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侃侃（北京大学）
2020年11月24日，厦门大学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文明共生亚洲系列的第二讲，主办方厦门大学历史系请到了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作为嘉宾。谢侃侃以“战前印尼与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比较研究”为题，从解构“中国性”与“华人性”、抗击帝国主义、“拥抱”中国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等角度，探讨了早期东南亚共运的复杂性，其中既包括中国革命对东南亚革命者的思想启发，也包括华人在其中所扮演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角色。
序言： 战前印尼和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比较研究
大学本科期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就读马来语专业的谢侃侃，在美国读研期间对印尼历史产生了研究兴趣。谢侃侃发现了印尼与马来之间存在的诸多可比之处以及联通两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网络。之前的研究者多以民族国家的视角对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马来亚或马来西亚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研究。但如果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国家的运动放在类似的历史时刻以及地理空间里面，研究者其实可以发现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多的互动。 在本次讲座中，谢侃侃重点关注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殖民晚期历史，当时的东南亚被划分为不同的殖民势力范围。
东南亚原荷兰的势力范围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基本重合。原属英国的势力范围，包括马来亚、北婆罗洲及英属缅甸，而泰国则是一个从没有被正式殖民过的地区。事实上，泰国受历史背景的影响，也进行了一些对外扩张，当时马来亚北部的州曾被割让给泰国。因为地缘所致，中国跟东南亚的关系也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就有华人下南洋，部分华人很早就从中国南方，特别是广东、福建两个地区向东南亚移民。越南沿海、泰国曼谷、马来亚吉隆坡、新加坡，以及爪哇地区都是华人的聚居地。
谈到东南亚就不得不谈中国的影响，以及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在1930、1931年，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分别进行了人口普查，在马来亚的华人人口约为171万，达到了总人口的4成，占了非常大比重。当时的马来亚囊括了现在的马来西亚西部以及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而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虽然华人也达到了123万，但却仅占了总人口的2%不到。由于两地的华人人口比例有着明显区别，因此两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式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谢侃侃接着列举了几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包括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Ruth T· McVey的《印尼共产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聚焦了印尼共产主义创立的1914到1928年。新加坡历史学家杨进发（C.F. Yong）则在著作《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中关注了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而马来西亚历史学家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的《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到共产国际1924-1941：马来亚共产党的学徒生涯》（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1941: 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则描述了马来亚共产党从最初创立到之后的20年与国际共运的互动——马来亚共产党早期受到印尼共产党的影响，后来又与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谢侃侃表示，他在阅读这些书籍时一直深受三个问题的困扰。首先马克思主义强调平等，但为什么在印尼和马来亚的革命实践中，这些共产主义组织却很难打破种族的界限？印尼共产主义组织的创立者是欧洲人，而该组织早期的成员中几乎没有华人。与之相比，马共是一个几乎全华人的组织。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突破种族界限的，那么为什么在实际的革命实践中，两个如此接近的地理空间里的共产党成员会有如此大的区别？
第二，在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之间只隔了浅浅的马六甲海峡，两地之间有非常密切的政治互动和经贸往来。然而，既然印尼共和马共都高举反帝大旗、同属共产国际，那为什么马共和印尼共之间却鲜有合作？
第三，谢侃侃也关注了中国在印共和马共运动中所发挥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国共合作，再到后来的国共内战，包括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对亚洲产生了影响。中国、印尼以及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互动？
