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一成立，便积极投入到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去。它一方面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展开论战，打击保皇派的改良主义路线，宣传革命；另一方面扩大组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力图以武力推翻清朝专制政府。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是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百日维新”失败后，仍继续鼓吹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路线，并且从1899年以后分别到加拿大、日本和南洋等地组织“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从而成为保皇派，妄图阻止中国革命的继续前进，他们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保皇思想，竭力打击民主革命力量，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一度被其迷惑，从而使保皇势力大增，严重阻碍着革命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给改良派以迎头痛击，从政治上、思想上揭穿他们的反动目的，革命便不能发展。因而，孙中山逐渐从迷惑中清醒过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进行坚决斗争。从1900-1905年，孙中山便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宣传革命，号召人民从思想上、组织上同改良派划清界限，结果一度被保皇派所侵占的阵地又被革命派夺回，两派的论战也渐渐走向高潮。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更加意气风发地领导革命。对疯狂反对革命的保皇派进行更广泛、更全面的斗争，把论战引向新的高潮，展开了和保皇派改良主义思想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是通过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的宣传工具《新民丛报》开展论战而实现的。1906年4月《民报》第3号发行号中，列举《民报》和《新民丛报》根本分歧的十二个问题，声明自第4号以下进行分类辩驳。革命派有组织、有计划地同改良派的大论战剧烈展开了
《民报》是论战的主要阵地，同时散布在海内外各地的革命报刊，如南洋的《中兴日报》、檀香山的《自由新报》、仰光的《光华报》、温哥华的《大汉公报》等纷纷投入战斗，分别同保皇派在当地的报纸日本《新民丛报》、《南洋总汇报》、《新中国报》、《启南新报》、《商务报》、《日新报》等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先后卷入论战的报刊达数十种，论战的主要地点为国内的上海、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东京、横滨、檀香山、旧金山和新加坡等城市，其论战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为中国近代史上所仅见，形成了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辩论。
《民报》与《新民丛报》大论战
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这场论战的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归纳起来，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是保皇还是革命?是维护清政府，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道路，还是推倒它，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是维护还是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是针锋相对的，革命派对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正如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会上所作的三民主义思想的演说一样：“因不愿少数满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因不愿君主一个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即坚决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在政治革命胜利后，进行改造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而改良派对这三个大问题的回答则截然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为清王朝辩护，妄图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实行君主立宪，并且极力反对任何社会革命。
孙中山在这场大辩论中所写的《民报•发刊词》及其演讲稿《驳保皇报》、《敬告同乡书》、《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肯认错》和《平实开口便错》等文章，全面地阐释了三民主义，有力地驳斥了保皇派对同盟会及其纲领的污蔑和攻击，成为革命派和改良派斗争的犀利武器。同时，他还亲自口授或授意别人撰写了大量的具有战斗力的文章，列举大量的事实，揭露清王朝投降、卖国、残虐人民的罪行，指出清王朝是中国贫穷落后不能独立之根源，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去清除这一“野蛮专制政体”，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才能避免瓜分，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从而击中了保皇派的要害，揭露了其甘为清廷走狗的丑恶嘴脸。
不仅如此，孙中山又领导和组织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如黄兴、胡汉民、田桐、林时塽、朱执信、汪精卫等人先后参加论战，撰文批判保皇派。这中间，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孙中山的革命战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杰出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朱执信，从1905年到1908年，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论满洲欲立宪而不能》、《驳“法律新闻”主论清廷立宪》、《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和《心理的国家主义》等，以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为纲，驳斥改良派的反革命谬论。他从当时的国内民族矛盾出发，论证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当“以一役而悉毕其功”，分析了社会革命的主力和对象，以及其形成原因，抨击了清王朝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说明这个政府就是“内忧外患”的祸根；揭露了清王朝假立宪之骗局，把康、梁之流所散布的种种谬论斥之为欺骗人民的谎言，指出清王朝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的改革。他极力主张用革命方法去求得共和之实现，反对改良主义之调和论，号召人们摒弃对清王朝之幻想，举起反清旗帜，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领导的这次对改良主义的人民论战彻底地剥开了改良派充当的清朝走狗的画皮，驳斥了改良派反对革命的谬论，清除了其反动影响，捍卫并发展了民主革命纲领，夺取了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从而使保皇派的喉舌不得不停刊，其势力则一落千丈，越来越被人所唾骂，而革命势力则蓬勃发展，使得改良派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数年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⑴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但是，在论战中，革命派亦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即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依然缺乏革命的彻底性。
在与改良派进行论战的过程中，孙中山积极扩大组织，与此同时积极组织各地的武装起义，力图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便派遣了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回国，为准备武装斗争集结力量。同时，他本人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武装起义的种种筹备工作中。他往来于日本、南洋、欧美各地，筹建革命组织，宣传革命道理，联络会党，筹措经费，目的都是为组织武装起义。不仅如此，他还和黄兴、章太炎等同盟会领导人一起制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的《革命方略》，其中包括《军政府宣言》，革命军、地方政权的建制，各项军政布告和《对外宣言》等，专供各地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时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和指导对外关系之用。《革命方略》的制订，显示了同盟会和孙中山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义，推翻清朝之巨大决心。
孙中山在领导组织对改良派论战的同时，他在1907年-1911年的四年之中，领导革命党人连续不断地组织了八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1911年4月27日发动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对清廷打击尤为沉重。这次起义，孙中山表示要“尽倾吾党人材、物力以赴之”，“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号召大家“踊跃输将”，以尽“救国之责任”。⑵因而，黄兴、赵声在香港跑马地35号组成了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动员了同盟会的大部分骨干。同时分派党人都往长江流域各地联络革命团体，并专令人员负责发动新军、防营、巡警及联络番禺，南海惠州等地会党和“绿林”，同时组成八百人的先锋(敢死队)运送大批枪械到广州，在那里设立秘密据点38处，拟制了十路进袭的战斗计划。而孙中山则在海外筹集了大批经费，并从海外购买枪弹回国，后又派干部回国。但是这次起义却由于清政府的戒备森严而使起义日期屡次延期并被打乱，所以于4月27日发动之时，规模变小，黄兴率一百多人激战一昼夜，占领两广总督衙门，最后遭镇压而失败。但是，革命党人为救国而奋勇直前，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震动了清王朝，振奋了全国。孙中山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这次起义“使革命之声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⑶认为它是辛亥革命的前奏。
孙中山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说明他没有认识到革命必须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尤其要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而他组织的起义都不是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而是只利用军队或会党的单纯军事冒险，同时又过度依赖海外接济以及没有起义必胜的自信。所以这些起义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失败。
未完，待续。
⑴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第九十二期。
⑵杨汉朝自述《纪总理庚戌在槟城关于筹划广州起义之演说》《建国月刊》三卷一期。
⑶《复谢秋函》《国父全集》第三册。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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