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笼罩荆楚大地，阴霾蔓延全国。大疫当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背上相机，奔赴抗“疫”一线，用镜头和文字记录着那一幅幅令人感动且又真实的生活瞬间，真实反映了抗“疫”一线人员的工作与生活，以摄影的形式向奋战在一线的英雄致敬。今天就跟随他们的镜头，回顾这次抗“疫”的感动与坚定！
解放日报赖鑫琳：“考验的不仅是体力，更是摄影记者的内心和意志力”
在武汉参与抗“疫”一线报道的45天中，赖鑫琳不仅用手中的相机为参与抗“疫”的“白衣天使”造像，更记录了武汉疫情的重大节点、封城下的武汉人民众齐心抗“疫”的事迹。
赖鑫琳，现任《解放日报》资深摄影记者，曾供职于《东方早报》、澎湃新闻等媒体。参与过汶川地震、江苏盐城龙卷风灾难、缅北战事等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报道。作品曾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最具潜力新人”提名奖，第三届上海青年摄影大展银奖，曾入选新华社2014年度（国内）最佳照片、第25、26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等
整装待发，和相机一起参与抗“疫”
面对这场持久的“硬战”，我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除了衣物和各种抗“疫”物资外，考虑到抗“疫”报道的特殊性——每次进入病区后需要对器材进行严格“消杀”，我选择了做工比较扎实、性能比较稳定的佳能相机。
赖鑫琳工作照
在武汉期间，我的报道工作主要分为两方面，首先是和文字记者一起完成指定的采访任务。其次是自己策划的有关纪实影像的选题。最开始出于安全考虑，医疗队不让我们进“红区”，面对重重困难，只能靠耐心去突破，最终我和医疗队彼此建立了信任，拿到一次进入“红区”采访的机会。在“红区”内采访时也遇到过很多困难，比如长时间穿着防护服、佩戴护目镜，因为护目镜会起雾，视线很差，有时候完全看不清取景器，所以只能凭经验进行无取景的盲拍。在“红区”呆的时间长了会引发一系列缺氧的连锁反应，头痛、恶心，甚至是反胃呕吐，这些因素都增加了采访和拍摄的难度。
同济医院ICU病房护士站忙碌的医护人员。赖鑫琳/摄
冷静面对疫情，白衣天使肩负希望
3月12日凌晨，我进入了一家医院的ICU采访拍摄凌晨时刻ICU，在那个“异度”空间，生死随时进行交替。其中有一位50岁出头的男性患者情况非常不好，正在进行全力抢救。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抢救，最后患者的心电图形状变成了直线，滴滴滴的声响至今还在我脑海中回响。
2月18日，武昌方舱医院，一位护士在查看患者的体温。赖鑫琳/摄
最初我有些无法理解和接受医护人员冷静面对生死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铁石心肠”，后来跟一位援鄂的心理医生聊起这个话题，他说重症抢救室的医生护士不得不“铁石心肠”，医学的科学性要求他们不能感性用事，在疫区每天都要面临很多的生死，一个医生如果不具备很强的心理抗压能力，又如何能很好地救治病人？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面对死亡看似“冷静”，却是为了更沉着更有效的去救治下一位病人，给更多人活下去的希望。
援鄂医疗队员乘坐扶梯进入站台，踏上返乡之旅。赖鑫琳/摄
从业13年来，我参与过很多突发事件的报道，很多现场的危险是肉眼可见的，但这次武汉战“疫”的报道，表面看似波澜不惊，却暗流涌动，病毒的风险无处不在，尤其是在“红区”内，最危险的“敌人”是隐藏着的，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不确定性因素特别多，这个过程不仅考验摄影记者的体力，更是考验内心和意志力。
南方都市报谭庆驹：“惊心动魄的场面让人为之动容”
抗“疫”期间，谭庆驹“驻守”在协和西院，在收治病情最危重的病人的ICU病房记录每一位白衣天使。面对危险无所畏惧，勇敢走进“红区”，记录疫情下武汉病房中最真实、最感人的瞬间。
谭庆驹，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200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媒体成为摄影记者，曾经历广州抗击“非典”疫情报道，采访过青藏铁路建设、2005年珠峰重测，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等报道。2012年加入南方都市报后，报道过缅北克钦武装冲突、四川雅安地震、马航MH370事件、尼泊尔大地震、新加坡习马会等新闻事件
摄影人值得信赖的抗“疫”伙伴
我于2月21日前往武汉，去之前我知道自己肯定要进入“红区”，在器材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更方便地在“红区”内操作。我带的“主力机”是一台佳能EOS-1D X Mark II，专业的机身具备良好的防水密封性能和稳定性，“消杀”器材最方便的方式是直接把酒精和消毒液喷洒在机器上，密封过硬才能扛得住持续“考验”。
医护人员对重症患者进行抢救。谭庆驹/摄
前期由于对相机做了包裹，又因为拍摄过程中戴着护目镜和防护面屏，通过光学取景器拍摄很不方便，于是这次我在“红区”内拍摄的大部分照片都是使用液晶屏实时取景和触摸屏选择对焦点来进行的。即使在戴着几层手套，相机被包裹的情况下，通过触控屏幕选择对焦点，拍摄起来还算比较方便。
2月23日中午，湖北武汉协和西院住院部二楼ICU，来自广医一院呼研所钟南山ICU团队的医生席寅穿着正压防护服，坐在一位35岁的危重症患者的床边，给予其鼓励。谭庆驹/摄
每次走“红区”，“院感”护士都会帮我对器材进行严格的“消杀”。为了保险起见，回到住处后，我还会用酒精对相机进行喷洒。随着进入“红区”次数的增多，我也越发淡定，知道只要各方面防护得当就不会有问题，于是后来我干脆把一台佳能机身装上EF 24-70mm f/2.8L II USM的镜头，连同充电器一起直接放在了ICU病房里，不再包裹，每次只带储存卡进出。
