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上旬，39岁的杨拯民从西北赶到北京开会。
11号的晚上，他接到了中央的通知，邀请他出席第二天将举行的“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作为杨虎城将军的长子，这样的招待会他自然要参加。
令他欣喜的是，前来通知的同志告诉他：此次招待会由周总理亲自主持。许久不见周叔叔，杨拯民不知他是否一切安好。
“西安事变”对中华民族的意义，想来不用笔者多说。这次招待会举办得非常隆重，相关的东北、西北方面不少领导，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的一些老战友，也都受邀出席。
12日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相偕而来。见到大家都在等自己，周总理连连解释：“叶帅本来也是要参加的，去了延安，来不了了”。
当天晚上，杨拯民在人群中还看到两个老熟人：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和张学铭。很显然，他们是作为张家人代表来参会的。
会议进行地很顺利，周总理亲自致词。席间张学思向周总理敬酒时，想到大哥还被蒋介石软禁着，父亲早年惨死在日本人手里，一时泣不成声。
周总理见他如此伤心，也忍不住落泪，他表示：“25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一时间，与会人员无不伤怀。
这一幕，让39岁的杨拯民感慨万千。他强忍着泪水，来到周总理跟前，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多少年来，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有一件事总不甘心。“西安事变”的真相至今众说纷纭。为了批驳蒋介石等人伪造的《西安半月记》，我们应该把事实材料整理出来，使真相昭示天下。现在不抓，不整理，再过若干年有些当事人谢世了，就不好搞了，请总理考虑。
很显然，杨拯民是在向周总理诉苦。
作为杨家后人，他此番诉苦不是为自己，而是请求总理替父亲正名。对于多年来蒋介石等人对父亲及张学良叔叔的污蔑，他希望周总理能主持公道，还历史一个真相。这是压在他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
那么杨拯民在父亲被害后，都经历了什么？他为何会在这时候，当众提出这样的请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周总理又将如何果断处理问题？本期魂说就跟大家细说这段尘封的往事。家国大义、亲情、恩情，都深藏其中。
一：杨家了不起的长子
在杨将军的几个儿子中，长子杨拯民在性格上，是最像父亲的。
1922年，杨拯民出生在陕西老家。他出生时，父亲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将领了，成天都在外面奔波。4岁那年，母亲罗佩兰身染重病去世，他便被父亲长期带在身边。
对于这个长子，杨虎城给予的关爱跟天下慈爱的父亲一样。儿子从小体弱多病，他便特意花高价请了一位国术师，手把手教他。日子久了，杨拯民的身体一天天强壮起来。
那时候的杨拯民，就像是父亲身后的“小跟屁虫”。每天早上，他总爱要缠着父亲带他一起去出操。看着他操练的样子，杨虎城打心底高兴。
当然，宠爱杨拯民的不止父亲一个人，张学良叔叔也是一样。有一回，杨拯民又跟父亲一起乘车去军营，正好碰到了张学良。
张学良爱开车，杨将军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杨拯民则跟副官乖乖坐在后排。看到他这么乖巧的样子，张学良开起了玩笑：“小家伙，真乃将门虎子。今天在车中的人算你的官最大，我给你当司机，你父亲和我的副官给你当保镖，你的派头不小呢？”
这就是杨虎城跟张学良的相处的日常，当时两家人就好到了这个程度！这也是为什么，在“西安事变”中，他们能配合默契。
少年时期的杨拯民，对于何为民族大义并不是很了解。直到1935年，14岁的他因不慎摔了一跤，引起脑震荡。医生诊断后，认为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最好的办法是经常外出走走。
正好当时国内战事吃紧，杨虎城便安排医生陪儿子去日本看看，顺便考察一下日本工业。这一去，让杨拯民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为中国人的无奈。
到餐馆吃饭，只要你一说自己是中国人，邻座的日本人就会换个位置坐。每次正常跟日本人交流，他们总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这一切，都让杨拯民痛苦不已。
读小学时，杨拯民曾问过父亲为何给他取这个名字，父亲说：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登中国于富强之域。到了日本后，他才真正体会到这两句话的意思。
1936年12月，父亲跟张学良叔叔发动“西安事变”时，杨拯民正在北平治阑尾炎。因此，整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其实并不清楚。
等他回到西安时，张学良已经被带到南京，而父亲在不久后被迫离开部队。此后，蒋介石一直想办法逼父亲出国考察，希望以此来降低“西安事变”的影响。杨将军放不下国内抗日战局，并不愿意这样做，但却也没有办法。
出国前一晚，杨虎城特意把杨拯民叫到身边，并破例让儿子跟自己住在一个房间。
那天晚上，父子俩几乎一晚都没睡。杨虎城显然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到来，所以一向话不多的他，跟儿子交代了大大小小许多事。他告诉儿子以后要照顾好弟弟妹妹，也要照顾好自己。杨拯民把这些事一项一项，都默默地记在心里。