首先，印尼共产党及它的前身其实是亚洲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它最初是东印度的社会民主联盟（Indische Sociaal Democratische Vereeniging），由荷兰左翼人士马林于1914年在荷属东印度创立。在1920年，它更名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Perserikatan Komunis di Hindia），逐渐开始由印尼本地人领导。在1921年，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从时间点上来说，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跟中共的成立以及加入共产国际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然后在1924年，该组织正式更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使用“印度尼西亚”，而不是“东印度”这个称谓。在1926到1927年间，当时的印尼共产党组织了两次不太成功的抗争，很快就被殖民政府所镇压；于是在1927年以后，该组织就转入地下活动。
1920年之后，印尼共产党员频繁地与英属马来亚进行交流，希望把印尼的运动传播到马来西亚去，但是马来亚的马来人似乎对印尼的左翼运动并不感兴趣，因此印尼的左翼知识分子并没有成功地把组织拓展到马来亚。在1925年，南洋共产党在马来亚成立，主要受到了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影响，因此南洋共产党里多数都是华人，南洋的整个概念其实包括了当时的泰国和马来亚等地。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正式成立，同一时间泰国共产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也相继成立。
所以如果说东南亚的共运受到了中国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谢侃侃指出，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Ruth McVey在《印尼共产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一书中表示，在印尼人眼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综合体。首先中国是亚洲的大国，在方方面面都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在印尼人眼中也是一场革命：从孙中山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到包含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代表的革命。这些革命对当时东南亚的地区，包括印尼都产生了影响。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印尼人眼中还是一个在当地随处可见，且在经济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族裔。印尼人未必对中国以及中国的革命有非常直观的概念，但是他们见到的当地华人是非常多的。华人也相当于一面棱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印尼人想象中的中国。而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表示，在印尼人眼中，中国还是一种隐喻，中国的发展也为亚洲各国提供了参考。中国的变化对于亚洲各地的民众来说，成为了一种激励和灵感。
在序言的最后，谢侃侃明确了研究的基本思路，即探讨战前东南亚共运中的“中国性”与“华人性”问题。谢侃侃表示，虽然东南亚共运的确受到了中国影响，但东南亚共运并不等同于中国通过华人网络对东南亚施加影响。另外，由于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时间相近，因此不能说东南亚的运动完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且，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也很难说中国向东南亚直接输出了革命。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阐释，共产国际对这些国家也有着不同的策略。不同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一些重要概念，例如民族资产阶级、宗教、农民阶级、种族问题等等，都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东南亚当地的一些革命方向与中国也有所不同，例如当地的种族问题与农民阶级就与中国有着明显的区别。
另外，华人在东南亚既是革命经验的传播者，也经常成为革命的打击目标。长期以来，华人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活动中经常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除了少数欧洲人外，当地的华人实际上垄断着税收中间人、放贷、鸦片买卖，以及赌博等行业。所以在当地人眼中，如果说革命要打击殖民、打击帝国主义、打击外来者对本国的压迫，那么大家最直接想到的并不是欧洲对他们的压迫，而是华人对他们的剥削。
因此，华人在东南亚扮演的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角色，这个英语里的Chinese既可以翻译成中国性、也可以翻译成华人性，它本身是有多重含义的。首先，中国性 （Chineseness）是东南亚各国的一个革命灵感的来源；然后因为华人跟祖国的革命形势相连，他们也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载体。但同时因为华人长期以来在东南亚扮演着一种“外来者”和“他者”的角色，所以很多时候本地人在对革命进行讨论时，也会探讨如何去除华人的影响。
一、解构“中国性”
谢侃侃提出，“中国性”的概念需要被解构。中国作为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概念，甚至政治上的概念，相对明确。但是另外一方面，人们对于“华人性”的理解却比较模糊。对华人的身份归属其实有非常多的阐释，例如海外的华人不一定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中华文化大大地突破了地理的边界，所以“华人性”超越了中国的地理边界。因此，这些海外的殖民地虽然不在中国的疆域内，但是它们其实依然还处在华人文化圈之中。
另外，虽然很多海外华人长期居住在当地，但是他们跟当地社会的融合、同化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相对来说，在印尼和马来的华人是比较独立的一个社群，他们很少跟本地人通婚。然后殖民政府大多都采用分而治之的方式，让各民族只在平常的经济活动上有所往来，减少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来往。
