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 对于新加坡，有一种声音说它的经济贸易紧随全球脉动，是秩序良好的花园城市。另一种声音说李光耀以柏拉图所著《理想国》的精髓、崇英派的精英主义精神、坚定不移的经济实用主义以及旧式的暴力镇压手段，对当地进行了科学规划。这两种声音让我们不得不对新加坡的治国之道再次深思。 撰文：MARK JACOBSON 摄影：DAVID MCLAIN
在新加坡城市边缘的一处外来人口聚居区中，身穿道袍的印度法师应邀在居民家中作法画符，驱鬼保平安。
政治策略
新加坡承接英国殖民官僚体系的遗产及建国以来执政者的智慧，新加坡人勤奋、务实、力争上游，工作态度极为严谨认真，凡事讲求现代、量化、高效率，因此新加坡在各项国际竞争力的排行榜上总是名列前茅。
李光耀 1965年,新加坡还充斥着贫民窟和大量失业者。李光耀构思出一套重整经济及国土的计划，其理念至今拉动着新加坡永不停歇的改革步伐。
李光耀（在极爱使用缩写的新加坡，他被称为“LKY”）不仅是新加坡的“国父”，还是它的“发明者”。他以柏拉图所著《理想国》的精髓、崇英派的精英主义精神、坚定不移的经济实用主义以及旧式的暴力镇压手段，对当地进行了科学规划。
一名士兵的画面赫然立在参加国庆阅兵的军事特遣队阵营后。
人们喜欢将新加坡比作东南亚的瑞士，谁说不是呢？这座小岛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曾经遍地是瘴气蒸腾的沼泽。1963年，它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宣告独立，不出一代人，就被打造成一片效率超群的土地，370万国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许多欧洲国家，教育和医疗健康系统堪与西方发达国家匹敌。政府部门基本上杜绝了贪污腐败，90%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税收不高，街道整洁，也见不到流浪汉和贫民窟。
猪流感警戒期，一名女店员在夜店门外给来客检查体温。新加坡是世界上监管制度最严的国家之一。
要取得如此成就，就必须确保各种权益间的微妙平衡，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相互作用，新加坡人称之为“大棒与胡萝卜”。最先受到关注的总是“胡萝卜”：财政的强势增长推动了无休止的建设和消费热潮。与之相对的，则是“大棒”，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众人皆知的禁止食用口香糖以及对在汽车上涂鸦者实施鞭刑。种族或宗教不和一类的破坏性事件呢？根本不允许发生，而且，这儿也没有人敢偷别人的钱包。
车库管理员从城里一处停车场干净得发亮的地面上捡起垃圾。浩浩荡荡的保洁员大军将这座城市打扫得近乎一尘不染。严厉的法规起到了辅助作用：被逮到扔烟头或者糖纸，将被处以200美元的罚款。要是再犯，你就会被强制清理别人丢弃的垃圾。
新加坡也许比其他国家更明确地凸显了一个基本问题：社会繁荣和治安良好的代价是什么？生活在一个许多人看来社会强制规范、不停劳作、人人像工作狂一样争得你死我活的地方，一个由独揽大权的执政党颁布严苛法规的地方 (在你的机场入境卡上，会有红字声明，贩卖毒品将被处以死刑)，一个缺乏新闻自由，财政透明度值得争议的地方，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
虽然有的新加坡人说李光耀在过去几年变得温和了许多，但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还是把李光耀视作最高统帅、最终操盘手。
在新加坡飞轮——全球最大的摩天轮，花上1000美元，你就能在座舱里一边享受侍者的用餐服务，一边从40层楼的高处欣赏美景。从地势低洼的日益老化的前英国殖民港口，到今日的崛起，这座岛国仅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
经济策略
1923年，李光耀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华人家庭，他深深地被英国殖民统治和残暴日军的占领（上世纪40年代中期，日本人在新加坡杀害了5万人）所影响。获得剑桥法律专业证书的“哈里 • 李”（李光耀在英国读书时的英文名），在20世纪50年代的左派反殖民运动中首次作为领导人受到瞩目。随着个人权力在日益强盛的人民行动党内部日渐稳固，李光耀当上了新加坡第一任总理，任职长达26年。卸任后，他又担任了15年的内阁资政。2004年，其子李显龙担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担任国务资政后，李光耀的职务又由“国务资政” 改为“内阁资政”。