3月27日，暴雨中，来自广东支援武汉危重症救治医疗队的医生席寅、陈维校、护士陈丽珍、刘川（从右到左）4人冒着风雨合力送一位准备上ECMO的危重症患者前往医院医技楼的CT室照颅部CT，以最终确认上ECMO的合理性。谭庆驹/摄
用相机记录下每一个动容时刻
ICU的医护不但工作时间更长，还要时刻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工作强度和压力都更大。3月27日下午，广东危重症救治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为一位70多岁的危重症患者置入ECMO管道时，面对病人突然出现室颤，医护团队马上按分工默契应对，沉着抢救。过程中室颤和应对的抢救发生了两次，在一旁采访拍照的我，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也在加速。像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广东医疗队驻鄂的两个月中，“重现”了很多次。
广东援鄂医疗队完成任务后告别武汉返程。谭庆驹/摄
疫情缓解后在江边观赏日落的市民。谭庆驹/摄
我回看这些在武汉拍摄的照片，无论是ICU病房惊心动魄的场面，还是广东援鄂医疗队完成任务返程时的告别，或是武汉人民在疫情缓解后生活逐步走向正轨的片段，每一个时刻，都还是令我动容。
湖北日报柯皓：“用镜头告诉人们更多的真实信息”
为了呈现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真实状态，柯皓近20次进入隔离病房、ICU等高危地区。用他手中的“武器”记录下了一幅幅令人感动且又真实的生活瞬间。
柯皓，湖北日报摄影记者，200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媒体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参与过玉树地震、2012伦敦奥运会、党的十九大、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以及多次全国两会等重大报道。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新闻摄影评选“金镜头”和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奖项
从1月22日开始，每一天我都是在满负荷地进行拍摄工作。虽然家在武汉，但是为了不给家人带来风险，便3个月没有回家。由于住的酒店先后被征用作隔离点，我在抗“疫”期间一连换了4处住所。
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前，我没有进“红区”的经验，担心消毒时一般的相机被消毒液泡坏，特意从单位的器材库领出一台“身经百战”的佳能EOS 5D Mark III机身，走上了“战场”。大年除夕，我拿着这台相机和EF 24-70mm f/2.8L II USM 镜头，相机热靴座上固定了一台运动相机，用防护服的包装袋将它们包裹起来，再用橡皮筋扎紧袋口，走进了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隔离病房。
确保安全，相机严格“消杀”
每次进隔离病房都需要和医护人员一样，经过十几道严格的程序武装好自己。经历了第一次隔离病房的拍摄后，我发现拍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咨询了相关专家后，便去掉了相机外的包裹物。我了解到，包裹着的相机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隐患和风险，很多褶皱、缝隙“消杀”不到，而专业级相机机身的密封性能其实经得起酒精喷洒的考验。之后每进出一次隔离病房，我的相机和镜头至少要被酒精和消毒液喷杀3次，直到今天，我所使用的器材除了防滑橡胶褶皱里留下了医用手套滑石粉的白痕，其他功能性能都正常如初。
柯皓工作照
动静兼得，记录真实瞬间
在3个月的抗“疫”一线拍摄中，我遇到了很多感人的事情和瞬间。1月28日，我在武汉市肺科医院采访拍摄，从隔离区出来后，肺科医院ICU主任胡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就泣不成声。他的好朋友、东西湖区人民医院ICU主任感染了新冠肺炎，而且病情转重，已经病危。
对于难得瞬间的抓取，是拍摄视频还是照片？经过了一番脑海中的博弈，我最终选择了用相机自带的4K录制功能直接进行视频拍摄。并且通过4K视频的截帧，同样获得了高清的照片。手中相机所提供的专业及便利性，帮我解决了“鱼与熊掌”的问题。
视频截取画面：1月28日，武汉市肺科医院胡明主任刚从ICU出来就接到电话，一起战斗的好友同行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病情恶化已病危，他强忍着泪水继续工作。柯皓/摄
人类在灾难面前都是脆弱的，在疫情笼罩的情况下，以胡明为代表的医生一直战斗在救援的一线，给大家以刚强硬汉的形象，但是在这一刻泪崩，正是体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子汉最真实的一面。面对苦难还要坚毅地活下去，而且还要继续去面对、去抢救更多的病人，他也是这个非常时期所有医护人员状态的一个缩影。
1月28日，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ICU内，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李绪言医生眼镜和护目镜上挂满了雾气和汗水。柯皓/摄
记录疫情下传递的信心与希望
作为一名专业的摄影记者，我们只有拿着相机走进现场，走得更近，才能拍摄到最核心的画面。遍布武汉三镇的方舱医院收治着轻症新冠肺炎患者，这里也是抗“疫”的主战场。
2月18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宛如承载生命的诺亚方舟。柯皓/摄
