够了。
有许多问题是来自香港内部，尤其是香港社会的阶层结构太固化，跨阶层流动的空间太窄。比如，纵观今天大家熟悉的香港公司和品牌，无非就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国泰航空、长江实业、嘉里集团、太古集团、怡和集团等这些老名字，都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老香港”，没有新创的大公司，这本身就告诉你这个社会的“钱”早就固化在少数世家的手中，草根只能继续做草根，而前面说到的CEPA等这些计划又强化了香港“富人更富”的程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据我的了解，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这个社会里赚钱的机会都由少数世家牢牢垄断，比如，中环与金钟的地产都由怡和、太古、长江等几家把持，任何其他人想买也不可能，其他有钱赚的行业中，连奔驰、宝马、大众、丰田等每项品牌的汽车代理经销也分别由一家公司垄断，让你无法有机会加入竞争，垄断利润由既有掌控者独享；房地产行业也是一些寡头掌控，有意限制土地供应，把房价和租金维持在高位；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的确容易，但你注册新公司之后，几乎只有那些竞争得无钱可赚或者只有做苦力活的行业才对你开放。
例如，你可以开餐馆，不仅香港餐饮业竞争得你死我活，而且一旦你的餐馆成功了，掌握你餐馆场地物业的业主马上要加租金，迫使你在薄利和跑路之间做选择。如果赚钱行业都已被垄断的这种局面不改变，今天和未来的香港很难再出现一个李嘉诚，经济增长活力、破坏性创造就很难出现。
其次，香港的社会结构固化；之所以这种垄断格局很难打破，是因为香港人口少，于是，商界、政界、学界和社会精英几乎相互之间都是朋友，甚至即使不是血亲也会是姻亲，会相互关照保护；尤其是，香港精英社会是通过排他性的私人俱乐部、会所来运转的，如果你进不了这些俱乐部，你就无法进入精英阶层，而如果你无法被精英阶层认可，你就难有机会得到那些赚钱的特权；从这个意义讲，那些私人俱乐部不只是社交场所，也是让香港社会阶层固化的物理场所。
香港已开发的土地不到25%，住宅用地只占全港6.9%，几任特首都曾试过增加房地产土地供应、扩大廉租房量，到最后还是难有实质性改观，因为掌权官员也都来自精英圈子，是同样几家私人俱乐部的成员。
因此，如果要让香港经济重现活力，就必须从立法和行政角度允许竞争、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格局，松动社会阶层结构，让家庭出身不再是创业致富、更不是做官的通行证，给草根阶层带来希望，也给经济开道。
《财经》：香港经历过工业支撑实体经济的蓬勃年代，养活了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但是随后制造业逐渐衰弱。经过反思，香港特区立法会出台了一项名为“构建全方位‘再工业化’政策体系”的议案进行辩论。香港特区政府期望通过引进和发展适合香港的高端制造业，巩固香港经济根基，推动产业多元化。您认为沉寂多年的香港制造业真的还有未来吗？
陈志武：那些让香港经济“再工业化”的梦想真的只是梦想，离香港现实太远。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包括给香港出主意的内地人，都喜欢赶时髦，在大家谈论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高大上科技话题时，也跟着喊“香港也要”，而忘记了这些不可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地价、租金、劳动力成本都比内地高很多，创业艰难。更何况内地有超过14亿人口，2600多所大学，每年有800多万大学生毕业，他们多以理工科为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是供过于求，而香港只有22所可颁授学位的高等院校，每年只有5万左右的本科和专科学生毕业，又以文理商科为主，所以，在科技人才供应上，跟内地无法竞争。当然，很多人说“香港可以有选择地侧重一些高科技领域”，但挑战在于：香港的研究经费跟内地无法比，而且香港没有工业制造业，即使大学培养了高水平的工程师，也无法给他们提供就业，跟科技教育与研究相关的就业链与产业链都不在香港，政府官员的“再工业化”和“高科技化”香港梦难以实现。
其实，香港人口750万，香港经济不需要各行各业什么都做，麻雀小但不一定非要五脏俱全。瑞士也是小国，他们以金融业为主，不追赶“再工业化”和高科技，也照样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全球化的含义是产业链在不同国家之间做分工，既然是全球化时代，就不需要每个社会什么产业都做，而是根据自己的竞争优势去有所为、有所不为。香港就应该专注金融业和与其相关的服务业、房地产、旅游业和商业，发挥自己的法治优势。
《财经》：随着中国在全球建立自贸协定，以及国内建立自贸区，香港的传统优势——自由贸易、投资和金融逐渐不明显。香港目前面临着独特而严峻的挑战，制造业转移带来“空心化”，科技创新后继乏力，过度依赖金融和地产，经济结构调整动力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香港寻求解决之道。您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香港做好金融业、房地产和相关服务业，就够750万人过上富有的生活，不要偏离自己的核心优势行业。只有深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人，才会继续认为没有制造业的经济是“空心化”的经济。回想起来，不只是今天的中国，其实在历史上，也是哪里有商业、哪里“空心化”的程度高，哪里的人就更富有。如果是这样，“空心化”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湖南人都称洞庭湖一带为“鱼米之乡”，都说“鱼米之乡”的岳阳、常德很富有，为什么他们比我们茶陵人更富有呢？当然不是因为那里可以生产制造更多的鱼和米，而是因为那里有水路，所以商业很发达，财富更多；温州、徽州历史上也因为商业而更加富有，不是靠生产制造，所谓“无商不富”就是这个道理，不要担心“空心化”。
