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承认1942年初马来亚的迅速沦陷是英国历史的一个污点，但它的教训并没有被好好地吸取，而且当时没有对马来亚战役进行充分的报道。如果能从更多的角度对它进行了解，那就更好了。这场灾难的原因更多是政治和社会的原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原因。
贾尔斯·普莱菲尔先生曾从英国被派遣过去协助组建马来亚广播公司。他于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抵达新加坡。因此，接下来两个月他的工作是每天在电台上进行日军动向的最新报道，并临时制作能够激励民众士气的节目，并对日本的宣传进行反击。
马来亚广播公司的职员收到的命令是尽可能久地保证新加坡的广播工作，然后在局势还好的时候销毁发射电台并撤离。最后，他们在新加坡岛沦陷前三四天撤离，在拥挤的船上呆了几周躲避潜水艇，那里几乎没有饮用水，睡的是光秃秃的甲板。最后大部分人去了印度或澳大利亚。普莱菲尔先生对远东很陌生。
他觉得自己不属于新加坡社会，而且他坦率地说自己不喜欢那里大部分欧洲人所过的愚昧、慵懒和琐碎无聊的生活。他讲述了许多故事，内容是关于政府的无能和市民们不愿意严肃地对待这场战争，而且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场战争的宣传工作因为处置失当而陷入绝望。事前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努力让亚洲人愿意接受战争，就连保护他们的准备工作也没有进行——新加坡岛上连一个地下防空洞都没有——而且日本人的飞机一出现那些码头苦力就成批地逃跑，实在是蔚为壮观，而乡下人则无动于衷地看着日军逼近。
普莱菲尔先生注意到虽然新加坡只是一个投资的地方，肤色隔阂却和任何地方一样严重。他记录了几件无可原谅的事情。比方说，槟城这个战略要地完整地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他们在两天内就开始从电台发出广播。尽管如此，普莱菲尔先生并不认为人们普遍相信在马来亚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是真实的，他写到了一些记者，大部分是美国人，他们在热情地传播反对英国的言论。他说出了需要说的话，并以正确的观点去看待新加坡这场灾难。
对于这场大崩溃的主流看法是，罪魁祸首是刚愎自用的"毕灵普分子"和总是醉醺醺的种植园农场主，而且要是马来亚政府能够武装人民，消除肤色歧视和传播爱国口号的话，情况将会很不一样。
这么说并不符合事实。首先，这场军事灾难是不可避免的。英国人在欧洲为了生存而奋战，印度支那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马来半岛在战略意义上已经是守不住了，而且新加坡本身根本经不起围攻。它不是一座要塞，和普利茅斯一样只是一个海军基地，而且它有一百万人口，水源供应却只能够支撑几天。要是指挥官不投降，数十万无辜的亚洲人会被活活渴死。
而且仓促之下根本不可能去组织群众对侵略者进行大规模的抵抗。马来亚的人口非常混杂（事实上，马来人是少数民族，中国人的规模和它一样大），而且经过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变得完全没有尚武精神。"父权"政府的一大弊病在于它扼杀了被统治民族的爱国心或责任感。当伦敦遭受轰炸时，伦敦"顶住了"。新加坡所遭受的轰炸在我们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但由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阿拉伯人所组成的混杂的人口只会认为日本人是危险人物，奉行不抵抗政策会比较好。同样的事情在缅甸也发生了。
理查德·温斯泰德爵士的这本小书是描写英联邦各个国家的系列作品之一。或许它所描绘的英国治下的马来亚过于美好，但它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信息和马来亚从十八世纪开始的简史。它有很多好照片。理查德·温斯泰德爵士在马来亚任职多年，而且是从伦敦到马来亚的广播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系列的其它即将出版的书籍或许会像乔伊斯·卡利（《非洲自由的理由》的作者）的《英国与西非》和哈维[插图]的《英国与缅甸》那样信息详实而且有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