除此之外，这两个地区的华人群体内部也有着非常大的差异。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印尼、马来地区有很多所谓的土生华人，他们在东南亚已经居住了很长时间。但也有移居当地时间很短的新华人，他们是在20世纪之后因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劳工，或国内政治形势不稳定才移居当地。
同时，东南亚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的程度是非常不一样的。不同的华人群体，甚至华人个人的政治导向也不一样。很多华人非常积极地想要成为殖民体系的一部分。但也有很多华人始终觉得他们的政治命运应该跟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并不愿意融入当地。当然也有一部分华人觉得他的未来是要跟印尼独立相挂钩的。
这种所谓的离散范式，大大扩展了中国地理和文化的边界，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里讨论了离散范式的局限性。孔飞力指出，我们在讨论“华人性”时也要关注身处中国以外的华人。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要讨论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历史环境等因素。中国并非只是通过华侨来影响当地政治，很多非华人群体也受到了中国政治的影响。第二，本土的非华人知识分子也非常积极地想要去借鉴中国的革命经验。对东南亚的知识分子来说，五四运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
但是，东南亚也并不仅仅是中国影响的被动接受者。首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和非西方的观点都有所接触，很早就提出“师夷长之长技以制夷”。除了西方之外，很多知识分子也从日本以及南洋获取信息。第二点，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和东南亚兴起的。中国共运对东南亚的影响并非单向，东南亚的革命形势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这一点在历史的叙述和讨论中往往是被忽略的。很多学者会把中国当作中心，认为中国的影响向外辐射，这是有待商榷的。
那么，对于研究者来说，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共产主义运动。首先，中国和东南亚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着相互影响。其次，海外华人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而且他们的角色之间常常相互矛盾。第三，本土知识分子尝试把共产主义运动嫁接在当地具有排外色彩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上，而民族主义运动又时常与他们的爱国传统和宗教传统相结合，很多时候就导致了反对华人，反对外来者的行为。
二、抗击帝国主义：以中国为参照
在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所谓的共产主义改良主义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反而因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而变得更加坚固，同时帝国主义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当时欧洲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因为西方工业化强国普遍拥有殖民地，而他们对殖民地的掠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欧洲工人阶级的福利，所以欧洲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产生强烈的愿望去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有很多人为殖民统治辩护——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使得欧洲工人阶级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另一方面，列宁主义逐渐成为了在欠发达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列宁主义的创新性在于，它指出革命可能发生在没有进行或推进工业化的国家，即首先在俄国，接着辐射到其他国家。
在这个背景下，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鼓励各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反帝运动。各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纷纷成立，然后这些政党又将组织与当地的激进运动相结合。关于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微妙关系的讨论在非西方国家非常激烈，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一方面他们要拥抱西方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要抗击帝国主义——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非西方知识分子普遍达成一种共识：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这种共识为马列主义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成为东南亚各殖民地的参照系？中国在当时是农耕经济为主导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相对薄弱，这又导致了无产阶级的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跟农民阶级合作。相较于西方经典马克思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对中国是更为适用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之后，激进派将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其斗争的纲领，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成为了革命实践的重要意识形态。
