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外交，在晚清只有极少数人，才开始萌此观念：外交不像过去的礼部或者理藩院，处理朝贡和册封。因为很明显，大清根本没有能力要求列强朝贡，人家要的是对等的贸易，而不是派发岁币。
只明白这件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不幸便是这极少数的其中一人。
郭嵩焘的外交观念，早在他署理广东巡抚的时候，便已经与他的上级、两广总督瑞麟发生重大分歧：他的目标是平等对待，遵循法理依据，促进沟通，避免冲突。
但这显然不能为其他人理解，他的上司包括同僚，始终觉得外交是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
最紧要是保全国威，虽然几场仗打下来，不知士兵还活下来多少，但只要在洋人面前保持气节，便还能赢得尊重，但凡求教、仿效，沟通理解，就很没面子了。
也因此郭嵩焘便常常被人打小报告：譬如和洋人一样握手而不是作揖，听音乐会时学洋人拿起小册子翻阅；外出时披了洋人的大衣（即令冻死也不当披）；学洋人担遮（广东话，即打伞），而不用扇子。
这个报告尤其好笑，连郭嵩焘都忍不住摇头：伦敦天气这么冷，要到什么时候才用得上扇子？
远渡欧洲途中，他路经香港，当时香港居民约 13 万，西洋人约 6,00（对比当时新加坡人口 20 万，西洋人约 2000），当时的总督坚尼地特地迎接，还为他鸣炮十五响，军士列队奏乐。
他还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到香港：“所见香港房屋，仅及今三分之一。十数年间，街道纵横，楼阁相望，遂成一大都会。”
根据他与洋人亲身交往的经验，他有这样的感受：“京师谈洋务者，只见得一面道理。吾谓道理须是面面俱到，凡只得一面者，皆私见也，不可谓之道理。所谓道理无他，以之处己，以之处人。”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现在搞洋务运动的认为西方的强大只是因为武器，从而仅仅需求其武器制造的技术，这是不对的，应该全面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制度。
郭嵩焘此时作为清廷官员已经开始反对中体西用了，想要从根本上改变清朝的政治制度。
但碍于当时形势，郭嵩焘也没有办法直接批评他的同僚，毕竟孤掌难鸣，只能借题发挥。
他批评南宋的朝堂“唯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高调北伐，对金国态度傲慢，拒绝和谈，逞口头之快，而数百年都没有人省悟。这样的习性，从南宋到晚清一直没有变过，怎么办呢？
他说：“洋务以戒除粉饰为第一要义。中国以粉饰为固有之常规，通行之要义，以狡诈百姓久矣……”
“一直欺骗国民，又试图用同样的一套去骗洋人，以其所不能粉饰者强从而粉饰之，其亦不智之尤者也。”
这句话就差点没直接说洋务运动都是骗人的了！
但是说真话，下场可想而知，郭嵩焘要求把自己出使英国的日记出版，结果这本日记反而成为他的罪证，朝中骂他想对英国称臣。
称他勾通洋人的声音此起彼伏，罢官之后，乡里还有人羞辱他。直至他死后，即使李鸿章提议出版他的日记，也遭到拒绝。
然而从他的日记看，他虽然不通英语，但他在伦敦似乎融入得很好，也没有因为国威不振之战败弱国，遭受歧视而变成“孤家寡人”，反而交际甚为频繁，包括出席危地马拉公使夫人的葬礼。
除他之外，受邀的还有法国、日本、荷兰、葡萄牙四国公使，这显然是一个比较私人的场合，应该是有讲究一点人情味的。
日记中许多英文词汇，譬如国会、市长、各国地名以及报纸名称，都直接用中文拼写，可见对于他都是闻所未闻的概念，但是并不妨碍他理解，以及与人沟通。
其中有一小节提到瑞典公使致函询问各国刑法：比如如量刑多寡，囚犯的食住费用多少，狱中作息如何，如何劝善改过，有多少人改过，由什么官员管理，民间的舆论评价如何？
一连串问题难住了他。郭嵩焘叹息：凡西洋所极意考求者，皆中国所漠视者也，只此已穷于为答矣。
写在最后：郭嵩焘在晚清被人骂作汉奸，现在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有之。但无论如何，郭嵩焘此人的愿望是希望自己国家能够富强，有这一点大概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