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伊势市的鸟居（类似牌坊的日本神社附属建筑，代表神域的入口，用于区分神栖息的神域和人类居住的世俗界。译者注）。© Werner Forman—UIG/Getty Images
利维坦按：
对于长期遭受家暴的人来说，选择彻底从施暴者眼前消失是一件虽然消极但确实有效的方式。花钱买消失——这种现象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又在情理之中。作为社畜，与其被“社会性死亡”，还不如改头换面重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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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由于手头拮据，我在东京的娱乐区涩谷找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工作。我每天早上都要穿一件沾有前一班次工作人员汗水的燕尾服，使用假名字，装扮成英国管家，为那些参观位于米色大楼第五层的“城堡”的人（多为女性，偶尔也有男性）提供服务。
假定的情境是这些顾客均是“王公贵族”，他们没有护照，却来到了异国他乡。通常情况下，他们都穿戴整齐，到达时会给他们一个按铃以便召唤管家。作为一名管家，我的工作是带领他们进入装有窗帘的角落或布满人造玫瑰的格子后面。我们通常在这些地方调情、聊天，而我通过引导他们点店里的伪意大利菜和色彩鲜艳的鸡尾酒来赚取佣金。
这是散布在城市中的数十种梦幻消遣之一。再往下几层，男人们可以花钱与穿着学生制服的年轻女人约会。在其他地方还有恋物癖地下城。对于不太喜欢新鲜花样的人来说，有可提供同床共枕服务的风俗店，这些店以20分钟为单位计费。
“昨天马跑了，我得抓住它们，”我坐在福米加餐桌旁用慢速英语或基础日语说着这些话。戴着塑料头饰的上班族透露可以在京都附近采摘蘑菇，而外地人则说名古屋有日本最正宗的味增汤。
我们期望所有客人都是一次性游客——这反映在价格过高的食物以及以日本的严格标准来看很马虎的服务上。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接待了一些忠实的常客。这些常客中有穿着童装的中年妇女，她们小心翼翼地写着不想长大的信；有“公主”卡农，她每周都会回来看她最喜欢的管家，有时会说起被虐待的事；也有“六先生”，因他曾经只有百分之六的体脂而得名；还有“王子”新一，他怀疑爱情，曾经在城堡的木地板上弄脏自己。
管家们很难成为合格的参谋（因为没有人会说流利的日语）。但这座城堡有个重要的功能：它是一个自白室，远离下面的大都市，对一些人来说是个可以消失的秘密世界。
最近，我看了一本讲述成千上万地消失的日本人的书，由此我想到了我在城堡里的短暂工作经历以及顾客们分享的故事。一位名叫莱娜·莫格（Léna Mauger）的法国记者调查了“人间蒸发”现象。她在书籍简介中称，每年都有近十万日本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www.amazon.com/Vanished-Evaporated-People-Stories-Photographs/dp/151070826X）
莫格说，许多人无法挣脱抑郁症的困扰，无法去除上瘾的恶习，无法摆脱不正当性行为的折磨，他们将自己封闭起来，与社会隔离。他们丢掉住所、工作和家庭，就像丢掉不要的衣服一样；有时他们会更改姓名甚至换张脸。“这是无法真正谈论的事情，但人们可以消失，因为在日本的社会之下还有另一个社会，”作者在新书采访中如是说。
（nypost.com/2016/12/10/the-chilling-stories-behind-japans-evaporating-people/）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名叫北弘（Norihiro）的工程师被解雇了，但他羞于告诉家里人。每天早上，他都穿上衬衫，打上领带，和妻子吻别，然后开车向办公室方向驶去。但他无处可去，只得整天呆在车里，有时熬到很晚才回家，让人觉得他在和同事喝酒。
最终，由于拿不到工资，他无法继续撒谎。他选择了消失，遁入三谷区——一个已经从东京地图上被抹去的隐秘又可耻的地方。莫格写道：“出租车司机都不敢开进这片阴森之地。他们说，只有那些过得糟糕、无人记得的人才会去那里。”
这个故事很吸引人。但早期调查显示，许多日本人怀疑莫格文字的真实性。“我们大多数人（看到这个故事时）都觉得难以置信，”长期旅居日本的查尔斯·麦克吉尔顿（Charles McJilton）说。他所在的救济组织“第二收获”（Second Harvest）为三谷区的其他非营利组织提供食品援助。三谷区并不阴暗，还被公开称作“东京最酷的贫民窟”。没错，“三谷”这个名字于1966年从地图上被抹去，原属于三谷的地理区域被并入几个周边地区，但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世界各地的市政当局一直都致力于抹除或重新命名不受欢迎的地区，以提高该地区的声誉并吸引新的投资。
© Moyashi - Medium
三谷从没有得到过多少投资。该区域简陋逼仄，仅横跨几个街区。穷困潦倒之人曾将其视为避难所，他们做着临时工，不会被任何人问起。麦克吉尔顿于20世纪90年代初搬到那里，彼时不断更新的劳动法已不再允许这类临时工种的存在，而如今此处已是廉价住房和经济型餐馆的聚集地。
