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国家的社保支出从1960年平均占GDP的5%上升到现在的20%，庞大的政府规模引发思考，高个税与高福利的模式亟需改革。降低个税已成国际主流，消解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同时鼓励就业的积极性，成为福利国家改革的思考点。
反观我国此次个税改革，大幅调整后的最高税负仍保持45%的高位，工薪税负全球领先，与建立创新驱动型经济的目标相悖。如果福利国家不是发展的榜样，降低税负鼓励创新应该是方向。
七月刊《回归基本自由主义》
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它们往往会将更高比例的国民收入用于公共服务和福利。富裕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如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对贫困人口的援助，已经从1960年平均占GDP的5%上升到现在的20%。如果再算上在医疗和教育上的支出，这一比例还要接近翻番。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福利国家的庞大规模就足以成为改革的理由。
但是，福利国家具体的劳工政策也许比它的规模更重要。它应该让个人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无论是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那样支持有子女的劳动者重返职场，还是像英国那样向残疾人提供可以选择不同使用方式的个人补贴，或者像新加坡一样开设学习账户，让失业者能够获得新的技能。
任何福利改革都需要在方案成本、对贫困的影响，以及对就业的激励之间做权衡。没有完美的方案。但负所得税是一个好的基础方案：它为低于某个收入阈值的就业者提供补贴，而对高于它的就业者征税。负所得税可以和为所有人提供最低收入的政策相结合。只要税率不过高，这是一种相对简单高效的方法，既能解决贫困问题，又能保持就业积极性。
不过，福利国家的改革还需要应对两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