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清末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影响，中国新式教育开始兴起，商人阶层成为推动近代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与西方企业家将财富以慈善方式捐建大学不同，在中国，大学的创办是自立自强、救国图存的标志，正是无数企业家毁家纾难的精神，才使兴办大学之气，蔚然成风。
作者：于静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壹
1980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与老乡李嘉诚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对话。李嘉诚问，人生什么最有意义。庄世平回答：像陈嘉庚那样兴学育才最有意义。不足十秒，李嘉诚答应出资3000万港元，作为筹建汕头大学的第一期工程经费。汕头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后，商人捐资助学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自1925年以来，潮汕地区开始筹划兴建大学，因为经济困难以及战乱蔓延，计划一再搁置。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爆发，李嘉诚最有可能成为教师，他的父亲与叔父都曾当过中小学校长，一代巨富只是阴差阳错的成就。李嘉诚对兴办汕头大学信心满满，“潮汕人遍布世界各地，豪贾巨富也不少。众志成城，集腋成裘，汕大一定能办起来。”①
粤商与甬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代表性商帮。与庄世平一样，在巨贾之间积极奔走的还有出自宁波的外贸干部卢绪章。1984年，即将离休的卢绪章被邓小平任命为发展宁波经济的特别顾问，他是宁波人，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三条秘密战线、负责为党筹集经费的公司广大华行的创始人，改革开放之初，他的任务是发动包玉刚、邵逸夫等宁波商人建设宁波。
当他阔别59年回到家乡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宁波籍教授朱兆祥闯进了他的住处。听说家乡开辟为开放港口，正在筹建宁波大学，朱兆祥代表当地政府主动请缨，希望卢绪章协助筹集资金。卢绪章拿着对方连夜起草的建校方案，让他放心。
卢绪章还来不及仔细推敲，就把方案交给了包玉刚，“这上面有近100名正、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以上的人才，都是宁波人，可是都在宁波以外的全国各地，因为宁波自古至今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济济人才留不住呀！”②包玉刚当即表示，捐赠5000万人民币外汇，帮助建设宁波大学。
安德鲁·卡内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知名企业家，受基督教影响，他始终认为过多的财富是一种罪恶，因而要将巨额财富回馈给社会，他不是第一位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却是第一位系统阐释慈善理念的人。他认为财富的拥有者生前就有主动承担剩余财富分配的责任，即把财富聚集为大笔资金，为穷苦人铺就一条知识阶梯，“就是帮助那些愿意爬梯子的人，通过努力改善境地，而不是把钱用在不愿爬梯子的人们身上，即使你一开始把他推到了梯子上，他们还得从梯子上摔下来。”③
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卡内基将兴办大学作为慈善的第一个最佳捐赠领域，其次为免费图书馆、医院和实验室、公园、公共礼堂、游泳池、教会。美国内战时私人创办大学热潮兴起，卡内基捐资兴办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在他之前，商人创办的大学已经有斯坦福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李海大学等。卡内基说，“如果哪位百万富翁不清楚应该如何把自己的剩余财富用于伟大而明白的公益事业，那么大学是一个永远都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④
卡内基的慈善观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企业家洛克菲勒，19世纪末，洛克菲勒出资3000万美元创办了芝加哥大学，也影响到中国企业家包玉刚。
包玉刚乐心教育的更深层动力则是，他直接受益于宁波商帮捐资助学的传统。包玉刚小时候在家乡的中兴学堂就读，学堂创办者是宁波商人叶澄衷，他广施善缘，在上海、宁波等地创办了多所学堂，其中在上海虹口捐建的澄衷蒙学堂最为知名，蔡元培任校长，李四光、胡适、竺可桢等许多著名人士从这里走出。
家乡宁波的中兴学堂中，除了培养了包玉刚，还培养了娱乐大亨邵逸夫。邵逸夫自1972年开始捐建图书馆，那年他66岁，正是老部下邹文怀创办嘉禾，携李小龙刮起一阵武侠风时，邵逸夫担心自己命有劫难，反思自己的财富观：财富不能让人扬名，办学则可以利在千秋。至2014年去世，共有6000个建筑以“逸夫”命名，许多高校均设有逸夫图书馆。
贰
中国新式教育起源于清朝末年，是近代“千古之变局”冲击的产物，官绅和商人成为新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们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重要性，将教育体制改革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学者苏云峰在著作《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中，将绅商作为近代创办新式学堂的重要力量，其影响力仅次于政府和教会。欧七斤在《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也称，绅商是推动我国近代教育过程的中坚力量，是介于政府和民间的发展晚清新式教育的开路先锋。
当时，政府创办的学校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1898年，作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成果，京师大学堂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国家兴办的综合性高等学校，后来，大学堂合并了1862年恭亲王奕䜣在北京开办的同文馆，更名为北京大学。教会办学的典型代表则为清华学堂，美国教会看到日德在东北、山东开展殖民主义教育，为了扩大美国文化的影响，怂恿政府效仿，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在北京创办了清华学堂。
