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选自本人新著《商业的逻辑》第六章国际风云篇，于 2016年 9月 5日发表于《中国企业家》，原题为“新加坡‘中金公司’的警示：大力发挥民企作用，慎用国企身份”。以下为文章全文：
淡马锡控股公司（以下简称淡马锡）是新加坡财政部拥有 100%股权的政府投资国有控股的资本公司，管理着 23家国联企业，类似中国的国务院国资委与中金公司的合体。其网站称：“淡马锡是一家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投资公司。”淡马锡集监管和投资于一身，在新加坡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截至 2016年第一季度末，淡马锡投资组合净值为 2420亿新加坡元（约 11869亿元人民币），比上一财年减少 240亿新加坡元（约 1177亿元人民币）。尽管 2016财年的表现不甚令人满意，但是，在过去 10年间，淡马锡的投资组合净值几近翻倍，令人瞩目。
一直以来，淡马锡以其傲人的成绩以及新加坡“华人国家”的特性，让国人对其多了一份关注。我在新加坡工作、生活 11年，也与淡马锡打过交道。淡马锡曾一度是我曾任职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股东之一。在我看来，淡马锡在投资上的一些做法的确可圈可点，值得我们借鉴。当下，随着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的步伐逐步加大，淡马锡的海外资本运作也可以为我国的企业提供启示。但是，淡马锡的成功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策背景，无须过多地吹嘘其“回报神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淡马锡模式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提供了警示的一面。
只有实施投资目的的多元化才能削减国际风险
作为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的盈亏极大地影响着新加坡经济的稳定性，这就要求淡马锡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但不可恭维的是，其抗风险能力仍然偏弱，国际市场上的风吹草动都会极大地影响到淡马锡的盈利，甚至直接带来新加坡元的贬值。例如，在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淡马锡 2009财年投资组合净值便缩水 50亿新加坡元；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又直接导致淡马锡 2016财年 240亿新加坡元的亏损。相比之下，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哈撒韦就不致如此。究其原因，淡马锡相对固化的投资结构使这一现象不可避免。在投资目的地的选择上，淡马锡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地区，这两者在淡马锡投资目的地的选择中所占比例高达 70%。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淡马锡在新加坡和中国的资产分别占投资组合的 29%和 25%，美国位居第三，占 10%。这三个国家也占据了淡马锡近七成的投资量。这样的投资市场选择就决定了中国或美国一旦出现经济波动，或者因为新加坡长期以来在中美之间“走钢丝”而导致的失衡，以致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对淡马锡采取抵制政策，淡马锡都将遭受重创。事实上，淡马锡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正在有意识地降低亚洲地区在其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 2000年前后的 80%逐步降至目前的 70%。
图 6-1.2006—2016年淡马锡投资的地理区域分布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应注意这一问题。资产配置在成熟市场与发展中市场的比例，以及在“一带一路”各个国家中的比例，都要有科学而合理的布局，多元化的选择可以有效规避风险，避免“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国家角度来讲，应该吸取淡马锡的教训，高瞻远瞩地指导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海外投资布局，尽可能多地覆盖不同地区，以有效地分散和化解风险。
分散投资领域，优化投资结构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投资者奉为圭臬的话语。但是，在实际投资操作中淡马锡并没有做到，这显然值得我国企业警醒。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电信、媒体与科技领域（所谓的 TMT），是淡马锡投资的最大领域，占其总投资组合的 25%，而新加坡电信又是其最大的单一投资，占投资组合的 13%。淡马锡作为国有的投资公司，单笔投资占据 13%显然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数字。从投资结构来看，淡马锡对前沿科技的关注和投入较大，基础性行业所占据的比例相对较小。这样的比例结构对我国而言不具有太大的借鉴意义。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体量远非新加坡可比。在中国对外投资中，与国民经济相关的基础性行业要占据更加优势的地位，还要兼顾新兴行业和“朝阳产业”。
表 6-1.2014—2016年淡马锡投资的行业领域分布
政商关系不是万能钥匙
一直以来，淡马锡特别重视发展良好的政商关系，并从中受益良多，但近年来有些失灵。淡马锡之前与印度尼西亚政府保持较好的关系，对包括印度尼西亚国际银行在内的多家企业进行了投资。但是，随着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更迭，印度尼西亚宣布了反垄断法令。这一政策的调整，对淡马锡在印度尼西亚的布局造成了较大影响。虽然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宣称“并非针对本地的淡马锡控股”，但是，大众还是将其看作当局与淡马锡关系的破裂。在中国也是如此，新加坡当局通过在新加坡举办的总裁班、市长班，炫耀新加坡治国理念、推销淡马锡经验、搜挖中国富豪落户新加坡等做法，使淡马锡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政商关系，也获得了很多资源。但是，随着中国反腐力度的加强和程序的规范化，其在华的投资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培养市场意识，把政商关系放到其次的地位。虽然良好的政商关系可以提供发展的捷径，但是，从长远来看，只有加强核心竞争力，以产品、技术、理念和品牌等服人，才能在海外丛林法则下的投资并购竞争中脱颖而出，让别有用心的人无话可说，从而为国家争取利益。
慎用国企身份，合作谋取共赢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国企所具有的浓重的国家属性一直被一些国家所警惕，做工程而不是投资的模式也让中国企业“水土不服”，并因此丧失了一些机会。墨西哥高铁投资夭折的部分原因，就是国企的国家属性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感。当年中国海油收购优尼科也同样遭到美国政府的抵制。在这方面，淡马锡作为新加坡财政部独家控股的企业也同样提供了诸多教训。2006年，泰国总理塔信家族控股的西那瓦集团与淡马锡达成协议，以约合 18.8亿美元的价格将西那瓦集团 49.6%的控股权出售给淡马锡。这一举动激起了泰国大规模的民族主义反弹，并引发了泰国的政治危机。
中资企业走出去要汲取淡马锡的教训，不能动不动就以国企的身份“走出去”，这样不仅会面临来自目标国政府和民众的质疑乃至抵制，更将耗费更高的成本以换取妥协。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可以有效地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融合国企、民企两者的优势以获取最大的利益。具体而言，可以促成国企和民企合作，以民企为主体开展海外的竞投标，负责前端的相关事宜。一旦做成之后，再引入国企作为战略伙伴，发挥国企的资源、人力优势，通力合作，共同运营。这样的良性循环将有助于快速地打开海外市场，也将增强中国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效地改善当下国企和民企过于“泾渭分明”的不良状况。
淡马锡已经走到了第 42个年头，其在近半个世纪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其中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面，但也有其历史背景和独特地理优势的因素。中国和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相比，始终存在着较大国情上的差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淡马锡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和借鉴，而不是一味地追捧，方是中国和中国企业应有的态度。我们应该明白，淡马锡乃至新加坡当局吹嘘与放大淡马锡“经验”也有其赚取声誉资本，博得中国资源的重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