第二天，杨拯民送父亲登上了去欧洲的轮船。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杨拯民使劲地挥手，但他没想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杨虎城走后没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他再无心在外考察，多次请求回国抗日，但蒋介石都没答应。最后，他不得不抗命由法国经新加坡、香港回国。他原以为回来了就能重新带兵，哪怕是死在战场上也无怨无悔，但蒋介石却在第一时间把他控制了起来，囚禁在南昌。
此后，杨虎城被囚禁了整整12年之久。期间自愿去牢里陪伴他的夫人谢葆真，不堪折磨而亡。1949年9月6日，国军弃守重庆前，蒋介石下令杀害了杨将军及陪伴他的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
这就是周总理说的，杨家一门共有4人，倒在了黎明前。
因为杨虎城被杀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杨拯民一直都不知道。事实上，就连父亲被囚的地点，多年来杨拯民一直都不知道。
而他自己，早在1938年父亲被囚禁后不久，就带着一封介绍信到了延安，这才免遭敌人毒手。
到了延安的杨拯民，受到了更多人的疼爱。周恩来、朱老总等人，都极力照顾他。很快，他就进入抗大学习，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人才，并参加了解放西北的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像杨拯民这样懂军事的年轻人，很受欢迎。当时在西北局任职的彭德怀十分欣赏他，曾想把他“抢”到西北空军任参谋长，但被杨拯民婉拒了。
杨拯民去过日本，被日本人的工厂规模震撼到过，所以他请求领导放他去西北玉门搞石油。就这样，从28岁起杨拯民就再也没有离开玉门油矿，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二：杨拯民和周总理的交往
杨拯民之所以会选择在“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上，当面跟周总理诉说心中的委屈，是因为在他看来，周叔叔是最懂他的人之一。
周总理一生无儿无女，但在党内有很多晚辈，都把他当父亲一般敬重。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周总理的保护下，才得以在枪林弹雨中顺利回到亲人身边。比如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等等。
对杨拯民来说，周总理也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长辈。晚年，他提到周总理时曾这样说：总理对我来说，是领导，是监护人，亦是父执。
杨拯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周叔叔时的情形。
那是1937年4月的事了，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以副主席的身份，代表我军跟国民党谈判。途经西安时，他专门登门拜访了杨虎城将军。
当时，杨虎城已经被蒋介石免去职务，这让他颇为无奈。因此，周恩来此次来访，也是为了宽慰杨将军。
这天，15岁杨拯民刚从外面回来，就听到家里人说：“周胡子来了”！
当时，周恩来留着胡子，很多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周胡子”。杨拯民早就听说过周恩来的大名，也知道这是一位传奇的大人物，便想偷偷看一看他到底长什么样。
于是，他便急忙走向客厅，打算躲在门口窥看。正好，父亲送周恩来出来，杨拯民和他们撞了个正着。
杨虎城不好意思，便赶紧给周恩来介绍。周恩来不但没有介意，还亲切地拉着杨拯民的手说：“以前没见过！”杨虎城赶紧说：“他刚从上海回来！”
于是，周恩来便微笑着看着杨拯民，问了他一些生活上的情况，然后才跟他告别。这次匆匆一见，总共也就是几分钟，但杨拯民当时就觉得这个叔叔很不一样。早前他曾见过很多国民党里的大人物，这些人大多都是盛气凌人的，从没有人会对他这样一个少年如此客气。
父亲出事后，杨拯民一直在思索自己该去哪里。最后，也是因为想起周恩来的气度，他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延安。
在延安期间，他得到了周总理关怀，得以迅速成长起来。然而在工作之余，父亲到底被关在哪里，到底是死是活，一直让他揪心不已。
1949年8月，他作为西北代表来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又一次见到周总理。当年躲在门口偷看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年轻干部。周总理看见他很是高兴，拉着他跟在场所有人介绍：“杨拯民是虎城公的公子，27岁，是我们解放区军分区司令员。”说完，还拉着大家跟他干杯。
周叔叔的热情，让杨拯民十分感激。宴会结束后，他拉着周叔叔问起了父亲的下落。周总理看着他伤心的样子也颇为伤感，便替他问那些刚起义的国民将领：“你们谁知道虎城先生最近的消息，可以告诉他！”
可惜，这次询问终究还是没有结果。除了毛人凤等几个蒋介石亲信，没人知道杨虎城的近况。直到3个多月后重庆解放，同志们才在“戴公祠”左侧的花坛内找到了杨虎城的遗体。当时遗骸已经无法直接辨认，是牙医通过他的牙齿辨别出身份的。
收到通知的那一天，杨拯民哭了许久。自从1937年送父亲上出国的轮船，整整12年了，最终还是等来这样一个消息，他一时慌了神，不知该怎么办。于是，赶紧请示周叔叔。
周恩来很心疼他，让他马上去重庆。同时，周总理又命沿路单位予以支持，保证杨将军的追悼会及公祭能顺利进行。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杨将军才得以顺利大葬。这份恩情，杨拯民始终记在心里。