其间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方舱医院里的“读书哥”。2月5日，武汉市首个方舱医院开始启用。在病人刚刚进入方舱医院时，现场比较混乱。我在拍摄中看到了病床上有一位年轻人，在大家还在忙着收拾行李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床上拿出一本书在安静地阅读，一旁经过的护士看到后还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我急忙拍下这个瞬间。之后在方舱医院里，我还碰到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人和事，静心读书的“清流哥”；身体病了，仍要继续学习的“考研哥”……这些在疫情下的普通人，向大家传递出的都是信心和希望。
2月5日，武汉江汉方舱医院，一名患者在病床上看书。柯皓/摄
对于疫情的报道，除了忠于新闻事实客观记录之外，我们更应该去弘扬社会正能量，用我们的镜头去鼓舞大家，勇敢积极地去面对生活，即使形势严峻，生活还要继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角色，我们只要做好自己，每一个人都是大英雄。
4月15日，武汉天河机场，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护士（右）送别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队员。当天，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离汉返京，成为最后撤离的一支国家医疗队。柯皓/摄
前新华社摄影记者刘宇：“如果不记下来，我怕将来会忘记”
一座城市，66天，4.2万余张肖像，在武汉参与抗“疫”期间，刘宇联合数十位摄影人共同见证英雄们创造的奇迹，为守护生命的医护人员留下最美的照片。
刘宇，198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摄影部任职。曾为新华社总社、伦敦分社和华盛顿分社摄影记者，先后任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采访室副主任、社会新闻采访室主任、国际照片编辑室主任，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任、北京摄影函授学院理事长。2020年2月20日，随中国摄影家协会摄影小分队出征武汉
背上相机轻装上阵，记录最美逆行者
从得到赴武汉的消息，再到踏上开往武汉的列车，只有一天的时间。面对一切未知，临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小的旅行箱和一个双肩背包，里面装的大部分是摄影器材：3支佳能镜头，还有佳能公司支持的一部EOS 5D Mark IV机身以及一套微单相机。
抵达武汉当晚，放下行李后，我们一行人（中国摄协主席李舸、中国摄影报社副总编辑柴选、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网络信息处编辑陈黎明）就赶去参加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宣传组召集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此行的任务便明确下来——迅速组织摄影人为全国支援湖北的数万名医疗队队员每人留下一幅最美“逆行者”形象，为白衣天使“造像”。
刘宇工作照
最开始的几天，拍摄工作都是在医院里趁医护人员交接班时进行的。为了提高拍摄效率，之后我们便转移到了医疗队的驻地进行拍摄，驻地里人员比较集中，拍摄条件相对也好一些。
自2月20日至4月25日，由各方力量组成的中国摄协抗击疫情摄影队的几十名队员，为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的全部4.2万余名医务工作者拍摄了肖像，这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摄影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在几十位摄影师的共同努力下，成了当初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以摄影的名义，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敬意。
为抗“疫”工作剪了短发的医务工作者 刘宇/摄
用手中的相机呈现最真实的武汉
26篇手记，260多张照片，6万余文字，是我在武汉的66天里记录的全部内容，我在每一篇图文的后面都附上了一句话：“如果不记下来，我怕将来会忘记”。
3月24日，在武汉火车站，孟世奇与母亲相拥而泣，父亲在一旁向他们喷洒酒精。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的孟世奇封城之前去外地同学家玩，滞留两个多月后终于回到武汉。刘宇/摄
3月28日，在汉口港边巷，一位少年和妈妈打羽毛球。刘宇/摄
千万武汉人就有千万个故事，即便媒体人耗尽所有心力，也无法呈现出事件全貌之万一。在面对同一个事件的时候，每个摄影师看到的都一样，但呈现出来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照片只是时间的碎片，但当把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现在或者以后，人们就有可能相对全面地看到武汉在这个特殊时期发生了什么，我能做的也只是提供了其中一块碎片。我从来没打算给什么人或者事件定性，因为这是摄影师无力完成的。但我能保证的是，我所呈现的都是真实的。
5月14日，参与“为天使造像”项目的部分摄影师合影。刘宇/摄
5月14日，参与为“天使造像”项目的部分摄影师合影。刘宇/摄
在这场抗“疫”战争中
毅然奔赴抗“疫”一线的摄影师们同样值得致敬
上万次的快门，定格下了一个个令人感动的瞬间
上万张的照片，彰显着抗“疫”一线摄影师的坚持
他们用摄影的方式，将这段万众一心、可歌可泣的抗“疫”历史传递
他们，与千万名医务工作者一样
成为今年春天最被敬重的抗“疫”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