瑞士就是当今最好的例子，其人口850万，人均国民总收入8.3万美元，排世界第一，但看看其产业结构会发现，以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业占GDP的71%，工业只占22%。当然，瑞士之所以还有制造业等，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土地和滑雪胜地，而香港没有这样的条件，香港只能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地产和其他服务业上。中国和亚洲经济体量这么大，只要香港的内部垄断结构能被打破，金融服务做好了，就足以让香港经济保持持续繁荣。
香港金融资本的角色之变
《财经》：香港回归20多年来，资本市场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回顾香港资本市场的历程，如何看待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与不足？香港资本市场在新的变革中，如何应对挑战？
陈志武：就金融发展而言，最大的问题是香港政府在近些年不断强化对金融行业的管制，离香港作为“自由港”的传统越走越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锅。也就是说，香港为了保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跟上海、新加坡、东京和世界其他金融中心的竞争中，必须以“谁管制更少”而不是以“谁管制更多”制胜。
可是，这些年，香港金融监管当局不断加强管制，对许多业务的限制超过新加坡、日本、美国，甚至超过内地。如果香港的管制更多，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来香港做金融，而不是到其他地方去呢？就我观察到的，几年前开始，美国公民如果到香港开银行账户，几乎每家银行都会拒绝；到最近，内地公民也得到这个待遇；在各避税港国家注册的公司如果到香港的银行开账户，也会遭到拒绝，等等。作为以金融业为主体的经济，金融领域的创业门槛应当设置得最低；可是，如今，如果你想在香港创办自己的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你必须申请到各种牌照，要融到至少1亿美元资金，要有5年以上基金管理经验，至少有2年以上管理具体投资策略经验。除此之外，至少还要有另外一位合伙人也有这么丰富的经验。这种高门槛对于富二代和已经成功的金融人士，当然不是问题，可是，却把草根出身的人排挤在外，让基金管理进一步成为精英俱乐部，也阻碍金融行业的发展。
相比之下，我在2001年跟另一位耶鲁大学教授在美国康州创办对冲基金公司时，不需要任何牌照，也没有基金管理经验的年限要求，美国证监会没有要求注册登记基金，只要高净值投资者愿意把资本委托我们去管理，就纯粹根据基金管理合约去执行责任和义务就行。试想：如果香港的金融监管比美国、比新加坡更严厉，香港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可是，香港的金融监管部门却忽视这些，为了减少监管者自己遇到麻烦，只顾推出更严的规则和更高的门槛。香港原来真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现在的香港政府，尤其与金融监管有关的部门，在快速膨胀，应关注这种抑制金融行业发展的趋势，要制止其膨胀。
《财经》：过去20年，香港一直扮演着中国金融发展的引擎。但未来，香港要和上海竞争金融中心，还要保持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前景并不乐观。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加速，资本可兑换将成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的必经之路。香港的金融业优势不容乐观？
陈志武：短期看，似乎是如你说的。但从稍微长远一点看，只要香港的法治和司法公正继续保留，只要香港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得到抑制，我觉得香港不用担心来自上海和北京的金融竞争压力。特别是，国内A股市场和债券市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会继续是“行政市”，行政手段对资本市场定价机制的干预不会停止，因此，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会继续显著。
尤其是如果美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对中资公司日趋关闭，香港资本市场就更是国内资本市场所无法取代的。创业创新继续是国内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可是，未来一些年里，A股市场无法满足创业公司的上市需求，还必须要依靠香港。当然，离岸人民币中心已经几乎干枯了，假如人民币走出去的努力要继续启动的话，那反而对香港更有利。更何况香港有前面谈到的法治优势。所以，我不觉得上海和北京能真正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财经》：香港社会如何重拾信心？
陈志武：保留“一国两制”是重拾香港社会信心的起点。“一国”是没人可以成功挑战的，也是香港绝大多数人的立场，而“两制”又是对整个中国社会、对香港都最优的一种安排。应该加快落实《基本法》，改革香港固化的社会结构，疏通草根的上升通道，给民众真正的空间，以具体的方式释放民怨。
《财经》：近日，港交所向伦交所发出要约，期待与伦交所进行合并。不过这一提议遭到伦交所的拒绝。您怎么看？
陈志武：这次被拒绝的主因还是跟他们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担心、对香港法治的前景有关，这让决策层提前看到“结束两制等于是结束我们所熟悉的香港”。具体看，这次香港联交所给的要约中，说是出价320亿英镑，但这个价格里基本都是香港联交所作为上市公司自己的股票，而不是英镑、美元或者港币。可是，香港联交所的股价今天可以贵，但如果“一国两制”明天改变为“一国一制”，那很快会让香港联交所的股票变得不值钱。所以，在“两制”出现动摇的苗头时，他们对这种要约兴趣不大，可能不奇怪，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轻易改变香港，保留“一国两制”的香港对整个国家是上策。
（本文首刊于2019年10月1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