那么，中国的斗争对于印尼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首先，印尼跟中国很像，以农耕经济为主导。在殖民地社会，民族资产阶级是缺失的，但农民阶级相对比较强大。然而印尼跟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没有一个主体民族。印尼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民族统一。
当时抗击荷兰主要有三股势力，第一个是泛伊斯兰运动（受中东、埃及、土耳其等地的影响）；第二个是“原始”民族主义运动，围绕着印尼国家或者民族的概念，但并没有把印尼独立放入议程。第三个是一部分华人移民把中国，尤其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引入了印尼。当时有很多社团相继成立，但大多是文化组织，而非政党。直到印尼共产党的成立，印尼的政治形势才发生了大变化。
印尼共产党的成员主要是本土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印尼的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缺少吸引力，只有一小部分精英觉得印尼未来应该独立。而因为印尼的穆斯林人口最多，泛伊斯兰运动当时在印尼最有市场。因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伊斯兰联盟。所以印尼共产党早期的一个策略是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联盟，慢慢在伊斯兰联盟内部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与国共第一次合作有相似之处，只是变为印尼共产党和伊斯兰运动的合作。谢侃侃将这种策略称作“集团内括” （bloc with-in），意思是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政党，然后从内部对这些组织进行渗透。
三、拥抱中国的革命
共产国际在那时意识到革命不会在已经工业化的欧洲强国发生，因为帝国主义越来越趋向稳定；于是共产国际逐渐向东看，发现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展现出无限的革命可能。首先，至1927年，中共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国共合作也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使得共产国际意识到中国的革命模式也许可以移植到其他地方。第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东南亚革命的一个策源地。第三，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在东南亚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在东南亚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国和东南亚的革命有着非常大的相关性。中国和东南亚的殖民地一样，都是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非欧洲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比俄国更值得东南亚进行借鉴。另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对当时东南亚急于寻求“师与术”的的知识分子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然而，这种革命的输出绝非单向度。荷兰左翼人士马林在1914年创建了印尼共产党的前身——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正是在他的引导之下，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伊斯兰联盟当中去。然而，他和其他印尼共的欧裔元老很快就被荷兰殖民政府驱逐出境。但是马林把他在印尼所推广的模式，即“集团内括”的经验带到了共产国际；而且在中共创立的早期，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重要代表，也把经验带到了中国。这套经验也在中国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包括影响了1923年之后的国共合作。到1927年，这套经验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推广。而当印尼国内的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印尼共产党想要放弃跟伊斯兰联盟的合作时，共产国际反而坚持让他们把这套合作形式继续下去。由此可以发现中国的革命并不是单向地对东南亚输出它的影响，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是存在互动的。
另一方面，上海和广州在东南亚共运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东南亚革命的策源地。上海当时有国际租界，所以很多欧洲人在上海享有治外法权，欧洲的共产国际代表也选择上海作为他们的重要联络点，他们可以在租界里比较自由地开展活动、进行联络。而且东南亚知识分子要到莫斯科除了坐船经西欧再东行前往莫斯科之外，还可以先北上抵达上海，再往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西行到莫斯科，所以当时上海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络点。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广州。黄埔军校在广州附近，国共进行合作的过程中，很多国共军队的将领都在黄埔军校接受训练。而当时包括胡志明在内的越南早期革命者也在黄埔军校进行学习。胡志明在1925年就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前往广州，在当地从事革命工作。所以广州当时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策源地。