南洋公学的创办开创了商人及商业机构集资办学的先例。“自强必先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清末，政商两界声誉日盛的盛宣怀意识到唯有倾力西学才能自强，在督办、经营各类洋务企业的同时，不仅主持创办了电报学堂、铁路学堂、矿务学堂、轮船驾驶学堂等实业学堂，还在甲午战争后，按照西方学校制度，创办了南洋公学、北洋大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其中南洋公学发展为如今的上海、西安两所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堂即是如今的天津大学。1986年，上海、西安两所交通大学合编的《交通大学校史》中，肯定了盛宣怀在近代教育史中的“身先士卒”作用，也指出，南洋公学“实际上被盛宣怀作为一种政治筹码，紧紧地捆在他的政治生涯的战车上。”
盛宣怀之后，将兴办新式教育推向更高层次的集大成者是清末状元、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因为目睹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张謇将是否捐助教育上升到国民资格的高度，“欲血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1912年创办南通大学前身医学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上海海洋大学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张謇还是同济大学、东华大学、南京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张謇的家乡南通成为近代教育最发达的区域，张謇也被尊称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实业家和教育家”、“近代中国倡导职业教育的先驱”。
陈嘉庚是侨商捐资助学的一座丰碑。陈嘉庚17岁到新加坡寻找父亲那年，第一次目睹华侨因国家积贫积弱、身份低微被英军侮辱，他们认为中国人是“猪仔”，会带来瘟疫，用枪和刺刀逼着中国人脱光衣服、检查身体。陈嘉庚那时就立下依靠教育、救亡图存的愿望，“国家虽弱，终有一天要复兴，那时需要大批人才，如培养不及，则国兴难图。”
1894年，年仅20岁的陈嘉庚出资2000块银元在家乡集美创办了“惕斋”学塾，1921年又独资创办了厦门大学。在厦门大学筹备会上，陈嘉庚表示，“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他呼吁，“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深望于海内外同胞也。”艰难之时，陈嘉庚“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好友黄炎培问一位闽商对陈嘉庚兴资办学作如何感想。对方回答，如果不惟陈君是助，就不是人。⑤由此，华侨捐资助学之气蔚然成风。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对捐资助学者实施一定奖励，还将私立学校的学生待遇等同于公立学校，在清政府积极创办新式高等学堂的“新政”之下，开明的士绅、商人捐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不受列强控制的私立大学，比如中国公学、南开大学等。
南开大学前身“私立中学堂”1904年创办，校长张伯苓素有“苦干、硬干、拼命干”的办学精神，南开除了得到袁世凯、张学良等军政要人、严范逊、郑菊茹等士绅的捐助外，还得到实业家范旭东以及美国洛克菲勒集团基金的帮助。
叁
中国近代以来的商人办学，主要分为商人主导、商人出资以及教育家主导、商人捐赠两种形式，他们创办的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均纳入公立教育系统，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没有出现商人办学潮。
高考恢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商人办学再度兴起。除了汕头大学、宁波大学受到政府关注，办学起点高之外，大部分私立学校定位于职业、应用型教育，无法与公立学校竞争。直到2018年西湖大学获得教育部批文。
定位于“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西湖大学，从筹办之日起便受到关注。杭州市政府虽然为其提供了场地及4亿元经费，但这只是杯水车薪。高端、研究型大学是一项耗资型事业，根据规划，建制完备后，西湖大学每年需要10亿至20亿运行经费。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决定，成立基金会，以社会捐赠的方式吸纳基金。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辉、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及董事总经理邓锋、创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航、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昌华成为六位创始捐赠人。
作为慈善可以参与的伟大领域，并不是每一位商人都有幸参与大学创办，卡内基说，“创办大学只适合于极少数的巨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创办大学的机会已经没有了。今后，更多的善举只能是为已有的大学锦上添花和拓展新的项目。”⑥
注释：
①：廖琪，《庄世平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
②：李征，《卢绪章传》，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年。
③④⑥：安德鲁·卡内基，《财富的福音》，京华出版社，2006年。
⑤：黄炎培，《陈嘉庚毁家兴学记》，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十二号。
* 图片购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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