李光耀创造了著名的“新加坡模式”，将一个国土面积还不如香港大、自然资源匮乏、多种族混杂的国家，转变成了“新加坡公司”。他通过建立通信和运输基础设施吸引国外投资，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并通过向高级官员支付等同于私人公司的高收入，彻底打击贪污腐败，创造出一个超级高效的政府。这种模式——一种混合了经济授权和对个人自由严加管控的独特方法——随后引得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继效仿。
要领导一个国家，资政用他标准的维多利亚式英语说，“必须了解人性。我始终认为人性趋近于动物性。儒家理论认为人可以不断完善，对此我不确信。人可以被训练，被规范。”在新加坡，这意味着诸多的条条框框——不准乱丢垃圾、不准随意吐痰、用完公厕必须冲水——伴随着相应的惩罚制度，偶尔还会在报上公布犯规者的名单。这还意味着教育其国民——一群天生勤奋的人——把他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从小店主变成高科技产业工人。
鸟笼在一处公共住宅区内的高杆上摇来晃去，笼子挂在高处是为了让鸟儿呼吸到清晨的清爽空气。尽管新加坡过去的痕迹多已消失，为鸣叫比赛训练鸟儿的传统却延续至今。一只鸽子最多可卖到6万美元。
随着时间流逝，资政说，新加坡人变得越来越“缺乏上进心和奋斗精神”。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吸收中国移民（目前新加坡25%的人口都是生于外国）是有益的。他知道很多新加坡人对移民大量涌入感到不满，特别是讨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来竞聘高薪职位的人群。然而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资政认为该国的新国民都“雄心勃勃”，家长“努力迫使孩子奋发图强”。如果新加坡当地人因为“没有被踢马刺扎醒”，最终落于人后，那是他们的问题。
新加坡用体罚打击毒品交易：法院判处的鞭刑留下的疤痕，成了这个男人贩卖少量海洛因的永久标记。
要是用一个词来总结新加坡的现状，那就是“怕输”。新加坡人擅长在方方面面拔得头筹——2009年，新加坡的军事预算为114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位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他们认为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时刻保持警惕。
针对外国劳工前来应征低收入工作的规定也十分严格。经过培训上岗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女佣一旦怀孕，就会被驱逐出境。
文化策略
对于“创造力危机”而言，新加坡并非没有意识，他们知道受高度控制的社会其缺陷之一便是来源于此。
同时，政府支持着一项抵制“新加坡式英语”的活动，这种语言混合了马来语、福建话、泰米尔语和英语俚语，是新加坡杰出的语言成就。这种语言看似正符合政府宣称要打破文化单一、创意枯竭局面的构想。然而，新加坡式英语反映的都是华人小混混和他们戴着蛤蟆镜的马来同伙所代表的暴力、低俗的“阿明”文化。
由于公交中转站规划在埋葬他祖母的墓地，杰里• 蔡（音译）要将祖母的骨灰带走，他用伞挡着装有骨灰的袋子，不让太阳惊扰她的灵魂。家人并不难过，他的兄弟乔说：“新加坡没几处墓园了。”
人口策略
也许新加坡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它在计划生育方面过于显著的成就，这项举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口号是“两个正好”。如今，新加坡人干脆不再生育，于是该国不得不倚赖移民来保证人口增长。尽管国家实行生育奖励制度和长期产假，但一切都于事无补，除非新加坡人有更多的性生活。根据杜蕾斯公司的调查结果，新加坡人的性生活频率几乎比全球所有国家都低。“我们的人口正在缩减。”李光耀生前曾这样说，“我们的出生率仅有1.29，这是个令人担忧的因素。”
但是，对于人口种族的问题，新加坡的政策却又略胜一筹。20世纪60年代的暴乱之后，政府在住房领域建立了严格的配额制度，防止各族群单独聚居。这项举措管控百姓的目的远大于促进各族群和谐相处，然而在排练中，那极度煽情的气氛让你很难不被情同手足的倾情演出打动。不管它从何而来，这儿确有一种新加坡精神，真真切切。不管人们有何抱怨——正入李光耀所说，“新加坡人是牢骚大王”——新加坡是他们的家园，无论如何他们都热爱这片土地。看在这些人的份上，你也会喜欢上这里。
一座赌场在市中心施工，它将吸引国外游客，而本地公民只有先交70美元才能入内，为的是抵制赌博。
新加坡在某些方面是一处令人感到不安的地方，即便对于那些以此为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但他们从未想过离开。大部分新加坡人觉得他们还是宁愿选择吃黑椒螃蟹配咖喱角撑死。吃是这个国家很大的消遣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