如果要谈所谓中国的革命影响，就不得不提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国民党从建党伊始就非常热衷于拓展海外网络，海外华侨群体里有非常多人支持国民党革命。在1926年到1927年，马来亚的共产主义组织开始出现，但因为它是一个由华人领导、华人参与的共产主义政党，因此，它对马来亚本地的马来人以及印度移民都缺乏吸引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这些政党用民族主义的口号去吸引华人移民的加入，很多华人未必懂得共产主义是什么，但是提到反对英国压迫、支援中国革命，这样的口号马上就让入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随着政党的华人色彩越来越浓，它吸引非华人的能力就变得越来越弱。 当然，1927年国共合作戛然而止之后，马来亚的左翼组织就转入了地下。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马共地下组织才试图恢复跟当地国民党的合作。然而，两党的合作效果一般，彼此之间还是存在非常多的矛盾。尽管如此，当时的马共组织还是通过“爱国救亡运动”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四、民族主义运动与“中国性”及“华人性”之间的矛盾
东南亚民族主义者知识分子想把共产主义嫁接到他们已有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去，所以共产主义在实践中经常跟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 但是在结合的过程当中，如果要宣扬“去殖民化”，就涉及抵抗外来势力，那么外来势力除了包含了欧洲人对经济政治的绝对把控以外，对很多东南亚人而言同样也包括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所占据的强势地位。华人是一群外来人，却在当地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角色。并且华人始终没有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无论在当地居住了多少代，异域性和他者性都是始终是存在的，而这两个概念本身是微妙且充满争议的。所以华人既是欧洲殖民的受害者，但同时在本地人眼中也是剥削者。
谢侃侃随后对越南、泰国、印尼和马来亚的爱国传统和华人性作了比较。越南和泰国的相似之处在于两国都有一个自己的主体民族，所以对他们来说，想象一个去除欧洲影响的国家，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但是马来亚和印尼基于主体民族的爱国传统则相对较少、国族主义的基础也更少。例如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主要都是华人，导致运动对其他种族来说缺乏吸引力。印尼的共产党虽然是由欧洲人创立，但是领导权很快被本地人接手，这与马来亚的形势非常不一样。
与之相对的是，虽然越南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中国成立，随后才传回本国，但在1930年后，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产主义运动“去中国化”趋势；泰国共运早期由华人移民主导，却在随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与越南革命类似的“去华化”过程。所以说，虽然东南亚共运的确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是不同地区受到影响的方式非常不同，有的是直接通过华人产生影响，有的是通过非常抽象的思想造成影响，还有的是将中国作为策源地来接受影响。
总结来说，中国的革命为东南亚的反帝斗争提供了天然的参考框架——中国的农村社会的确对东南亚殖民地有着非常多借鉴意义。中国在东南亚共运的进行过程中扮演了三个重要的角色：首先，中国是东南亚共产党人寻求革命思想启蒙的来源。另外，中国充当了东南亚革命的一个策源地，国民党和中共的海外拓展也对东南亚产生了影响。最后，对于东南亚各地而言，“中国性”与“华人性”之间的边界极其模糊，共产主义的兴起使得这个情况变得更加的复杂。
五、中国及印尼的革命形势对马来亚产生的影响
通过分析1921年至1938新加坡的报纸中关键词“共产主义”和“中国”出现的频率，谢侃侃发现新加坡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较为关注的。在同样分析了1921年至1938年马来亚报纸中的关键词“共产主义”出现频率之后，谢侃侃发现，相比之下，除去1926的清除印尼共产主义使得马来亚对共产主义有所关注之外，马来亚整体对印尼革命形势的关注相对较少，马来亚本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也较弱。
考虑到这样的分析方法可能有潜在问题，谢侃侃同时研究了来自英国殖民官员的情报简报（The Malayan Bulletin of Political Intelligence）。马来西亚和马来亚当地的政治官员将重要的信息每个月汇总一次，然后做成简报、分给重要的官员。
在简报中，马来亚的殖民官员认为马来亚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却非常关注中国和印尼的政治动向。这些在马来亚的官员看来，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殖民地的治安，而且对周边地区的政治活动尤其敏感。相比之下，荷兰殖民官员也在简报中提及了共产主义运动，虽然他们对于周边安全没有那么敏感，但却对本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尤其关注。
在英国驻马来亚情报官员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非常关心中国的政局动向。1925到1927年间，中国国内发生了包括中山舰事件、北伐、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四一二政变、八一南昌起义在内的一些列事件。另外也发生了对英国产生实质性利益影响的事件，比如1925年6月的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等等。1927年1月，因为国内政局动荡，英国失去了武汉及九江的租界，开始增兵上海，直到1927年8月才撤军。当时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使得英国异常关注中国国内的政治动向。马来亚的殖民官员也了解到马来亚有大量的华人，所以中国的政治动向可能会影响到英国的利益。
此外，在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分别爆发了两次由印尼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然后荷兰殖民政府迅速对印尼共产党进行了镇压。印尼共产党在1927年之后开始转向地下斗争。把两个时间轴进行对比，会发现在1926年底和1927年初中国和印尼都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而且都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英国的情报官员也因此产生了一种“认知焦虑”——他们非常努力地想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所以在马来亚政治情报简报里面，有这样一段表述：“印尼的起义毫无疑问是由印尼共产党所领导的。首先，这场起义在多地同时发生，肯定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其次，这些起义是秘密进行的；第三，印尼的共产党员刻意选择在孙中山生日这天发动起义，这肯定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其中的第三点非常可笑——虽然印尼革命、印尼共运以及印尼共产党跟中国方面的互动非常少，但英国的情报官员在当时进行文件书写的时候显然充满了对亚洲共运合流的恐惧。