麦克吉尔顿告诉《时代》周刊，莫格书中的部分内容“充其量只是无根据的想象”。
“没有出口，无处可逃”
像其他国家一样，隐秘世界是日本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村上春树的故事中，大象消失了，女人爬下梯子进入平行世界。在马里奥游戏中，这个所谓的水管工通过排水管挤进了满是愤怒乌龟的冥界。日本票房最高的电影是《千与千寻》，是一部讲述一个家庭被困在超自然世界的动画片。
“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总会听到这些神隐（kamikakushi）故事，”《时代》周刊聘请的翻译马霍（Maho）说（所谓“神隐”即“离奇消失”）。她又补充道：“消失的人总会带着一些印记回来，以证明他们曾经被带走过。”
这类寓言往往是超现实的、残酷的。比如，有个故事提及，一个五岁的孩子在山里失踪，几周后才回到家，肚子里塞满了小蜗牛。《远野物语》（The Legends of Tono）中，人类学家柳田邦男（Kunio Yanagida）记录了女人们被怒目圆睁的山野人带走的故事，以及女孩们被恶魔河童拖入深水的故事。他们生下的怪物被“砍成碎片，装进小酒桶，埋在地下”。
然而，日本官方统计数据并未反映出盛行的消失文化。2015年，日本国家警察厅登记了约82,000名失踪人员，截至年底，已找到约80,000人。其中只有23,000人的失踪时间超过一周，约4,100人死亡。而在人口约为日本一半的英国，2015年有超过30万通失踪报案电话。
日本失踪人员搜寻支援协会（MPS）是一个为失踪者家属提供援助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认为官方公布的失踪人员数明显过低。协会网站称：“实际未登记的失踪人数估计有几十万。”
（mps.or.jp/english/）
牛津大学日产研究所的日本社会学教授苅谷刚彦（Takehiko Kariya）解释说，虽然每个国家都有人失踪，但受某些因素影响，日本的失踪现象可能更为普遍。他说，在过去的20年里，学校已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个人表达能力纳入教学范畴，但社会和职场环境却没有相应的改变。应届毕业生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等级森严的办公环境中，待遇并不比上世纪80年代的工薪族好。
此外，在日本经济繁荣时期，纪律性和团队精神是两大优点，但这在20年来的经济萧条中已日益僵化。假期越来越短，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公司对个人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2016年10月的政府白皮书显示，超过20%的日本公司表示其员工每月加班时间达80多小时。这些情况使众所周知的“过劳死”现象长期存在（官方称每年约有200例过劳死案例，但某专家估计实际数字可能超过1万）。
（www.japantimes.co.jp/news/2017/03/04/national/media-national/much-time-take-save-life/#.WMjeShJ95Bw）
苅谷说：“人人互相注视。没有出口，也无处可逃。”他补充道，与此同时，家庭和社区支助结构已经瓦解，“曾经以群体为导向的社会现在由相隔甚远、个性化的人组成。独居变得越来越普遍。人们非常孤独。”
驻日本的资深记者杰克·阿德尔斯坦（Jake Adelstein）说，在这样一种文化中，辞职被认为是可耻的，而消失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他告诉《时代》周刊：“面对自杀、工作到死，或者干脆消失并开始新生活的选择，消失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项。失踪总比死亡好。”
但这些失踪的人是谁呢？在一个租房、买手机或进日托中心都涉及复杂的官僚主义手续的国家，其2015年的数据显示只有6235人露宿街头，那些人间蒸发者究竟去了哪里？
“我开着车，带着狗，消失了”
人间蒸发者可能充满神秘色彩，但满足其需要的企业却很常见。这些企业统称为yonige-ya，即“夜逃商店”。商店网站上充斥着大同小异的照片，上面是整洁的会议室和穿戴整齐的员工。
20世纪90年代，一部名为《夜逃屋本铺》（Yonigeya Hompo）的电视剧以虚构的“旭日东升”夜逃商店为主题展开。该剧的内容提要是：“需要帮助你管理财务吗？你债台高筑吗？旭日东升正是你所需要的咨询公司。采取权宜之计为时已晚？逃跑或自杀是唯一的出路？旭日东升可以给你帮助。白天，源氏正彦（Genji Masahiko）经营着一家声誉良好的咨询公司，晚上，该公司会帮助绝望的人寻找新生活。”
斋田美穗（Miho Saita）是现实生活中TS夜逃公司（soudan24.info/）的首席执行官，她在大楼林立的东京品川区的一家咖啡馆与《时代》周刊记者会面。微弱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桌面上，商务人士聚在此处吃着三明治、吸着烟。
斋田脱掉外套，说起了当天早上她接到的一通奇怪电话。电话是一位惊慌失措的潜在女客户打来的。她说小儿子一直睡不好觉，而她在制药公司工作的丈夫一直在给孩子服用强效镇静药，她担心儿子受到伤害，或者是过量用药。所以她来电咨询斋田，她和儿子是否可以选择直接消失。