三：面对杨拯民的诉苦，周总理如何答复？
杨拯民是个懂事的孩子，之所以会在1961年当着众人的面，跟周总理诉苦，称自己不甘心，其实都是被蒋介石等反动派给逼的。
对于蒋介石来说，“西安事变”是其一生的奇耻大辱。为了挽回自己在国人心中的形象，他在1937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谈起西安事变的整个经过。会议结束后，他还赠给与会者一本由他署名的小册子。
蒋介石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他自称这本小册子记录的就是他在西安的半个月时间里，经历的一切。
在日记里他提到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和平解决，是因为张学良和杨虎城看到了他随身带的一些公文和日记。
他称张、杨之所以会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是因为误解了他的拳拳救国之心。看过他随身带的抗日救国计划材料后，才意识到自己错了，而且还为他的“伟大人格”深深感动。甚至日记里还提到，张学良在12月14日来找他时，已是泪流满面，十分愧疚。
如果按他这样说，那张、杨两位将军不但不是民族英雄，还是在关键问题上犯糊涂的人。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这本所谓的《西安半月记》是由蒋介石的秘书长陈布雷完成编撰的。至于其编撰的过程，陈布雷在写给好友的书信里曾提及过。在王泰栋撰写的《陈布雷大传》里，也曾记录了他当时写的日记。
获得自由后的蒋介石，因在事变中腰部中伤，只能卧床休息。思来想去，他觉得重塑形象的事，只能交给他最信任的陈布雷来完成，于是他通知对方：“你到上海住宅来看我吧！我准备找牛惠霖医师诊治一下，还有一些东西叫你写一写。”
陈布雷如约而去后，才知蒋介石是让自己写《西安半月记》。而且还规定好了，要写出张学良和杨虎城犯上篡权的野心，以及自己如何对他们晓以大义，让他们真心悔过的过程。
对此，陈布雷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表示：“我没有去过西安，对事变经过不是很清楚，恐怕难孚重望。”蒋介石则表示：“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的写就好了！”
没办法，陈布雷只能动笔。但他好歹也是一个有追求的文人，所以越写越烦闷。蒋介石为了让他好好发挥，便让他在杭州西湖边上租了个旅馆安心创作。对于这段时间的痛苦，陈布雷在给好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
终于，陈布雷在受尽内心煎熬的情况下，于1937年2月11日完成了稿子，并呈给蒋介石。蒋介石显然对其中的一些细节还不是很满意，于是又让他来回改了几次，直到2月底这事才算完。
此后，陈布雷一直不肯回到上海，而是留在杭州散心。在4月24的日记里，他写道：“幸而滞留杭州，尚可不发神经病，此种痛苦，非同病者不能知也……”
很多人不理解陈布雷作为一个报界奇才，蒋介石最信任的“一支笔”，为何会选择在1948年年底自杀？其实仅从撰写《西安半月记》时，他承受的痛苦就看得出来。
这些毫无事实依据的文字，对张学良及杨虎城的亲人们来说，显然是一种侮辱。杨拯民作为杨将军的长子，内心受到的煎熬可想而知。
看着他当众诉苦，周总理也是感慨万千。他认为杨拯民提出的“把事实材料整理出来，使真相昭示天下”，是很有道理的。当时，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在招待会现场，于是总理果断决定：“最好由三方面有关部门人士组织一个小组，把它搞出来！”
周总理发了话，这件事很快就办了起来，“西安事变”史料编写小组也马上成立了，李维汉亲任组长。为了让事件的细节更为真实，小组找到了曾参加过事变的原东北军将领，将他们的回忆都一一记录下来。同时，又花了大量精力找到了与事件相关的往来信件、记录等。最终，西安事变的真实细节被一一曝光，有力地反驳了蒋介石的无耻言论。
不得不说，周总理的安排是极果断和高明的。他强调“三方面的有关部门人士”，既包括了当时我党赴西安谈判的代表，又包括了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以及杨虎城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中与此事有关的将领们。比起蒋介石让陈布雷闭门造车的杜撰，这样做显然才是有说服力的。
四：杨拯民视周总理为父执
对于杨拯民来说，周总理能助自己为父亲澄清不实之论，显然是莫大的恩情。此后，只要他一回到北京，就总是找机会去看望总理。
有一回，他在天津见到总理时，发现他面色欠佳，十分清瘦。便担心地问他：“您还是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吗？”总理笑了笑说：“我这次到天津来，就是为了休息两三天”。
那天，周总理专门留下他吃了顿饭。饭后，两人还一起打了会乒乓球。整个过程中，杨拯民都很心疼已68岁的周叔叔。
总理看出了他的担心，便宽慰他：“我身体不错嘛，冬天不戴帽子，一般不穿大衣和棉衣”。杨拯民知道周叔叔是在宽慰自己，便再三叮嘱：“您年纪大了，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
周总理听完笑了笑，说：“人，不要怕死。我想，死最好是打仗和敌人拼，一粒子弹结束生命。如果不打仗，那就拼命工作。什么时候消耗完了，就结束生命。”听完这话，杨拯民没有再说什么，他明白这就是周叔叔的生死观。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杨拯民含泪写下：他是我的父执，可是从来不以父辈自居，总是平等相待，和蔼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