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对二零一九年黑暴事件的分析，发现香港社会被仇中的政治论述所误导，不仅是攻击内地体制，还指向中华文化和普通话（中国国语、华语），背后的论据之一就是说普通话是统治工具，因而在公开场合，一些暴徒一旦听到有人说普通话，就予以攻击，连一些来自台湾与东南亚的旅客，也遭池鱼之殃。一位香港大学的新加坡留学生还要随身带着新加坡护照，避免被“港独”暴徒听到他说华语（普通话、中国国语）而遭到殴打。这都是香港的耻辱，进入了一种法西斯的氛围，公然鼓吹对一种语言的歧视与仇恨，而背后其实有深层的社会与经济因素。
一九九七年回归时，香港社会曾经掀起一股学习普通话的热潮，出发点就是从政治经济出发，认为这是新的统治语言，普通话研习社等民间补习学校都门庭若市，但政府部门在香港恋殖的公务员体制中，却对普通话怀有深刻的敌意，在教育部门，回归二十四年以来，普通话还不是香港学校教学语言，用普通话教中文，成为一个烫手山芋，因为反对势力很多，主要是很多原来用广东话教中文的老师都不会说普通话，要求他们立刻“换频道”，毋宁椽木求鱼。但二十四年之后，香港有超过一半的学校还是未能落实普通话教中文，这就暴露教育当局的失职，而背后就是香港的官僚体制对普通话的暗中抵制，剥夺了香港新一代掌握普通话的能力。
要正本清源，落实改革，就必须从顶层设计开始，不仅要普通话教中文和英文以外的科目，而是要整个权力体系“换舌头”，从特首开始到整个十八万公务员系统，都要以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就好像在英国统治时期，正式的发言与公文都以英文为唯一标准。公务员的升迁都要考普通话的能力，如果不及格，就要被刷下来，就好像在港英时期，英文不行，绝对不能当官。
香港的立法会今后也应该全部用普通话发言，不要再用广东话。过去港英时期，议会内英文发言是常态，为何在回归之后，居然没有用普通话来发言。全中国人民在听香港立法会的发言时，大都是“鸭子听雷”，一切都“莫宰羊”，长期下去，香港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吗？
语言就是权力，权力就是语言。这是千古不易的铁律。一些所谓“本土派”以及港独的声音，都强调广东话念唐诗宋词如何更有古代的韵味，甚至联系十几年前珠三角“撑粤语”的运动。其实这都是似是而非的论据。用湖南话、四川话、闽南话念古诗也很有韵味，但推动普通话成为香港官方语言，并非禁绝粤语或任何方言，而是要区分公领域语言与私领域语言之别。上海人都说上海话，厦门人都说闽南话，但上海与厦门的民众开会时都能说普通话，因为从小学起就学习，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普通话流利，而香港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大部分都无法说流利的普通话，每次离开香港到大陆交流，往往先来一段抱歉词，说自己的普通话太普通，不好意思云云。这是香港城市竞争力的重大缺陷。台湾人﹑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大陆民众的交往都畅顺无阻，唯独香港人用语言筑起一道围墙，自我设限，甚至还沾沾自喜，殊不知却害了新一代的发展机遇，无法全情投入中国十四亿人的群体中，失之交臂，情何以堪。
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说普通话，因为中国大地上的方言数以百计，如果不用普通话来沟通就会四分五裂，无法团结一致。事实上，台湾自一九四五年光复后，国民政府就落实在中国大陆自二三十年代就推动的“国语运动”，大半个世纪以来，卓然有成，让台湾所有不同的群体都可以沟通自如。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也是用华语（普通话、中国国语）教授，让不同祖籍的群体可以融合一体，无分彼此。
广东省内部就方言林立，港人说的广东话其实是广州话，或是广东白话，但对潮州人、客家人、台山人来说都是鸡同鸭讲。犹忆五十年代，香港电台还有客家话新闻、潮州话新闻，可见当时香港的语言分歧。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公司邵氏与电懋，也以拍国语电影为主。香港需要从普通话政策的全盘改革开始，不能再继续固步自封，自欺欺人，甚至成为港独势力借此“说事”的切入点。
香港和广州、上海、厦门、成都等城市一样，可以在私领域说自己喜欢的方言，但在议事会堂、政府机构﹑学校就一律都要说普通话，这也是和台湾、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看齐。君不见全球的精英与他们的下一代都说流利普通话，从特朗普的孙子到脸书的扎克伯格都努力学习普通话，香港人如果还踟躇不前，就会严重落后于世界潮流。舌尖之变，成为香港人的当务之急。
本文原载香港《亚洲周刊》2021年第45期，原标题为《香港普通话政策需要全盘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