46岁的斋田对策划“个人消失案”并不陌生。她说，大约15年前，她躲去了沿海的神奈川县以逃脱家暴她的丈夫，她边说边用美过甲的手指了自己脸上的伤疤，后来她在那里开了几家餐馆。她说：“当时没有法律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警方只能要求（施虐者）停止施暴。我就开着车，带着狗，消失了。”
有时，整个团队会一起策划、安排客户的失踪，在夜深人静时迅速清空其公寓。TS公司的单次服务费用在5万日元（450美元）到30万日元（2,600美元）之间，具体价格取决于客户想带着多少财物逃跑、要跑多远，以及是否需要连夜出逃。若带着孩子或者是逃避追债人，价格会更高。TS公司每天都会收到5到10个像斋田描述的那种咨询。大多数人只是需要建议或法律咨询，但TS公司称每年会帮助100至150人消失。
TS公司的官网用日语强调，该公司会对每个失踪请求进行专门考量，不会帮助那些涉及非法活动的人。然而，在外国人看来，TS公司和其他类似的公司似乎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来行非法之事。
例如，斋田说，为了帮助客户消失， TS的22个分公司都可以签订虚假的手机号办理合同，或将信件改寄到完全不相关的公寓中。在跟踪案件中，该公司会彻查汽车和房屋以寻找窃听器和跟踪设备。
虽然TS是此类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但斋田声称，有许多这样的公司在努力“填补”警察、妇女庇护所和社会公益机构留下的空白。评论家说，这一空白的出现，部分原因是警察无力防止家庭暴力的持续发生。直到2001年，日本才颁布了第一部家庭暴力法。《日本时报》报道，据2015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四分之一的日本女性遭受着配偶的虐待，该报道指出一些专家认为实际比例可能要高得多。斋田称：“几乎所有我的客户都向警方报过案，但警方无法提供实际帮助。”
京都大学社会学教授伊藤木雄（Kimio Ito）曾就性别问题撰写过几本书。他告诉《时代》周刊，日本警方一直以来缺乏对家庭暴力的应对措施。然而，2010年警察厅的一项举措——培训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案件，并提高女性警察在受害者咨询中的作用——似乎取得了成效。警方通报的家暴案数量翻了一番，从2010年的34,000起增加到2016年的70,000起。伊藤说：“我认为，这些数据表明日本在家暴干预方面的工作正在改善。”
家庭暴力受害者约占TS客户数量的20%。其他寻求夜逃公司帮助的原因包括来自债务、邪教、跟踪者或压迫性雇主的压力。不过，偶尔也有一些人无缘无故想消失。斋田说：“当我们问你想去哪里时，他们会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改变自己。我不属于这里。’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新地方，一个新世界。”
逃避赌债是很常见的失踪原因。据彭博社统计，弹球馆和老虎机是日本最广泛的赌博形式，其2015年的收入超过了23.3万亿日元（合2030亿美元）。这比拉斯维加斯、新加坡和澳门的总收入还要多，约占日本GDP的4%。还有一些其他骗局：普遍存在的金融担保体系意味着人们可能会突然需要为他人的债务承担责任；透支额度高得几乎闻所未闻，因此那些受到金融冲击的人要被迫借高利贷，甚至有时要向犯罪集团借贷。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1-29/japan-is-a-gambling-hotspot-even-before-casinos）
寻求夜逃公司的帮助并不是想消失之人的唯一选择。事实上，对于债务人来说，像斋田提供的那类秘密搬迁服务的费用通常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有些人宁愿参照指南独自行动。其中一本指南为《完美消失：重启生活》（Perfect Vanishing: Reset Your Life），还有一本被译为《消失完全手册》（The Complete Manual of Disappearance），书封上写着“抛弃悲惨的现实”。
“人是很容易被预测的”
既然有了专门帮助人们失踪的行业，那随之而来的是专门寻找失踪者的行业。据警方统计，2015年日本共有5667家注册侦探社。Hara是东京最大的侦探社之一，约有100名在册侦探。
（www.npa.go.jp/safetylife/seianki/statistics/H27_tantei.pdf）
它在东京繁华的新宿区设立了一个不起眼的分店，店内并不像黑色电影所展现的那样。首先，室内禁止吸烟。另外，咨询的问题必须提前传真过来。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向我们鞠躬致意，并将我们带到有人造盆栽和百叶窗的房间。随后，她过来沏茶。
菊池正树（Masashi Kikuchi）是一个有些害羞、浓眉大眼的侦探，他穿着一件细条纹衣服，眼睛里布满血丝，坐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他说，作为一名私家侦探，所做的工作与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大多数咨询者都是寻找伴侣婚外情证据的人，或者是想窥探孩子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父母。
