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周五宣布，为应对疫情，与全体新加坡民众共度时艰，国家元首总统哈莉玛减薪一个月，新加坡政府所有部长减薪一个月，国会议员停发一个月津贴，一些高级公务员也会减薪半个月。
与此同时，王瑞杰表示，新加坡政府将为直接在一线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公务员发放额外一个月的特别“花红”，包括在卫生部和新加坡“重组医院”中工作的医疗人员，对抗疫情的各机构基层公务员，和其他一切在抗疫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公务员。
“花红”属于新加坡社会薪金体系中的奖金的一种，按照惯例，大多数单位会在每年12月发给员工相等于1个月薪金的花红，称为“年终花红”。而此次发放的特别“花红”，显然是新加坡政府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特事特办的结果。
给高级官员减薪一个月，给一线医疗人员和抗疫基层公务员加薪一个月，这件事情有多复杂？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
新加坡政府向来秉持“精英治国”的理念，政府高官的薪水，可以视为政府为了招贤纳才开出的价码。而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新加坡基层公务员和高级官员的薪资差距可以说非常之大。
以2018年公开数据为例，新加坡普通公务员月工资在2万元（人民币，下同）左右，国会议员月工资为9万元上下，新加坡政府部长的月工资超过40万，至于总理月工资就有100万之巨。
国内媒体曾多以“高薪养廉”描绘新加坡的公务员薪酬体系，但实际上，新加坡更应该说是“高薪养贤”。此次如果单论数值，一个部长的月薪，可能就可以给20个一线医疗人员和基层公务员发放花红，每个国会议员也大致可以“承包”5份花红，这次“减薪发花红”的操作，看起来不会增加太多的政府预算，算不上什么复杂的决定。
但不得不说，有组织地让高级官员自掏腰包，贴补基层人员，这样的操作，对于有能力有能力调配全社会资源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很少见，尤其是新加坡高级官员的工资居全球首位——
这么干，他们不“肉疼”吗？
李显龙推特截图
其实，如果更换一个环境来思考，背后的逻辑会更为明了一些。在一些企业管理中，“高管带头减薪”并不少见，管理企业与治理国家当然不可简单相提并论，但作为一名好的管理者，不仅要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发挥出色，更要在疾风暴雨之际有勇气站出来，单独扛起压力。
此次疫情已经波及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除了人类的健康受到威胁之外，世界经济热度在疫情影响下的降温，会给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就业、收入、基本生活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对于新加坡而言，这样的影响当然也是同等存在的。
面对一场公共健康危机和来自困顿民众不可避免的指责，新加坡政府高官主动减薪，一方面在客观上纾解了国家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规避了“道德风险”，塑造了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领导者形象。
抗击疫情除了需要众志成城的决心，也需要大批的金钱调配人力物力，但这些钱从哪里来？挤占别的预算项目、募捐，抑或是开征特别税目，都不如新加坡政府高官减薪来的“多赢”。
对于抗疫前线而言，早已编列入预算的官员工资无疑是一场现成且透明的及时雨，调集效率远非其他途径可同日而语。对于官员而言，这也是一笔甚为划算的“买卖”。
新加坡高官通过自减薪水，向全社会表达了愿与一线抗疫人员休戚与共、共渡难关的决心，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扎根于新加坡社会的最基层动员力量。
而身处基层的他们也的确需要这笔钱。
事实上，对于长期“高薪养贤”的新加坡高级官员而言，停发一个月工资看似数额巨大，但实际影响却很有限；但对于基层公务员而言，多领一个月“花红”的意义则不可小视，尤其在疫情导致普遍物价不稳的背景下，这一笔“花红”还可以购买更多的急需物资。
这也是为什么停发一个月工资对于新加坡高官而言，绝非损失。古人有言，宁肯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在这场使命感极强的公共健康危机防控当下，高官一个月的薪金就能换来上下一心、将士用命，切实抚慰、团结大量的普通公务员，这样的治理成本正是作为政府高级管理者所应当考虑的，而这种精细化的治理效果，也更为贴合“精英治国”的风格与气质。
此外，对于新加坡全体民众而言，此举也塑造了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愿意承担压力和责任”的形象，和带领新加坡全体国民突破困境的决心，远了不说，起码对新加坡2020年大选无疑有不可小觑的影响。
所以这笔钱新加坡政府和执政党实际上是花在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上，而与此同时，基层公务员获得了切实的好处，民众也获得了士气更加高涨的抗疫一线保障。
无人损失而人人受益，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