在1925年底到1926年这段时间，印尼国内的形式已经非常紧张，许多印尼共党员们认为马来亚相对安全，于是频繁地到英殖民地接头密谈，这也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警觉。同时，英国的殖民官员也意识到，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马来亚有着非常活跃的行动，而且由于这些行动的参与者大多是海南人，于是就把海南人列为了重点的排查对象。
此时，英国人发现国共两党在当地十分活跃，开始非常严厉地去查处国民党的海外组织，并突袭海南移民开办的夜校，因为他们认为夜校是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的据点。1927年，新加坡华人与英国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史称“牛车水暴动”。虽然骚乱被迅速镇压，但英国人认定暴动由当地的华人左翼组织策动，开始对当地华人政治活动进行更为严厉的监控。
当时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件，比如两位印尼共产党员Alimin和Musso在新加坡被捕，然后被送上了一个特别的法庭。在特别法庭上荷兰的警察想要把这两个印尼共的领导人引渡回印尼，但是英国法官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做出裁决让他们在48小时之内离开英国领土。两个人随即决定去到中国，再前往莫斯科。
因为上述事件，荷兰政府对英国当局放走两个重要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非常不满。迫于压力，英属马来亚当局修改了关于引渡的法律条文。同时，华人在马来亚对英殖民当局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抗争，并频繁地在当地引发骚乱。在1927年4月，国民党在中国开始进行清党，不少中共党员来到南洋地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共党员开始讨论印尼共的起义；另一方面，荷印殖民当局也在当地发现了华人左翼人士的踪迹。在此背景下，英荷情报官员把这些事情杂糅在一起，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多地同时爆发，且大有合流之势。例如荷兰情报官员就发现华人革命者制定了一项策略，让华人跟当地马来人、印度人和爪哇人进行充分融合，从而把亚洲各地的革命力量汇聚到一起。让荷兰人庆幸的是，他们发现英属马来亚的很多革命者其实都是海南人，而荷属东印度的海南人并不多，所以荷兰暂时不用过分担心海南人把华人共运传播到印尼。
这短短的两年中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然而在当时中国、印尼，以及马来亚的革命之间真正的互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由于殖民官员的认知焦虑，把很多没有关联的事情都联系到了一起。此外，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官员有着非常不同的安全观，英国关注的是整个远东地区，在1925到1927年间尤其关注中国；而荷兰最关注的是自己殖民地的稳定。因此，在1925到1927年间中国革命和印尼革命的共同作用下，英属马来亚当局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来遏制左翼运动。
所以，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对左翼运动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策略，其镇压行动在先，马共正式成立在后——这跟人们的通常认识是有差异的。在马共尚未成立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左翼人士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英殖民政府的压力。可以说，马来亚共产党从创立伊始就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1925至1927年中国、印尼、马来亚的革命形势的互动也带来了一定的远期影响。很明显，英荷殖民政府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击其实远远超越了他们各自的殖民地边界；两国随后进行了非常紧密的情报合作，并将这种合作关系拓展到了亚洲各地。依靠英国的情报网络，荷兰以非常有效的方式追踪着流亡海外的印尼共领导人，以防止印尼共运东山再起。英荷殖民政府的合作也导致两地的左翼运动在1927年后陷入低潮，直至殖民时代的终结。
尾声
与部分学者的认知不同，中国对于印尼共产主义的影响并非是单向辐射式的。例如创建印尼共产党的前身的马林将集团内括的发展手段带入国产国际、传入中国，对国共合作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虽然印尼跟中国都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然而与中国不同，作为多元的社会的印尼，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民族统一，因此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也较为复杂。而在马来亚，由华人创办的共产主义组织则面临了难以吸收到非华人加入的困境。
另一方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上海和广州在东南亚共运的重要的地位，也使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东南亚的共产主义革命。总体而言，中国是东南亚共产党人寻求革命思想启蒙的来源。另外，中国充当了东南亚革命的一个策源地，国民党和中共的海外拓展也对东南亚产生了影响。最后，对于东南亚各地而言，“中国性”与“华人性”之间的边界极其模糊，共产主义的兴起使得这个情况变得更加的复杂。
责任编辑：龚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