菊池说：“我原以为会像电视剧里那样，我想帮助人们。我没有意识到，这么多的案件都是关于情爱之事的。”
然而，Hara公司约有五分之一的案件涉及失踪人员。该公司专攻那些潜逃了10天至一个月的人。菊池说，大多数失踪者都是在家庭关系破裂后消失的，但逃避无良公司或赌债的情况也很常见。他们通常会躲在弹球馆和廉价旅馆，直到被找到。他接手的案件中约有10%的人以自杀告终。
日本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自杀率高居第二梯队的国家之一。尽管2015年日本自杀人数已降至25,000以下——近18年来的最低水平——但自杀仍然是22至44岁人群的主要死因。
（www.japantimes.co.jp/news/2016/05/31/national/social-issues/suicides-2015-japan-numbers-still-serious-among-young-elderly/#.WOzZDhJ95n4）
虽然人间蒸发会让当事人家属承受不可思议的痛苦，但这至少使亲人免于承担其自杀带来的巨大成本。除了承担自杀者的债务外，亲属还可能要承担昂贵的清理费用。例如，有人在某幢大厦内自杀或跳楼身亡，大厦管理部门会向家属收取清洁费用。铁路公司也会向跳站台自杀者的家属收取因干扰列车正常运行而产生的费用。
菊池提供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收录着已解决的案例。塑料夹页里的偷拍照片显示了失踪者常去的一些地点：廉价旅馆和网吧。这是失踪者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有一张照片是一个中年男子站在空旷的高中校园里。第二张是在棒球场。第三张是在动物园。菊池说：“人是很容易被预测的，那些想自杀的人会去曾经带给他们最多快乐的地方。”
他补充说，大约20%的失踪案件是无解的死胡同。“有时我们的侦探发现了某些线索，比如一辆被遗弃在垃圾场的车，但他们无法据此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他们无法判断这个人是自杀了，还是故意设下了这样的圈套，所以我们只能停止调查。”
“我还不是鬼”
就他们的存在而言，人间蒸发者在日本属于被遗弃的群体。
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大约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秽多（eta，日本部落民的一种，日本传统社会中被定义为的“贱民”，译者注）从事平民百姓不齿的肮脏工作。此外还有一个更低的阶层，即非人。这些人包括歌舞伎、妓女、猴子驯兽师，以及未经许可背井离乡之人。非人不会被计入人口普查。法律不允许他们结婚或生孩子，即使他们真的有了孩子，这些孩子也不被认可，在社会上相当于不存在。无论是在地图上或其他任何方面，他们破败不堪的居所都从未被承认。
明治学院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社会人类学教授汤姆·吉尔（Tom Gill）说：“从江户地图上被抹去的废弃居所和从东京地图上被抹去的三谷区之间有着相似之处。这是假装问题不存在的悠久传统的沿袭。”
三谷区——莫格书中描写的地方，也是许多人间蒸发者的预想目的地。该区在17世纪曾是个刑场，成千上万的罪犯在那里被斩首。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日本仅存的几个贫民区之一。与横滨的小武町或大阪的蒲崎一样，在日本经济繁荣时期，三谷区也是数千名日本工人的家园：与重建日本经济的白领相比，他们只是些无名小卒。这是一个人们可以靠临时体力劳动过活的地方。偶尔也会有三谷区的居民攒钱回到主流社会的事例，但就像许多男性蓝领阶层一样，酗酒、赌博和贫困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很少有人成功。
尽管这可能是它的过去，但如今的三谷区与其他任一个不起眼的东京郊区大差不差（即使略有夸大）。该区的血腥历史在诸如“骨街”这样的街道名中流传下来。然而，除了市政广场附近的一个破旧帐篷居点和人行道上零星的醉汉之外，并没有失踪者来此聚集。这里只有常见的便利店、自助洗衣店、警察局和背包客旅馆。
还有62岁的秋本（Akira）。他沐浴着阳光，在一个破旧的购物商场旁玩着填字游戏，一边喝着清酒一边说：“这里曾经是一个工人镇，但现在是一个福利镇。这里没有工作。他们没有带走任何人。” 他身边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捐赠的食物。
秋本从袋子里拿出一包薯片，他不认为自己是人间蒸发者，也不认识任何人间蒸发者。“我还不是鬼，”他笑着说。
然后他转回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挠挠额头，定下心来破解线索。
文/Joseph Hincks
译/Amanda
校对/Yord
原文/time.com/4646293/japan-missing-people-johatsu-evaporated/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Amanda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